王新杰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在清初渐兴的儒家经典考据、辨伪之潮中，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可谓是一部标志性作品。阎氏从《古文尚书》之篇名、篇数、典制、文法等方面罗列证据128条，以严谨之考据得出《古文尚书》乃晋人伪作的结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十三经注疏·尚书·引言》中论及《尚书古文疏证》《古文尚书》之真伪曰：“自朱子以来递有辩论。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1]322。清代以降，学人多以此书考定了自宋以来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的学术公案。江藩《汉学师承记》对《尚书古文疏证》考据之价值评断曰：“读阎若璩《古文疏证》乃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人伪作。”[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有“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1]409的赞誉。《尚书古文疏证》成书于清初考经证史蔚然而兴的学术氛围之下，阎氏的考据之功为其时学人所重，自在情理之中。然而，细考阎氏著述之旨，《尚书古文疏证》绝非单纯的考据之作，而是有学术思想寄寓其间。仅就阎氏其以《古文尚书》这一儒家经典为考辨对象的著述行为而言，其学术意义非同小可。此书剥去儒家经典不容置喙之外衣，“四书五经”由以往仅可被崇拜、诵习变为可以被研究甚至质疑的对象。在其之后，考订儒家元典之作相继而出。从此层面而言，阎若璩的考据工作不啻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诚如梁启超针对《尚书古文疏证》所发议论道：“两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