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

(杭州师范大学 沈钧儒法学院，浙江 杭州311121)

两宋时期大致算是中华传统文明的最后辉煌时期。“崖山过后无中国”说虽不很准确，但多少能描述宋元之际社会变化之巨。宋史学者吴钩先生认为，作为近代社会标志的“商业化”“市场化”“货币化”“城市化”“契约化”“流动化”“平民化”“功利化”“福利化”“文官化”等萌芽或端倪，在两宋时代特别是南宋时代大多已经出现，说宋代是近代中国的黎明并不为过。但自元代开始、回潮或加剧的“家产制”“家臣制”“诸色户计”“驱口制”“匠籍制”“路引制”“籍没制”“人殉制”“海禁”“宵禁”、肉刑酷刑等等，又标志着历史的重大倒退[1]。这一倒退，不只是典章制度和生活模式的返祖性巨变，更有“君子—士大夫”群体的消失或黯然失色。两宋三百年间，名公名臣如璀璨群星。从北宋的赵普、窦仪、薛居正、吕蒙正、吕端、寇准、宋庠、晏殊、吕夷简、韩琦、曾公亮、富弼、文彦博、范仲淹、范纯仁、包拯、张方平、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苏辙、黄庭坚、吕大防等，到南宋的李纲、宗泽、李光、赵鼎、胡铨、韩世忠、岳飞、辛弃疾、范成大、陆游、乔行简、文天祥、朱熹、张栻、陆秀夫、张世杰等，今日稍有国史知识者都耳熟能详的这一长串两宋名臣名公名单，可以让历史上任何一个国祚两百年以上的朝代(如两汉、两晋、唐、明、清)为之逊色，构成了中国历代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两宋名臣名公队伍，以儒为体，以法、道、佛为用，本于天赋良知，善养浩然正气，初有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追求，坚持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准则，鄙视以妾妇之道事君者，尽忠君国、心系黎民、廉洁奉公、勇于任事，追求德功言三者并立，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