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悦，胥兴春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儿童观是成人对儿童的整体认识与看法，其抽象观念的表达需要借助媒介来展现。儿童文学是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产物，童话是其中最重要的体裁之一。中国原创童话故事是中国作家创作的适合儿童阅读、符合儿童心理的具有想象性、幻想性以及夸张性的故事，是成人所作、直面儿童读者，寄托着成人对儿童的美好希冀。可以说中国原创童话故事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儿童观的演变史。在不同儿童观的指引下，儿童文学作家们在童话故事中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儿童形象，并逐渐产生了各具时代特征的童话创作理念。因此，从童话故事角度考量儿童观，利于深入剖析成人对儿童观念层面的变革与发展，对反思与重构现代儿童观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原创童话故事的百年叙说

（一）源：“文以载道”到“文以启蒙”（1919-1931）

五四运动起，儿童开始被成人发现，深刻影响儿童教育、儿童精神的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立即得到了五四青年精英的极大关注［1］31，人们满怀热忱投身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之中，先后创办了《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刊物，涌现出以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一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至此，统治中国儿童数千年的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载道”的读物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发展欣欣向荣的时代，也是现代儿童文学的良好开端。但由于儿童观是舶来品，大多数中国儿童作家虽然具备承认儿童独立人格和个性的思想观念，但却未将儿童观体现在作品中，出现了理论与创作的错位。郑振铎在《<稻草人>序》中指出，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在内忧外患的年代给予儿童“天真的国土”，并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1931 年，国民党教育部明令严禁“鸟言兽语”童话，意味着国家层面对“儿童本位”的否定，认为“鸟言兽语”是教育的倒行逆施，违反了社会价值。国家仍坚持儿童读“训育式”读物，把儿童当作知识的传授对象。“鸟言兽语”争论持续不断，这反而促进了儿童文学工作者更加坚信童话是儿童真正需要的文学，拟人化的写作手法与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才能极大地满足儿童的想象，进一步充分肯定了童话的价值。

（二）起：“文以启蒙”到“革命至上”（1931-1949）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想成为超越一切之上的时代主题。童话故事作为深刻影响儿童的读物理应肩负起教育之功用，积极配合国家教育机关以及学校、家庭所提出的“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教育要求。1942年，在毛泽东“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影响下，作家们提笔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激励少年儿童保卫国家、捍卫领土的精彩故事。从抗战中取材，直接服务于抗战，是战时儿童读物的特色。作家迫不及待书写“教给儿童的童话”，童话内容得到了极大丰富，涌现了以张天翼《金鸭帝国》、陈伯吹《波罗乔少爷》、老舍《小木头人》等大批抗战题材的童话作品。

抗战胜利后，中国历史与中国儿童文学一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45年5月，“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的成立，团结了一大批满怀热忱的儿童文学作家，用作品反映儿童主义政治和社会主张，以儿童的口语来传达儿童所能理解的意念［2］。在此观念影响下，以茅盾、叶圣陶、张天翼为主要代表的作家们为童话故事作品注入了“革命的理想热情”，将童话故事视作承载着时代精神与人文内涵的重要载体。虽然这一时期的童话作品丢掉了“传统童话的创作手法”，舍弃了“儿童本位的观念”，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的作品或多或少留下了急于求成、夸大文学效用的时代印记，但却合乎时宜地反映了战争时期儿童所需要的文学精神。

（三）承：“革命至上”到“功利主义”（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战火岁月中艰难挺进的儿童读物有了茁壮成长的沃土。虽然童话故事作品仍未甩开时代赋予的教育意义，提倡“每一篇都应当有它的教育任务”，但总体发展上迈入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在经济建设稳步向好时，国家意识到儿童读物的奇缺，通过发布《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等呼吁全社会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儿童读物的创作与发行。

1960 年儿童文学界对陈伯吹“童心论”的批判，是对儿童文学的一次沉重打击［3］185。随之而来的十年文革使童话创作出现了不进而退的衰落局面。

有别于三四十年代宣扬的“革命至上”观，这一时期大多童话作品受苏联的影响，崇尚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以幼儿为本位，注重幼儿的个体需要和个人发展”的观念，被视为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在我国遭到批判和废止［4］。童话作品呈现出功利主义的特性，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作家们倾向要把儿童领入规划好的人生道路，“要让孩子们看得进，能够领会，且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使孩子们能够在思想方面和情操方面受到好的教育和影响”［5］66，功利儿童观牵引下的写作脉络呈现为如何在集体的帮助教育下，克服种种缺点，取得进步。童话故事主基调变得平庸流俗。

（四）转：“功利主义”到“走向儿童”（1978-2000）

1978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奠定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根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焕发出勃勃生机。社会发展形势利好下，童话故事作品也进入快速发展期。《人民日报》社论宣告废止“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沿袭数十年的观念，标志着儿童读物开始向文学本体回归。“儿童文学是文学”［6］的提出打破了教育工具论的束缚，洗去了功利主义教育色彩。儿童读物的创作旨在引领孩子探索人生的奥秘和真谛，培养孩子的健康审美，净化孩子的灵魂和情感。可以看出，八十年代寻求“回归文学”的背后是回归“人”的本质属性。因此，在一个个鲜活的童话故事作品背后，作家开始追求文学性、艺术性，力求重塑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观，弥补五四时期出现的理论与创作间的错位，摒弃教育工具论带来的从既定的思想和规定的主题出发的创作思路，提倡尊重儿童的本质特性。

相较于八十年代的“回归人性”，九十年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人们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儿童本体，其背后是作家儿童观的逐步构建与成熟。童话作品在发展中割除了旧的政治功利色彩，增添了对儿童主体权利与地位的尊重，为进入新世纪的多元发展埋下伏笔。童话故事的类型与内容也日益丰满，主人公形象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一边倒”，都是热爱集体、无私奉献的劳动形象，转而呈现出多元发展、个性鲜明之趋势，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其美学兴趣已由描写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关系，明显转移到儿童世界与儿童文化本身，注重刻画年幼一代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心路历程和关心与感兴趣的的自身话题，进一步走向儿童的世界［7］89。

（五）合：“走向儿童”到“对话儿童”（2000至今）

进入新世纪，童话创作呈现出多元共生的良好态势，在科技迅猛发展、经济稳步增长的环境下，作家们开启了对儿童精神世界和内心情感表达的探索，更加关注儿童的主体需求，对儿童开展审美教育，丰富了童话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新的时代下，朱自强曾结合宽松、开放、包容的时代特征解读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儿童观，赋予“儿童本位”新的含义：“真正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就是不仅要服务于儿童，甚至不仅是理解与尊重儿童，而是更要认识、发掘儿童生命中珍贵的人性价值，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在这过程中将成人自身融入其间”［8］303。这是对“儿童本位”较客观且深刻的解读，儿童作品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解放与发展儿童，让儿童拥有了自主话语权。童话故事的创作也相继出现了“儿童视角”，借助儿童的目光展现具有审美特征的现实世界，引起广大儿童读者的共鸣。

2003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引爆了童话市场，“马小跳”是儿童观解放的产物，印证了儿童想要的就是符合市场的，要从儿童真实需要出发去理解定位儿童需求的意义与价值。“马小跳”的火爆反映出童话故事创作的儿童化倾向不应被视为洪水猛兽，它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表征［9］，儿童不应再被当作故事作品的被动接收对象。现代作家以儿童的需求与意愿为创作的出发点，让儿童诉求成为作品创作的灵感源泉，才能书写儿童喜爱的童话故事。直至今天，作家对儿童的认识更为开放与包容，对儿童的研究也转向儿童世界与儿童自身。“向儿童学习”才能使童话故事喜闻乐见，被儿童所接受。

二、从童话故事品儿童观的百年承转

儿童从一开始被发现，就对中国的儿童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直接渗入中国儿童文学的构建。五四时期“发现儿童”以后，产生了现代儿童观，进而产生了现代儿童文学作品。百年间童话故事作品从模仿借鉴、单一散落到自主创新、主题多元，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作品背后印刻着儿童观的时代性、历史性与发展性。从总体上看，儿童观的变迁走过了从压迫封建到诉求解放的复杂历程。

（一）从“小大人”到“小孩子”

五四运动伊始，我国一些学者对传统儿童观与教育观进行了严厉批判，否认了“小大人”作为儿童代名词的错误观念，试图纠正灌输式与被迫式的教育样态。鲁迅指出，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只有纠正中国几千年来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封建儿童观才能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教育制度和体系，真正解放儿童。从这一使命出发，人们企图借用杜威的儿童本位论的思想工具，摈弃中国数千年来“文以载道”的思想内涵，儿童重新被看作具有独立人格的特殊群体，开宗其一便是理解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与精神世界，其二让儿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其三让儿童成为独立的人。儿童一旦真正被发现，深刻影响儿童精神的读物便备受关注，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新青年在童话创作时超越了旧时将儿童与家国命脉相连的观念，从儿童特有的心理特征出发，将其视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促使“儿童本位”的观念形成与蓬勃发展［9］。在儿童形象的勾画上，提倡尊重儿童情趣，只写儿童身边的琐事，对于感情的渲染胜过智慧的辩解，抓住儿童特质的文学作品必深受儿童喜爱。但生不逢时，过于与传统思想相悖、远离当时民族发展之计的“儿童本位观”终难以适应时局环境，儿童文学作品的发展走向也深受影响。

（二）从“小英雄”到“小主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摒弃了“让战争远离儿童［10］”的美好愿景，中国童话故事中的儿童观有了从儿童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全面转向。在战争年代的儿童形象塑造中，一方面通过刻画“流浪儿”“难童”等备受战争压迫的苦难儿童，将战场形势和苦难图景融入少年儿童的日常阅读之中，让儿童了解战争的残酷，唤起儿童战胜战争的反抗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勇敢机智、舍身救人的时代“小英雄”形象，规划了如“挂横幅”“贴标语”等抗战时期儿童可为之事，帮助儿童获得抗战的知识与能力，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拯救国家危亡的行动中；又歌颂抗战必胜的光明前景和未来，激发儿童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之心。直至抗战后期，为鼓励更多儿童参与抗战事业，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中逐渐融入了育人之责任，更加强调文学与现实教育的紧密融合，认为“孩子们是伟大的，是新中国的一群小主人翁”［11］，对儿童建设未来国家予以期待寄托。因此，作家们将童话故事视为教育儿童思想、提升精神的载体，认为儿童才是革命的“小主人”，每位儿童应该理解现实社会政治之主张，走出家庭为了国家和革命而行动，童话故事中试图塑造一批保家卫国的“小主人”形象，催发与激励儿童具备革命思想精神、改写民族未来命运。

（三）从“小国民”到“小榜样”

建国以来，特别是从大跃进运动至文革结束，广大儿童难免受外界环境之变卷入时代洪流之中。这一时期的儿童观以“国家需要”为导向［12］，儿童被意识形态建构为“小国民”，其发展被视为配合国家之发展大计，附着了强烈的家国情怀与历史使命。“小孩子就是野蛮的”［13］3，这种希望借由儿童身上原初的野蛮性复兴国家的意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广为接受。可以说，国家观念下的儿童观推动了儿童发现的进程，为了民族复兴开始了解儿童的心理发展。但是，儿童本有的率性生活相当程度被革命生活所替代，成人化与政治化的儿童观念致使儿童的心理成长被严重忽视，同时，在被革命组织卷入和革命思想裹挟的过程中，儿童对家庭的归属感逐渐淡漠；作为国家需要的儿童，不断卷入高涨的时代运动中。此时，儿童被教育要为集体服务，童话被视为儿童的镜子，勇于知错就改、乐于助人的故事主人公时刻提醒着儿童不断改正缺点争做集体的“小榜样”。社会关注的重点不是儿童需要什么样的童话，而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儿童［14］，从而培养儿童服从集体意识，儿童的生长再次与家国振兴之命运相连。

（四）从“平凡人”到“接班人”

八十年代的作家用直面人生的笔触书写儿童成长的现实际遇，力倡“儿童的一切均指向未来，儿童的存在和意义与民族的生存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15］142，儿童兴则民富国强。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16］309，希望以“人”的成长破除社会、学校带来的“非人”的束缚，这是他们的群体性童年情结，亦是他们的群体性饱含人文精神的儿童观。这时，时代儿童已不再是“革命”的儿童，儿童观念与教育回归常态化，人们开始关注幼儿的整体发展与面向全体幼儿［17］。只希望儿童以“平凡人”的姿态享受童年生活，获得身心的愉悦感与满足感。

九十年代，我国签订了《儿童权利公约》，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儿童权利保护法案，其核心精神是尊重儿童，把儿童当作权利的享有者，表明儿童从“被动的成人保护对象”转变为“独立的人及权利的享有者”［18］。与此同时，儿童文学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再也无需服务于社会革命,许多个性鲜明、真实活泼的儿童形象展现出“实现儿童健康快乐成长”这一新的社会共识，“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提出再次赋予了儿童崭新使命——做好新时代的“接班人”成为人们对儿童的希翼。

（五）从“自由人”到“电子人”

精彩纷呈的童话故事背后是儿童观重归“五四”时代的继承与延续，也是成人悄然走近儿童、对话儿童的全然展现。人们开始接受多元的儿童观，不再仅从成人角度理解儿童，纷纷尝试俯下身来体察儿童的生活、与儿童对话。到如今，进入电子媒介时代，网络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模糊了成人与儿童的界限，儿童存在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多元性进一步被强化，“电子人”儿童的时代正式到来［19］。儿童能否熟练掌握新兴信息技术、实然具备媒介素养已成为儿童适应电子媒介环境的衡量标准。儿童媒介参与正成为儿童能否适应时代的新标志，不同的参与行为和能力让更多儿童在媒介时代享有独立的话语权与表达权，儿童独立性得以被充分挖掘与尊重。

三、儿童立场下中国原创童话故事的立身之本

纵观百年间既有受特定时代影响而出现的畸形“儿童观”，也有因借鉴模仿而出现的洋化“儿童观”。因为我们对儿童的认识始终摆脱不了时代的思维局限性，只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建构和完善对儿童的定义。如今，多元开放的文化并生，带来了儿童意识与儿童主体的解放，使得儿童得以在更广阔的话语体系中被讨论和研究。因此，站在儿童立场中寻求童话故事的延续与创新，抵制消费主义和娱乐化对童话作品的侵蚀，需重塑儿童期待的童话故事作品价值，以儿童为创作基点，作品中展现丰富多元的儿童视角，写儿童之所念，才能拓宽童话故事作品的广度与深度，顺应时代发展的要义与民族文化的递承。

（一）重塑儿童期待视野

1.明晰儿童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科学发展的历程看，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立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既是理论思维的基础，又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依据。形形色色的儿童观不仅是人们对“儿童是谁”的多样探索与回答，更体现着人对自我本质的寻根溯源。童话故事中儿童形象的创造最初来自于人们对一个个儿童的认识与看法，归纳形成对儿童的共识，继而主宰着儿童的外在体貌与内在品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创作形式及方法手段。由此，儿童是童话创作与研究的端点，必然会将儿童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探究与反思。

对儿童研究逻辑起点的再审视，为从社会历史存在的视角分析儿童提供了有力支持，为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儿童群体的存在方式、儿童存在的意义与教育的联系等各方面提供回应与解答。儿童不意味着只存在于特定的“儿童期”中，而是弥存在时间中［19］，童年期的流逝不意味着儿童身份的终止与消逝。恰恰相反，儿童时期形成的内在精神涵养能够受益终身，成人对世界的情感偏好与期望都能从儿童期中窥见。由此，百年间儿童观转合的梳理，顺应历史发展必然性而构建不同时代的儿童观，找寻研究儿童的原点，才能在时代发展中真正找到适合儿童的教育契机，为儿童提供更具可读性的童话故事作品。

2.呈现多元的儿童研究视角

基于各自的儿童立场和视角，研究者从不同学科构建了儿童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尽管如此，支撑跨学科研究的原点是对儿童的理解与承认。在童话故事中一个个儿童形象的背后勾画着成人精神世界中的儿童样态，儿童观凝练成为一个个文字符号，梳理童话故事作品能够直观体验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儿童理论的反思、继承与创新。另外，研究作品中学者对儿童的表述与描写，既能剖析学者自身的儿童观，又能横向比较归纳当时社会形态意识下的主流儿童观，将作品放入政治环境中考察，结合时政分析研究，能够避免以封闭化、不适宜地思想评判历史中的儿童观。以史为鉴，回溯不同时期儿童观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不但能够促进我国现代儿童观的科学构建，提供多元的儿童研究视角，还能推动儿童文学教育的改革与长远发展。

（二）儿童观的时代性转换

儿童是时代化的人，儿童在不断社会化中完成对自我的探寻与再度发现。童话故事的创作背后，作家对儿童的认识与理解，从教训到解放，从功利主义到游戏精神，从严肃到快乐、幽默，从“白纸说”到“种子说”［20］，从儿童对立到走向儿童，历经了数载光阴。这是人们对儿童认识与再认识的反复，其创作的灵感源泉亦是儿童观的时代性转换。

1.挖掘研究深度：以孩提之心伴随儿童研究

教育学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理应肩负起将客观的社会文化知识转化为人类主观理解的重担，促使个体充分感受到人类社会中历史和文化的存在价值［21］。儿童研究亦是如此，作家在书写给儿童的童话时，究竟应该坚守什么、摒弃什么才是最值得思考的。在儿童中心主义理论视角下，作家们理应秉承着孩提之心，伴随儿童研究与儿童一起探索童年的生命成长，在平等探讨中对儿童眼中的童年进行总结、回顾与反思，寻找对儿童生命的情感关怀，才最符合儿童作为人而存在的意义。继而扩展至找寻人生命的本质，将儿童作为人的社会价值上升到生命的存在与意义，既完美拟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人人成才、人尽其才”思想的价值旨向，又能更好地尊重儿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将权利的主体交还给儿童，消弭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身份界限，真正实现儿童本位。

2.拓宽创作广度：儿童成长指向时代未来

进入新时代，文化传播媒介极大丰富，传播效率迅速提升，过去童话故事承载的寓意已不足以适切日益发展的信息传播趋势。从传播价值取向上，童话故事中的教育涵义应主动适应越来越智能化、信息化、科技化的社会，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厘清新时代下教育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教育归根结底是培养人的活动，如何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满足社会需求与发展是其根本，在从人文关怀视角出发思考儿童、创作儿童形象时，还需关注儿童成长教育与时代的交融。从传播途径上，在“纸媒”到“智媒”的时代下，越来越多现代化产品卷入儿童的一日生活，“媒体童年”改变了儿童的成长轨迹，IPAD、早教机等层出不穷的电子保姆侵占着儿童的闲暇时光，儿童对新技术总是怀揣着特别的感情与操作欲望，而童话故事作为儿童喜爱的文学载体，更应在形式上和内容中展现现代科技的新力量，通过声光动画展现丰富的传播样式，不局限于纸本书上的文字与插图。从传播内容上，童话故事的创作仍要贴近并拓宽儿童的见识经验，指向现代社会培育儿童的根本要求。一方面帮助儿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兴力量，创作时代性、未来化、科技感的童话故事是时代的旨归，也是契合儿童成长的未来走向。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童话故事仍有着跨时代的意义与价值，文化才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根源，由此，童话故事的创作改写上仍要保留符合传统文化之弘扬精神，激励儿童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

3.坚守创作价值：童话书写民族文化自信

儿童世界是儿童群体创造的，是充满冒险、新奇与幻想的，儿童在自己的世界中创造着精神文化。童话是儿童与成人世界的纽带，而成人文化又影响着儿童世界的建构与发展。当前，市场化营销出现大量同质化的本土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大量精美包装的外国童话大力冲击着中国原创童话故事市场，家长开始倾向于购买美欧日韩的童话故事书。随着文学产业时代化的革新，如何提高本土化童话的市场竞争力成为了儿童文学产业的发展困境。儿童越发喜爱“讲儿童故事”的童话，儿童身份也从被动接受的小读者转为主动选择的积极参与者，成为市场的关键消费者。因此，为满足儿童的文学阅读诉求，中国原创童话故事应坚持与坚守中国文化自信，回顾与解读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图景，整合理论经验的同时吸纳西方童话之精髓，从而为本民族的文化书写服务，让儿童感悟本民族文化的渊源与博大，展现中华民族独立、务实、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这才是吸引儿童的立身之本。

从“发现儿童”起，儿童便成为文学创作的热点。回顾历史，鲁迅生活的时代已渐行渐远，但鲁迅那个时代的人们创造的“文锦识成便不磨”的儿童文学作品历久长存［22］。新时代的教育理论者更应传承中国文化自信精神，创新儿童研究视角，守正儿童本位立场，才能以更清晰、开放和多元的视角审视现代儿童观，并为未来儿童观的构建提供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