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申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学界普遍认为兵家是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1]433，一个优秀的兵家必有凝聚其思想的兵书战策传于后世。实际上所谓“兵家”是后世的称谓，秦汉时兵学多“以书类人”而非“以人称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即是其证。兵书是兵家之法，是记录兵家军事理论及其实践经验的重要载体，是其思想传于后世、门下弟子将其军事思想发扬光大的缩影。经过长时间的不断积累，从言行的记录记载逐渐成为具有完整、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的“一家之言”。先秦有许多传世的著名兵书，北宋时神宗诏校《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和《李卫公问对》并颁行于武学，号为“武经”以之试士，也成为后世历代钦定的武学经典和兵学教材。战争不仅是一种军事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续,是通过另一种手段实现的政治交往[2]20。西汉时“孙吴商白”已然并称，先秦百家无子不言兵，而兵家亦通诸子。因为在战国那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中，一个优秀的兵家在身兼军事家和思想家的同时，大多又会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尉缭子》今存二十四篇，班固《汉书·艺文志》“兵形势下”有《尉缭》三十一篇，杂家有《尉缭(子)》二十九篇。对于今本究竟是《汉志》所言的兵形势家《尉缭》还是杂家《尉缭》这个问题，当前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有学者认为缭书《原官》《治本》等篇多涉及政治而不言兵，故认为其应是刘向编入“杂家”的东西[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