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庄天慧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是城市相对贫困群体。文章在可行能力理论指导下，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研究结果表明：（1）从单维来看，专业技术、技术培训、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闲暇时间、现代技能、工会加入等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2）从多维来看，以3个指标被剥夺界定多维相对贫困，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达61.30%，多维贫困指数达25.10%;（3）从指标贡献度均值来看，位列前三的依次是工会加入、劳动合同和收入水平;（4）从维度贡献度均值来看，由大到小依次是政治权益、防护性保障、透明性保证、社会机会、经济条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相对贫困;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1）06-0001-14

一、引言

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民工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老一辈农民工不断离城返乡，逐步退出现代化建设大潮的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接过接力棒，成为该群体的中坚力量，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受到个体、环境、制度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包括新生代在内的部分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期间陷入了贫困，但受城乡二元分割扶贫体制等的制约，他们实质上处于城乡贫困救助的“真空地带”。伴随我国减贫事业的不断发展，尤其到2020年农村绝对贫困整体消除后，现行的减贫战略正在进行调整，由集中解决农村绝对贫困向城乡融合常规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流动人口被覆盖其中，并成为突破重点。城市的贫困监测与治理不再局限在户籍限制上，而是把一定时期内生活在城市中的所有人口均纳入到贫困监测和帮扶的范围之内，以确保所有公民均享有公平的社会福利和救济，保证城市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均等的发展机会，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有关农民工贫困测度的研究依然薄弱，使得农民工贫困规模和贫困特征难以被决策机构掌握，阻碍了农民工贫困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同时，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着同质化倾向，相对忽视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贫困的应有关注。

为此，本文试图在可行能力理论指导下，构建具有针对性的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数据，运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简称AF法），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贫困缓解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二、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构建

1.理论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贫困既是一种相对贫困，也是一种多维贫困。为此，本文将构建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阿马蒂亚·森于20世纪80-90年代提出并发展了可行能力理论。他将可行能力定义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而个人获取可行能力的程度将取决于五种关键性的权力或自由状况，分别是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和政治权益。其中，经济条件是指个体拥有经济资源的多寡。这些经济资源直接决定个体参与消费、生产、交换的机会;是否拥有或者能否得到经济资源，对于各经济主体实际上获得的权益具有实质性影响。社会机会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社会）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以及其他涉及公众人力资本提升和发展机会创造等方面所实行的制度安排，它们是影响个体享受更好生活所依赖的实质自由的重要原因。透明性保证的含义是促使人们在信息公开、明晰的环境中交易，确保市场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下进行，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求。防护性保障为人们提供社会安全保障网，预防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例如失业）的个体（家庭）、收入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个体（家庭）以及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弱势人群坠入极端恶劣的境况。政治权益则包括通常所指的公民享有的法定权利。这些权利和机会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人们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相互强化，既可以对个体的贫困状态进行判断，更是个体陷入或脱离贫困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将从以上五个方面构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指标体系。

2.指标体系构建

（1）經济条件维度指标选取。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衡量贫困的经典指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其各种基本生活消费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等都需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作保障。既有的诸多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偏低，收入维度的贫困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较高，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大并已表现出层级的分化。因此，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以及农民工群体内部部分成员相对贫困与否的重要潜在标志。为此，本文选择收入水平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条件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

（2）社会机会维度指标选取。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对扩展个体社会机会的作用不言而喻。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概念。他认为，在后工业时代，政治、经济等传统因素已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取而代之的是文化，而接受教育是积累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教育水平与社会机会紧密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社会流动方向。受教育水平越高，个体越有可能向社会上层流动;反之，受教育水平越低，个体越有可能向社会底层流动，甚至陷入相对贫困境地。为此，本文选择教育水平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机会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之一。现代技能。信息即机会。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获取方式也颠覆了传统模式，更多地依靠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电脑、智能手机等成为信息刊载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个体能否掌握、掌握多少现代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能够获取的信息量、能够接触的社会机会。为此，本文选择现代技能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机会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之一。专业技术。农民工从乡村流入城市工作的首要原因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这种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就业差异和就业技能差异导致的，具体表现在农业技能和非农技能的收入差距上。因此，是否获得制度性的技能培训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是否拥有更好的劳动技能尤其是非农劳动技能和更多的社会机会，也是其在社会机会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重要表征。为此，本文将专业技术和技术培训纳入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机会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范畴中。

健康水平。社会机会的健康选择机制明显，拥有健康的体魄则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机会。但农民工却面临一定程度的健康不平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显性的工作环境差;二是隐性的健康权益保障不足。农民工因工健康受损、体检难等新闻屡见报端。因此，该群体的健康水平尤其值得关注。特别是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城市回归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长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力量，其健康水平将直接影响个体劳动生产率及社会劳动生产率，影响现代化建设进程;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职业前景与未来状态，影响其将来的福利水平。为此，本文选取健康水平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机会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之一。闲暇时间。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是劳动者休养生息、提升自我进而拓展自身社会机会的重要保证。近年来的一些贫困研究已将闲暇时间纳入对个体贫困与否的考量，闲暇时间少到一定程度的人被界定为时间贫困（time poverty）者。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的休息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而且加班却无加班费的问题屡禁不止。我国在不断深化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价值必然会不断得到强调，人的权益必然会不断得到保障，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必然会不断深化落实。为此，本文选择闲暇时间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机会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之一。职业晋升。相关研究表明，穷人的特征之一是对未来的期望值很低。因此，对未来的低期望是贫困的一种表现，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则是反贫困的一种重要手段。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往往从事低技能、低职级工作，职业晋升空间有限。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揭示，职业晋升是激发个体积极进取、在职场发挥个人潜能的重要制度手段，也是个体获取更多社会机会的重要通道。这一通道也应对农民工敞开。基于这一价值取向，本文选择职业晋升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机会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之一。

（3）透明性保证维度指标选取。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作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的规范性制度协议，有助于提高签约双方履行合同的自觉性，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利，避免或减少劳动纠纷的发生，稳定和谐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走向规范化的起点，是农民工最重要的勞动权益之一，与其就业权和生存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因此，签订劳动合同是改善农民工透明性保证条件的关键突破口。但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偏低，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埋下了隐患。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升反降——签订率仅为35.1%，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因此，从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重要作用应然和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实然这一对矛盾中，可以看出劳动合同应是一个潜在的且应该改善的贫困指标。为此，本文选择该指标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在透明性保证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

（4）防护性保障维度指标选取。保险购买。社会保险作为一种风险预防和止损机制，具有稳定个体和社会生活的功能。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发达和文明程度。缺乏社会保险将降低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减弱其风险抵御能力，增加其陷入贫困的脆弱性。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参加各类社会保险的农民上比例均较低，最高的工伤保险参保率也仅为26.2%。农民工的防护性保障严重缺失，将严重影响他们的安全感、风险的抵御能力和福利。因此，本文选择保险购买情况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防护性保障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具体而言，本文将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购买情况。工作防护。工作防护是一项世界性的基本原则，目的是通过防止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保护劳动者免受职业危害、维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我国高度重视劳动者的工作防护问题，宪法明确要求，“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关系到农民工群体的生命健康权，理应受到重视。长期以来，农民工缺乏工作防护进而酿成安全事故、诱发职业病等的新闻报道屡见报端，农民工安全防护措施比较简陋、安全生产的权利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也得到了相关调查研究的初步证实，工作防护依然是农民工在防护性保障维度的一大短板。为此，本文将工作防护情况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在防护性保障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之一。

（5）政治权益维度指标选取。工会加入。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组织成立的主要意图，是通过提高劳方个体组织化程度，实现与资方的权力均衡，从而确保在与资方雇主谈判时切实维护劳方个体权益。工会对流动工人的权益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够与资方雇主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限和工作条件时维护其权益。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劳动权益救济方式的选择意愿受有无参加工会影响，工会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率，但农民工工会参与水平却呈现相对较低的现状。因此，工会参与是反映流动工人在政治权益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潜在指标。为此，本文选择该指标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权益维度相对贫困与否的指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包括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和政治权益在内的5个维度13个指标的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并给出了各指标的贫困剥夺临界判断标准（详见表1）。

三、方法与数据

1.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方法

本文借鉴Alkire和Foster联合提出的AF法来测算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状态。AF法的计算共分两步，第一步，识别贫困者;第二步，测量多维贫困。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该调查聚焦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由中山大学组织实施。为保证样本的全国代表性，该调查的样本覆盖了中国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以外的其他29个省市区，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在15至64岁之间。在抽样方法上，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multistage cluster，stratified，PPS sampling）。项目于2014年完成了第一次追踪调查，于2016年完成了第二次追踪调查。本文使用的数据为最新的2016年调查数据，从中筛选出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共计813个展开分析，以期为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提供最新的数据分析结论。

四、结果分析

1.单维贫困发生率

图1汇报了新生代农民工各指标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从图1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各指标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差异明显，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单纯使用某一个指标难以准确反映新生代农民工贫困状态全貌，突显出多维指标测量贫困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技术培训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达到86.84%;健康水平的贫困发生率最低，仅为2.95%。按照60%、30%、10%和1%分类，贫困发生率高于60%的指标共有4个，由高到低分别是技术培训（86.84%）、专业技术（86.72%）、失业保险（81.55%）、工伤保险（76.02%）;贫困发生率介于30%-60%之间的指标共有3个，由高到低分别是闲暇时间（55.84%）、现代技能（39.48%）、工会加入（31.37%）;贫困发生率介于10%-30%之间的指标共有4个，由高到低分别是劳动合同（17.34%）、职业晋升（15.87%）、教育水平（15.74%）、收入水平（10.82%）;贫困发生率介于1%-10%之間的指标共有2个，由高到低分别是工作防护（8.98%）、健康水平（2.95%）;没有贫困发生率低于1%的指标。

2.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

根据惯例，本文采取维度等权重法赋予各指标权重，各维度和各指标的权重赋予见表2。

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多维相对贫困被剥夺份额汇报在图2中。从图2可见，随着被剥夺指标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呈下降趋势。具体而言，当cutoff=0.231时，即13个指标中有3个被剥夺，也即13个指标中有3个被判定为相对贫困时，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H=61.30%;当cutoff=0.615时，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第一次下降到10%以内（7.60%）;当cutoff=0.769时，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第一次下降到1%以内（0.90%）;当cutoff=0.923时，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为0，即没有新生代农民工存在13个指标中有12个被剥夺的情况，也即不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13个指标中有12个陷入相对贫困状态的情况。综上，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较高，而且存在13个指标中有高达11个指标被剥夺的情况，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存在着相对贫困极端严重的案例，也即存在着深度相对贫困个体。

3.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从图2可见，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类似，随着被剥夺指标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也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具体而言，当cutoff=0.231时，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M0=25.10%;当cutoff=0.462时，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第一次下降到10%以内（9.00%）;当cutoff=0.769时，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第一次下降到1%以内（0.70%）;当cutoff=0.923时，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降为0。综上，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也较高，该群体中的一部分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事实得到了数据支撑。

4.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

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汇报在表3中。从表3可见，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存在差异。以cutoff=0.231为例，在该剥夺系数下，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贡献度最大的是工会加入、其次是失业保险、第三是劳动合同，三者对应的维度分别是政治权益、防护性保障和透明性保证;排在末三位的则是健康水平、职业晋升、教育水平，三者对应的维度均是社会机会。

从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贡献度的走势来看，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一直保持高贡献度，如工会加入，表明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剥夺较普遍的相对贫困指标;第二种是随着cutoff值的增加，贡献度由高降低，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表明虽然这些指标的缺失较为普遍，但并非导致个体相对贫困程度增加的指标;第三种是随着cutoff值的增加，贡献度由低升高，如劳动合同、收入水平，表明这些指标在相对贫困程度较严重的个体身上发挥的作用较大;第四种是一直保持较低贡献度，如健康水平，表明其是在整个指标体系中发挥作用较小的指标。

从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贡献度的均值（详见表3）来看，位列前五位的分别是，工会加入、劳动合同、收入水平、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表明这些指标是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重要贡献指标，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贫困治理需要重点着力的地方。与之相反，教育水平、健康水平、职业晋升、工作防护等指标的贡献度则相对较小，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指标所代表的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维度不值得重视，仅表明这些指标对宏观政策指向的普遍性意义不足，需要采取另外的更具人性化的针对性措施。

5.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

不同cutoff值下，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及其走势汇报在图3中。从图3可见，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大小不一、差异明显。以cutoff=0.231为例，防护性保障的贡献度最大，经济条件的贡献度最小，政治权益、社会机会和透明性保证位列其间。随着cutoff值的增加，各维度的贡献度不断变化。总体而言，存在两种变化趋势，一种是贡献度波动上升，一种是贡献度波动下降。前者包括经济条件和透明性保证，后者包括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和政治权益。这两种不同的变化趋势反映出各维度对处于不同相对贫困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贫困程度较浅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多是在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和政治权益维度被剥夺，相对贫困程度较深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是在经济条件和透明性保证维度被剥夺。从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均值来看（详见图4），贡献度最大的是政治权益，其次是防护性保障，第三是透明性保证，第四是社会机会。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1.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AF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第一，从单维来看，专业技术（86.72%）、技术培训（86.84%）、失业保险（81.55%）、工伤保险（76.02%）、闲暇时间（55.84%）、现代技能（39.48%）、工会加入（31.37%）等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第二，从多维来看，以3个指标被剥夺界定多维相对贫困，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达到61.30%，多维贫困指数达到25.10%。第三，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大小不一，存在明显差异。从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贡献度的走势来看，第一種是一直保持高贡献度;第二种是随着cutoff值的增加，贡献度由高降低;第三种是随着cutoff值的增加，贡献度由低升高;第四种是一直保持较低贡献度。从均值看，工会加入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是劳动合同，然后是收入水平，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分列第四、第五位。第四，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存在差异。随着cutoff值的增加，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不断变化，一种是贡献度波动上升，一种是贡献度波动下降。从均值看，贡献度最大的维度是政治权益，其次是防护性保障，然后是透明性保证，最后是社会机会和经济条件。

2.政策启示

以上结论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治理有着明显的政策启示：第一，调整瞄准机制，精准识别。识别贫困的维度越多，贫困状态的反映越全面，这一点已被历来的贫困识别研究所证实。贫困状态的反映越全面，越有利于提高扶贫政策制定、帮扶资源投递、脱贫成效检验的准确性，是反贫困极端重要的第一步。尤其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工作期间，生活环境、生存资源需求均与其在农村时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调整、优化贫困识别瞄准机制，从多维出发融入环境情景，精准识别出需要帮扶的贫困人口，摸清贫困类型、广度和深度，为精准帮扶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是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共同课题。这需要将贫困识别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与我国贫困治理战略体系、推进路径，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本文抛砖引玉构建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指标体系，以期后来研究能在该体系基础上批判、改进、优化，提出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上，可以借鉴成都市等地的做法，利用手机微信等软件构建流动人口信息申报平台，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为相对贫困监测提供第一手信息资料。

第二，立足多维贫困，精准帮扶。从贫困指标、维度贡献度来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精准扶贫的重点工作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力度，鼓励并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提高其组织化水平，依靠工会切实维护合法权益;二是规范书面劳动合同签订，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透明性保证;三是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不断改善贫困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条件;四是创新社会保险机制，扩大新生代农民工保险覆盖率，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防护性保障。

第三，锚定稳定脱贫，精准检验。从传统标准来看，脱贫首先意味着收入越过社会公认的贫困线;但从可行能力的视角来看，脱贫还意味着要在所设定的其他可行能力维度同时越过各自的贫困临界线，这意味着脱贫检验也应该是多维度的。根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收入虽然是脱贫与否最直接的显性标志，但可行能力的提升才是稳定脱贫的长效保障机制。因此，在检验针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脱贫成效时，应该更加强调和关注可行能力的提升，不断供给提升可行能力的制度，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设计明确的操作规程。在具体的脱贫考核评估上，借鉴农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功经验，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建立利益相关者回避机制，依托专业的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执行。

（责任编辑 李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