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宏伟风格”或“宏伟样式”一词指一种源自古典艺术的理想化美学原则。宏伟风格肖像的起源和模板是古代雕塑或文艺复兴绘画。

乔舒亚？雷诺兹爵士是这一趋势背后的推动力量。作为艺术分支，肖像画虽一派繁荣，但历史画的地位却是最高的，因此，雷诺兹认为，为了提高肖像画的地位，有必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集寓意画和说教画为一体的新绘画风格。1769至1790年间，在皇家美术学院做的15次“艺术讲座”的系列讲座中，雷诺兹极力建议画家们不要亦步亦趋地模仿自然，要对自然进行概括和美化。为了表现伟大和崇高，要把刻画对象画成与真人等大的全身像，背景环境常要有古希腊罗马建筑，以示文化和教养。18世纪70年代是雷诺兹职业生涯中古典和学院倾向最强的时期。在此期间，他画了一些寓意肖像，如三女士装饰许门像等，令一些画家，如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和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等唯其马首是瞻，也随之创作了一些极为高雅、构图复杂的贵族阶级重要成员肖像。他们认为，只有英雄人物和贵族阶层才适合做宏伟风格肖像的表现对象。他们的有些画大受欢迎，无数次被人临摹，如艾伦·拉姆齐为新加冕的乔治三世国王画的肖像（3）就被单独临摹了26次。

与此同时，鲁本斯（1577—1640年）和凡·戴克（1599—1641年）两位画家的肖像作品则成为另一种宏伟风格绘画的灵感来源。在这种肖像中，对象是更温文尔雅一些的贵族或绅士。托马斯？庚斯博罗是这种风格的主要倡导者（1、2、4）。和雷诺兹不同，庚斯博罗不喜欢画公共人物，更喜欢画朋友的肖像。庚斯博罗与比自己年轻的雷诺兹的一切教义背道而驰。他摒弃了雷诺兹学术化的学院式艺术理想。他的艺术理想更扎根于当代生活。他证明了，正式的训练和僵化的规则在表现美的方面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如肖像《蓝衣男孩》（1）所示。这幅画是他为了回应雷诺兹的一个讲座而画。两位画家在艺术上激烈竞争，彼此却互敬互重。在1790年12月的告别演讲中，雷诺兹对自己的对手给予了肯定，说庚斯博罗是所有雄心万丈的英国派画家之翘楚。

1.托马斯·庚斯博罗

蓝衣男孩，约1770年，布上油画，1.78米×1.2米

这是乔纳森？巴托尔（Jonathan Buttall）像。他是庚斯博罗（1717—1788年）的好友，一位富有的五金商之子。男孩身上的服装是纪念凡？戴克对羽毛和绸缎质感的精湛表现。这种服装是化装舞会上时髦的成人服装。蓝色是最难处理的颜色之一，在肖像中不太常见。

2.托马斯·庚斯博罗

弗兰西斯·邓库姆（Frances Duncombe）阁下，约1777年，布上油画，2.34米×1.55米

这里，刻画对象的服装和高堆的云鬓也是当时的时尚，又一次表达了对凡？戴克的钦佩之情。这幅画是弗兰西斯结婚前一年画的。她继母嫁入了拉德诺家。这是拉德诺伯爵（Earl of Randor）委托的几幅肖像之一，作为对自己的绘画大师早期画作藏品的补充。雷诺兹画的女性都是静止姿态，常倚于某种古希腊罗马建筑之侧。庚斯博罗则不同。他笔下的弗朗西斯正漫步在理想化的风景中，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3.艾伦·拉姆齐

乔治三世国王，1761—1762年，布上油画，2.49米×1.63米

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成为英国国王时年仅23岁。乔治做威尔士王子时，拉姆齐曾为他画过像，因此他委托拉姆齐（1713—1784年）而不是雷诺兹来记录这件大事。据说拉姆齐在索霍的画室里塞满了这件作品创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习作。刻画对象姿态优雅，表现出新王的勉为其难和高贵端庄。金色和黑点白底的毛皮反射着光，为袍子增添了生气，和脸上的朱红色形成了对照。

4.托馬斯·庚斯博罗

格雷厄姆夫人阁下，1775—1777年，布上油画，2.37米×1.54米

这是庚斯博罗笔下最美的女士，玛丽·格雷厄姆（1757—1792年）。1774年，17岁的她嫁为人妇。此画是庚斯博罗的样品，用以展示他的肖像画技巧。1777年，这幅画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之后一直放在庚斯博罗的伦敦画室里。格雷厄姆夫人因肺结核去世后，这幅画才交由其夫保管。19世纪40年代，此画被重新发现，1857年在曼彻斯特美展上展出。后赠给苏格兰国家美术馆，条件是此画永不离开爱丁堡。

5.乔舒亚·雷诺兹

乔治亚娜？斯宾塞女士，德文郡公爵夫人，1775—1776年，布上油画，2.37米×1.45米

乔治亚娜·斯宾塞（1757—1806年）是出名的美人兼社交名媛，文学和政治界的领军人物。她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女性之一，是公认的时尚领袖。威尔士王子倾慕她，玛丽·安托瓦妮特是她的密友。然而，嗜赌成性毁掉了她的个人生活。17岁那年她嫁与德文郡公爵五世为妻。这幅肖像是她婚后两年画的。

6.乔治·罗姆尼

高尔一家：高尔伯爵二世格兰维尔的孩子们，约1776—1777年，布上油画，2.03米×2.35米

画中人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人物，高尔伯爵二世格兰维尔（Granville，2nd Earl Gower，1721—1803年）八个孩子里最小的五个。此画灵感来自普桑的《随时间之神的音乐起舞》（约1630年）及1773年罗姆尼（1734—1802年）前往意大利途中在尼斯看到的女孩们围圈起舞的场景。孩子们拉着的手构成了这“U”形构图的中心，不落俗套。服装的动感强调了舞蹈的节奏。

本文节选自《艺术博物馆》，四川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