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 周雪峰

【摘要】当前越来越多的后发企业正在或已经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 并试图利用海外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实现从创新跟跑向创新领跑的转变， 但效果究竟如何？ 基于“识别海外并购动因——梳理传导路径——分析经济后果”的逻辑思路，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分析发现， 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为海外并购促进论和海外并购抑制论两个方面， 而悖论的原因可通过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审视识别外部情景因素的主要特征和海外并购的主要环节来得到相关解释。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的未来研究趋势， 以强化企业对海外并购的认知， 优化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而提升创新投资效率。

【关键词】海外并购;技术创新;情景因素;技术传导路径;能力;知识;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02-0116-8

一、引言

技术创新理论于1921年由约瑟夫·熊彼特首次提出， 其认为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创造产品价值以及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力量。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化， 技术创新也由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转变， 研发外包、技术联合、用户创新以及创新合作逐渐成为企业主体培育和获取创新能力的主流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作为后进经济体， 通过技术引进、合资办厂和模仿创新等开放式创新模式推动自身创新能力急剧增长， 逐渐形成功能完善的工业体系， 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弯道超车”。 然而， 随着创新能力逐渐接近技术前沿， 传统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在日益复杂的经济格局下捉襟见肘， 新型国际环境下采用海外并购获取创新资源已成为开放式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經济一体化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产业升级和新型工业革命推动海外并购取代绿地投资（创建投资）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基于技术寻求型的海外并购成为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手段。

近年来， 在“走出去”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海外并购发展迅速， 成为部分企业获取核心技术、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跳板和杠杆[1] 。 先后有TCL并购法国汤姆逊、三一重工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以及吉利“蛇吞象”瑞典沃尔沃等案例。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多以获取核心技术为目的， 但并购结果却大相径庭， 三一重工并购后成为国际混凝土制造大鳄， TCL却遭遇巨额亏损而元气大伤。 那么， 为何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海外并购促进”与“海外并购悖逆”结果？ 由此， 本文针对海外并购的动态过程， 以“识别海外并购动因——梳理传导路径——分析经济后果”的逻辑思路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见图1）， 对比发达国家技术并购经验， 寻求相关解释， 以期强化企业对海外并购的认知和优化企业技术创新行为， 为后发企业当前海外并购战略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二、海外并购动因

1975年，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奥利弗·威廉姆森在其著作《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中首次提出并详细阐述了技术并购理论， 他认为基于技术寻求型的海外并购是实现技术创新及多元化的重要手段。 相关研究从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企业突破式创新、复杂技术结构与新型经济体技术赶超[2，3] 等方面（见图2）对以上观点进行了验证并积极探索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时期， 采取技术寻求型海外并购提升创新能力， 参与全球竞争是海外并购的重要动因， 尤其是距离先进经济体差距较大的技术密集型后发企业[4] 。

三、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一）海外并购促进论

海外并购促进论认为， 海外并购能够通过促使企业获取所需新型技术， 更新和扩充自身技术知识储备， 弥补关键技术缺口， 实现并购双方技术互补， 避免知识创新活动的重复和冗余行为， 扩大提升技术知识在不同产品上的适用性及创新产出的量化与质化[5-7] ， 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见图3）。 吴先明、苏志文[1] 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整合后发企业相关理论， 选取了7个典型案例对中国企业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过程进行扎根理论分析， 发现通过海外并购杠杆作用可推动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实现技术追赶和转型升级。 Stiebale[5] 以技术专利作为创新绩效载体， 研究发现通过海外并购后发企业专利申请增加20%以上， 从而验证其推动了创新能力的发展。 梁宏等[8] 基于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及高阶理论等进行研究， 认为后发企业以技术追赶为目的的海外并购对企业技术提升是行之有效的。

（二）海外并购抑制论

Smith[9] 和Ornaghi[10] 等的实证研究结果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海外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负向。 他们认为， 海外并购涉及不同的制度背景和文化环境， 双方文化距离和情景因素的不同会转移领导者对研发管理稀缺的注意力、造成研发力量流失及效率低下、影响既有的工作节奏和研发惯例， 从而阻碍技术创新。 同时， 目标公司往往是理想标的和潜在威胁成分的综合体， 当主并公司所有权优势不突出时， 通常难以剥离不利成分， 从而降低主并公司的研发能力和强度， 拖累主并公司的优势资源甚至导致主并公司破产[11] （见图4）。 Szücs[12] 以美国265家公司并购数据为样本， 研究发现海外并购不仅没有提升主并公司的技术创新， 反而显著降低了其研发规模和强度。 朱治理等[13] 基于2004 ～ 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同样发现海外并购对主并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持续不可逆的负向影响， 且文化距离越大， 负向效应越大。

四、传导路径梳理

海外并购经济后果的研究产生悖论的原因主要在于海外并购情景因素与技术传导路径的差异。 本文通过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审视识别外部情景因素与内部并购环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寻求相关解释。

2. 海外并购、自我判断与技术创新。 企业在搜寻潜在海外并购目标企业时， 需要由内而外审视自己与目标企业的关系， 从而识别自身所有权优势和专业技术知识对目标整合的影响， 降低资源整合成本。 这主要包括企业经营效益、相关能力、创新意愿及其他经验的正确判断。 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 企业自身规模和经营效益是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突出表现， 也是获取海外目标企业核心技术进而影响技术创新的首要保障[23] 。 其次， 主并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有限， 会导致其资源整合成本增加， 技术的互补性将不足以抵消边际收益递减和资源整合成本， 可能不利于主并企业创新甚至导致海外并购失败[19] 。 最后， 吴先明[27] 认为企业自身的组织学习、吸收和整合能力对海外并购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特别是后发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长期开发积累从而具备的技术吸收能力， 能够识别外部机会并消化和运用并购技术， 是技术集聚性后发企业进行技术追赶及创新战略的基础， 能显著影响海外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 综上， 企业在刻意设计并企图通过海外并购实现技术创新的“弯道超车”时， 离不开对自身特征的正确判断和经验主义的避免， 从而突出所有权优势和克服外来者劣势。

3. 海外并购、领导能力与技术创新。 通过自我判断搜寻并购目标的过程中会受到管理者特征的影响， 因为在海外并购的决策、实施及整合等阶段， 核心领导层充当着关键角色并具有重要地位。 刘柏、梁超[28] 认为， 管理者特征和董事会决策机制对海外并购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 如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海外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董事会成员的海外经历可以显著削弱该作用。

从管理者特征来看， 海外并购投资活动成本高、情况复杂， 与日常经营相比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回逆性， 决策者个人精力和能力的限制往往会使核心领导层既有的决策偏好以及先前经验差异成为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重要因素， 而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能够通过影响并购双方文化距离而提高海外并购创新绩效[8] 。 吴映玉、陈松[29] 认为，海外人才的回流是反向技术溢出的一个渠道， 特别是对于新兴企业而言， 拥有海外任职经历的高管团队能够显著促进海外先进技术的转移和融合， 从而提升新兴市场企业在海外并购后的技术创新能力。

从公司治理架构来看， 董事会在海外并购的复杂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主要通过监督和控制两个手段为企业并购带来专业知识与合理建议， 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其中， 独立董事因具有较高独立性， 会随着任职期限的延长而能给出更专业的决策建议， 使企业合理控制并购的频率与规模， 提升并购绩效。 刘春等[30] 认为当独立董事与目标企业有所联系时， 主并企业的并购效率更高， 但这一效应受被并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制度以及主并企业的企业性质等影响。

（三）知识转移阶段

海外并购是对海外专利、技术和品牌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渴求， 但在并购过程中， 許多企业对无形资源的特性与跨国转移规律却认识不足， 导致整合疲软， 致使海外并购创新绩效受到影响。 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论述： 如李自杰、高璆崚[31] 提出海外并购知识转移面临三对相互悖论的问题， 并以此提出“悖论中整合、相克中相生”， 即“消化——整合——运用”的转移路径; 陈珧[32] 认为， 根据并购双方资源的相似性和互补性， 并购转移首先需要考虑整合程度和目标方自主性的调配。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基于外来核心技术存在形式的隐默性、功能发挥的匹配性、积淀形成的长期性以及优化调整的创新性等特点， 梳理在并购实施过程中主并企业对目标企业核心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整合能力和运用能力等相关文献， 以此阐述不同能力影响下的知识传输路径对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效用， 具体机理见图8。

1. 海外并购、吸收能力与技术创新。 1979年Griliches[33] 提出的知识生产函数△K=f（Ih，If）表明， 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内部知识积累（Ih）和外部知识获取（If）， 海外并购整合是二者共同发力实现绩效提升的重要途径， 而吸收能力则是作用于这种途径的保障。 吸收能力是企业在实践中识别、消化和利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成员个体的吸收能力和组织内部知识分享与沟通的能力。 严焰、池仁勇[34] 认为， 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评估、融合利用外部知识主体的重要基础， 对海外并购创新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赵剑波、吕铁[35] 以我国三大工程机械企业为案例， 研究发现在海外并购实施过程中， 主并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其实现核心技术有效迁移的重要保障以及从技术追赶到技术超越的关键。 Puranam和Srikanth[36] 认为， 企业通过总结并购历程积累经验， 提高协调所有权与目标企业自主性的能力， 有利于提高企业吸收核心技术的能力， 消除海外并购失败隐患。 袁东等[37] 通过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不同模式对生产率的影响， 发现有创新投资的企业对从外部获取的知识掌握得更加深入， 从而显著提升创新效率。

2. 海外并购、整合能力与技术创新。 对目标企业进行整合是海外并购的核心环节， 本质是将两个不同组织边界范围内的资源重新融合配置到一个组织边界的过程， 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企业所有权与目标企业自主权的整合。 一方面， 主并企业渴求的核心技术知识往往因具有隐默性、复杂性以及组织嵌入性而隐藏在目标企业专家头脑中， 要想顺利实现技术迁移必须进行高强度的规范整合， 以保证所有权优势， 防止技术流失。 另一方面， 技术知识主体因并购通常具有较强对抗性和维护自主性的本能倾向， 过度整合会导致关键研发人员的流失或对抗行为， 从而降低海外并购创新绩效。 因此， 平衡目标企业自主权和主并企业所有权需要着重考量。 李飞等[38] 认为， 海外并购整合强度与国际创新质量负相关， 对国内创新质量的影响曲线呈倒U型。 因此， 中国并购方往往赋予海外子公司管理层较高的决策自主权， 无论是中联重科对CIFA采取的“意人治意、高度自治”， 还是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万向整合美国A123 锂电池公司， 它们趋于一致的选择都是赋予海外子公司高度自主权。 吴道友、程佳琳[39] 结合海外并购情景与协同整合策略提出了四种整合构型， 分别是吸收、共生、持有和保存策略。

3. 海外并购、技术知识匹配与技术创新。

（1）技术知识性质匹配。 外部知识包括相似和互补两类， 当并购双方在两者之间寻得平衡点时， 创新绩效潜力最大。 原因在于：一方面， 当知识互补性较大时， 通常意味着双方既有研发方向相互独立， 主并企业缺乏能够迁移、消化和整合目标企业核心技术知识的能力。 Chen等[40] 发现， 资源互补性虽给并购方带来异质性知识但缺少相熟技术机理积累， 并购方对互补性资源的吸收能力较弱。 Bena和Li[11] 则采用准实验研究法再次验证了以上结论。 另一方面，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 异质信息能比同质信息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知识， 具有互补性技术知识的目标企业能为主并企业带来相关的异质性知识， 从而促进组织学习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Ahuja和Katila[6] 以并购双方专利重合程度作为相似性指标， 研究发现专利重合程度与海外并购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 说明过高的相似性负向影响创新绩效。 于开乐、王铁民[41] 将南汽并购罗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 发现双方资源互补是影响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 认为并购与自身互补的核心技术知识正向影响技术创新。

（2）技术知识规模匹配。 就技术知识而言， 海外并购创新绩效不仅受并购双方性质匹配影响， 而且规模匹配也是重要因素。 从绝对规模来看， 主并企业通过并购技术知识较大绝对规模的目标企业， 能够提升技术创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提高创新绩效[6] 。 Makino等[42] 从国家间的角度也证实了海外并购更倾向到知识存量丰富的地区去投资。 然而这种正向关系却非线性， 当绝对存量超过一定临界值后， 创新水平呈下降趋势， 出现倒U型关系[43] 。 张峥、聂思[44] 发现， 目标企业拥有的技术知识绝对规模对并购绩效产生“过犹不及”的影响， 因为并购规模需要大量融资能力作为支持， 从而对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负向影响海外并购创新绩效。 从相对规模来看， Rhodes-Kropf和Robinson[2] 认为“强强联合”更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 而Cloodt等[43] 则认为“强强联合”可能会因双方文化制度的不同加大并购实施的复杂性和难度， 进而阻碍主并企业的技术创新。 温成玉、刘志新[45] 认为， 并购双方的相对规模负向影响其创新绩效， 且绝对规模降低了主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其具体影响机理见图9。

（四）知识重构阶段

一些常常源发于发达国家的科学发现能够带来科学前景和创新前景， 新兴国家中的企业在发现促进创新裂变的相关技术兴起或成熟之前， 可通过海外并购快速地引入“研究种子”用于解决本土科学问题， 因此这种形式的创新被称为“引种式”创新， 而且海外并购是后发企业开展这种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 因此， 海外并购的实施不在于实施节点的落实， 主并企业的创新绩效更在于后續技术重构的影响。 梁宏等[8] 认为，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仅仅是购买了一个创新成果， 而不是吸收融合了一个先进的组织， 因此创新绩效表现出非常强的短期效果， 而不是真正实现技术追赶。 冼国明、明秀南[7]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非线性双重差分法研究海外并购交易数据对企业专利数据的影响， 也发现海外并购虽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 但随着并购事件的延续其效用呈逐年下降趋势。 作为主并企业， 技术进步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通过海外并购获取他属知识存量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效用， 企业对外来知识的整合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内部创新投资的副产品， 基于创新投资的技术重构活动是外部核心知识价值变现的必要条件。 庞磊[47] 认为主并企业对目标企业获得的先进技术存在吸收与排斥两种情况： 当研发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跨越“门槛”后， 主并企业对目标企业获得的先进技术存在“同化吸收作用”; 当其低于“门槛”要求时， 主并企业对并购目标企业获得的先进技术存在“异化排斥”作用。

五、总结及展望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 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方兴未艾， 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且有利于解释当下研究存在的棘手问题，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为此， 本文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如下总结和展望。

（一）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研究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现有研究多将海外并购视为静态的行为事件， 在资源基础观上关注海外并购发生前后企业创新绩效的对比及某一具体路径机理的研究， 缺少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的海外并购研究， 难以细化企业能力提升机制。 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能力以迅速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 其专注于一个特定类型的外部环境， 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个过程， 这与基于演进经济学视角的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研究基本保持一致。 将海外并购的动态过程与企业能力提升结合起来， 将更有利于细化企业能力在海外并购作用下的提升机制。 吴先明、苏志文[1] 指出动态能力理论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海外并购行为分析。 因此， 后续研究可以基于动态能力视角重点探讨企业采取海外并购获取技术知识的动因、过程和能力提升机制。

（二）细化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类型的影响研究

现有文献表明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但结论却截然相反， 目前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海外并购促进论和海外并购抑制论。 本文认为， 将创新细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将有利于解释上述矛盾。 探索的本质在于尝试新的可能性， 而利用则是对现有能力、技术和范式进行改造和拓展。 探索式创新是企业组织通过实验及小范围测试来增加经验的多样性过程， 因此海外并购外来知识可能会对既有研发流程造成中断、转移管理者稀缺注意力以及影响组织创新惯例等， 进而对探索式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利用式创新旨在巩固现有的产品市场范围， 因此海外并购外来知识能够增强现有技术储备、避免组织知识冗余、增强技术知识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进而对利用式创新产生有利影响。 因此， 通过实证检验海外并购对两种创新类型的影响将有利于更进一步地解释海外并购促进论和海外并购抑制论， 从而对海外并购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三）中国特色情景因素下的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具备的独有特征（如制度环境、产权性质及政策引导）对海外并购活动有重要影响。 同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广， 中国企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链条深入延伸， 逐渐形成产业链一体化， 推动了更多优势资源的整合与输出， 中国企业在各国发展不均衡、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新型国际背景下的并购活动和海外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 面对不断涌现出的新现象和特色机制， 现有西方理论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因此研究中国特色情景因素对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和作用机理是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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