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出过一桩趣事。一个市民走失了一头猪，投诉无门，便跑到登闻鼓院敲起大鼓来，这桩小事居然也上报皇帝。市民丢了猪竟然可以向皇帝投诉，这恐怕是前朝所无、后朝难见的喜剧性政治新闻，也确实说明当时的政治空气比较宽和。

市民走失了一头猪上报皇帝

东京宣德门左右两侧，有两个特殊的衙门：一个是隶属于谏议大夫的登闻检院，一个是隶属于司谏、正言的登闻鼓院。一般文武官员和老百姓议论朝政得失，涉及军情机密、公私利害，呈献奇方异术，或者陈诉冤情，等等，无法由通进司向皇帝呈进的，可以先上登闻鼓院呈进。如果鼓院不受理，再上检院呈进。

这两个衙门规模不大，地位也不高，却是皇帝了解情况的一条重要渠道。文献上有关敲登闻鼓的记载不少。如真宗天禧四年九月，接连两天有人敲鼓。己酉日，故翰林学士梁颢的儿子梁适敲鼓，自陈父兄沦灭情况，皇帝特别录用他为秘书省正字。第二天，同谷县主簿李士程敲鼓，呈军机秘密大事，因所言狂悖，责授惠州司户参军。

北宋初年，出过一桩趣事。东京市井间一个市民走失了一头猪，投诉无门，便跑到登闻鼓院敲起大鼓来，这桩小事居然也上报皇帝。

宋太祖赵匡胤听了，竟十分高兴，给宰相赵普下了个手诏：“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

趙匡胤这个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不过，市民丢了猪竟然可以向皇帝投诉，这恐怕是前朝所无、后朝难见的喜剧性政治新闻，也确实说明当时的政治空气比较宽和。

官员能上能下、能出能进形成了一种风气

皇帝通过登闻鼓院，自然可以了解官僚队伍中的一些情况。

赵匡胤十分倚重赵普，不过，他们之间的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总是要爆发的，再深厚的私人交情也消融不了权力之间的摩擦。

翰林学士卢多逊便多次在赵匡胤面前揭赵普的短。赵普老是顶撞赵匡胤，皇帝对赵普也渐渐地由不满到怨恨。刚好雷有邻敲登闻鼓告发宰相政事堂（宰相的总办公处）堂后官胡赞、李可度等人收受贿赂，赵孚授西川官又称病不去上任，而这些官员又正是赵普庇护的。赵匡胤一听十分恼怒，下令把这几个官员交御史台审问惩处，同时把几位参知政事的地位抬高，让他们与赵普一起掌印、押班、奏事，实际上是把赵普的权力加以分割。不久，干脆撤了赵普宰相之职，命他到地方做官。

与不杀大臣的政策相配合的是，朝中被贬、被降或者需要调动的官员，常常下放到各州县去做官，但也有重新调回京城的可能。能上能下、能出能进形成了一种风气。

如王禹偁，文坛上颇负盛名，宋太宗赵光义闻其名，端拱初年，提拔来京城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王禹偁替徐铉抱不平，贬商州团练副使;几年之后，又召回京城，复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不久坐谤讪之罪，又贬出朝廷，去滁州、扬州任知州;宋真宗继位，再次召回京城，再次任知制诰;咸平初年，又被赶出朝廷，出知黄州、蕲州。三进三出，三上三下。

北宋时期，三上三下、前后三次拜相的有6人：赵普、吕蒙正、吕夷简、张齐贤、文彦博、蔡京。同样，地方官也经常调动，从这个城市调到另一个城市，任期一般不超过4年，有的不到1年。

根据《景定建康志》记载，宋太宗一朝，升州城在22年里换了13位知州，任期最长的3年5个月，最短的3个月，平均每任任期不到两年。这个情况在两宋时期具有代表性，普遍如此。

为了防止拉帮结派，频繁更换任官

走马灯似的更换任官，其主要用意在于防止拉帮结派，杜绝地方势力坐大。

官员流动加快，消极的一面，是不利于深入考察，难以有长远的建树，短期行为较多。积极的一面，是可以防止官员死守一隅，形成惰性作风、拖拉作风、保守作风以及裙带作风。

新官上任三把火，总是给人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官员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在社会上形成了可上可下的观念，许多官员的调动是他们自己主动请求的。即使许多官员被贬谪，也并非一棍子打死，常常还有东山再起之望。于是在官僚队伍中，乃至在整个社会，都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平衡，形成政治上的稳定。这就叫动中求静。

另外，两宋王朝的许多皇帝，还深知在用人上兼容并包的奥妙。让臣僚们互相牵制，皇帝既可以不必担心某种势力坐大，又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对于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来说，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平衡游戏。至于昏庸的皇帝，就难以驾驭这种双马车，只好听任臣僚们捉弄他了。

与唐朝的情况不大一样，两宋时的皇位传递虽然出现过一些微微颤动，但是没有发生皇族内部大动干戈的仇杀。除了民族斗争给宋王朝造成的动荡和威胁以外，宋朝政权内的政治斗争一直处于较平稳的状态，既没有诸如“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那种大规模内战，也没有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王朝遭遇的毁灭性的农民大起义，总体来看，政局比较平稳。

赵匡胤要“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赵光义也说他孜孜求治，希望“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可见追求“运祚久永”，是赵氏兄弟及其后继者的工作主题。

不可否认，赵氏统治集团善于组织各种高超的政治游戏，获得了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

（《大宋梦华：宋朝人的城市生活》 李春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