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困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资本纷纷向外输出,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输入国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输出国①《世界投资报告2019》,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9_overview_ch.pdf，2020年2月7日访问。。无论私人海外投资利益或东道国经济主权利益均是我国对外投资中需要同等对待和重点关注的领域,在维护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投资者和国家都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和投资争端,传统的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解决仲裁机制(ISDS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兼顾投资者与国家双重利益的需求,“一裁终局”理念已无法适应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特殊性,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提出诸多设想和解决方案。本文结合实际需求,进一步研究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的有效路径,以切实解决ISDS机制存在的困境,真正实现国际投资仲裁的公平公正。

(一)实现仲裁裁决一致性的困境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是该制度最为显著且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最早体现于CME公司诉捷克共和国及Lauder诉捷克共和国案中②CME Czech Republic B.V.vs.The Czech Republic，Accessed March 10，2020，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180.pdf；Final Award in the matter of an UNCITRAL Arbitration between Ronald S.Lauder and The Czech Republic，Accessed March 10，2020，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451.pdf.。CME公司和Lauder分别针对捷克共和国的同一征收行为向伦敦国际仲裁院和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起投资仲裁,Lauder案和CME 案仲裁庭在认定捷克共和国作出的决定是否构成征收时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Lauder案仲裁庭将捷克共和国的行为定性为“合法的监管”,认为其决定是为了确保国内市场的合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