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是一部儒家的重要经典,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当时名为《周官》。王莽当政时,刘歆奏请立《周官》于学官,并改名为《周礼》。《周官》改名与王莽托古改制关系密切为人们所共知,似乎已毋庸赘言;但是,在这一改名过程中,刘歆、王莽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以“周礼”为新名,似为人们所忽略,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一 刘歆“独识”之发疑

《周官》一书来历不明,《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好古学,广求遗书,“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①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与《尚书》《仪礼》等书在西汉时期立学官置博士的热闹命运不同,《周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府,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云:“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②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5-636页。正因为来历不明,《周官》不仅在当时即遭到人们的非议,而且对其真伪、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的争议至今不绝③有关《周礼》成书的说法有周公作、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周秦之际说、刘歆伪造说与汉初说诸种,参见: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47页。。对于“周礼”之名的理解,张舜徽说:“《周礼》的‘周’不是指周朝,而是表示很周全的意思。好事之徒将春秋战国及夏、商、周等的礼汇辑在一起而成《周礼》。”④刘重来《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节选)》,周国林编《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彭林认为:“(《周礼》)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所谓《周官》,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①彭林编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页。如此看来,这一部来历不明的《周官》与周公事迹毫不相关。那么,刘歆是如何将《周官》与“周公致太平之迹”联系起来的?

刘歆出生于学术世家,其父刘向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为汉代著名的通儒。《汉书·艺文志》云,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理国家藏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②班固《汉书》,第1701页。。阮孝绪《七录序》说得更为清楚:“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③僧祐《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结合《汉书·艺文志》所记校理《易》《书》的细节,及现存刘向所著《战国策叙录》《列子目录》《晏子叙录》与刘歆的《上〈山海经〉表》等可以看出,刘氏父子校书包括选定版本、校对篇目、订正脱误、介绍作者生平及学术渊源、概述全书主旨、撰写提要并评价得失,极富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由此开创了包括版本、校雠和目录的广义校雠学,发挥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④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第1页。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刘歆“独识”《周官》乃“周公致太平之迹”的学术发现中,却难以寻绎出此种严谨的科学精神。

刘歆早岁既通习《诗》《书》,又研治《易》和《谷梁春秋》,但其学术旨趣则在《左传》。《汉书·楚元王传》说:“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⑤班固《汉书》,第1967页。他还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谷梁传》加以比较:“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⑥班固《汉书》,第1967页。他认为《左传》比《公羊》和《谷梁》更为可信、更有价值,“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⑦班固《汉书》,第1967页。。因为遭到《五经》博士的反对,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引发了学术史上著名的今古文之争,因此得罪执政大臣,招致众多儒者的攻击,无法在京师立足,只好请求到外地做官。《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⑧班固《汉书》,第3621页。刘歆为争立古文经于学官的努力至此方才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没有《周官》。那么,至少可以说,《周官》一书并没有受到刘歆的重视。

《左传》《周官》同属于古文经学系统,刘歆为何重《左传》而略《周官》呢?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刘歆指责今文学者“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⑨班固《汉书》,第1970页。,道出了他争立《左传》等古文经于学官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大事提供礼制依据。这一点在《汉书·艺文志》中亦可找到证据:“《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10班固《汉书》,第1710页。《礼古经》就是《逸礼》,《艺文志》主要依据刘歆的《七略》,这当是刘歆的看法。可见刘歆“所看重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绝非官制,而是政界与宗教的各种礼仪”11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而这一切都很难从《周官》这一部讲官制的书中获得,《周官》也就自然不会受到刘歆的重视。

以刘歆在学术上的严谨求真及其对《周官》一书不重视的态度,说刘歆“独识”《周官》是“周公致太平之迹”的观点,实在是毫无由来。但这一说法为何落在刘歆头上,刘歆晚年又是如何“开悟”而“发现”《周官》为“周公制礼之迹”的?这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二 王莽“独见”之解析

据《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居摄三年,其母功显君死,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议功显君服说:“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①班固《汉书》,第4091页。《周官》早在刘歆父子校书之时就已著录于《七略》,自然无须等到十多年后才由王莽开秘府“发得”,所以杨天宇说:“这‘发得’二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发现,而应该理解为特加提倡。”②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22页。刘歆等人说王莽的“独见”,当是说王莽独具慧眼,最早发现、重视《周礼》的价值。

考察《周官》《周礼》二名在《汉书》中出现的情况,班固著《汉书》皆称《周官》,而王莽及群臣的诏议章奏中,在王莽居摄之前称《周官》,居摄三年已称《周礼》,可以看出《周官》改名为《周礼》的时间,当在王莽居摄之后,居摄三年之前(公元6至8年间)。王莽居摄实为代汉自立的前奏,需要思考代汉之后如何构建新朝的政治制度,而在前代的典籍中王莽特别重视《周官》。《汉书·食货志》说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③班固《汉书》,第1179页。,虽是说王莽篡汉之后的事,不过在篡汉之前,他对《周官》等古文经必定早有了解和重视。

《汉书·王莽传》载,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④班固《汉书》,第4069页。。这是一次大规模制礼作乐的文化建设活动,也是王莽第一次正式提到《周官》。元始五年,王莽在奏改南北郊祭之礼的奏文中有两处引用《周官》为依据,揭开了他重视利用《周官》的序幕。同一年,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奏议为王莽加“九锡之礼”说:“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⑤班固《汉书》,第4072页。颜师古注“九命之锡”引张晏曰:“《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赐也。”⑥班固《汉书》,第4073页。“上公九命”见于《周礼·典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⑦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780页。又引《礼含文嘉》云:“九锡者,车马、衣服、乐悬、朱户、纳陛、武贲、鈇钺、弓矢、秬鬯也。”⑧班固《汉书》,第4073页。再看王莽受“九锡”的内容是:“受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旂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⑨班固《汉书》,第4075页。显而易见,王莽加“九锡”的依据是《礼纬》中的九类,而不是《周官》的“以九为节”。

王莽受“九锡之礼”的依据为何不是他所重视并由群臣提议的《周官》呢?其原因应当在于《周官》来历不明,未立于学官。前引《序周礼废兴》说刘歆父子校书始见《周官》,即遭到当时今文学家的反对,“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10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636页。;直到东汉与郑玄同时的林孝存仍说《周官》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11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636页。,何休也认为《周官》是“六国阴谋之书”12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636页。,可以想见在王莽重视《周官》的同时,质疑之声是激烈而持久的。因此,要想使《周官》成为王莽改制的神圣依据,必须解决其书来历不明的尴尬。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学……成为官方政治学说,儒学典籍成了国家教科书”13刘泽华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在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建设中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如果能使《周官》进入这一经学体系之中,自然也就赋予了《周官》以权威地位。当王莽于次年居摄之后,就开始着手实施。

王莽本是西汉外戚,曾师事沛郡陈参受《礼经》,勤奋博学,谦恭俭让,声誉日隆,渐为朝野所重。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任大司马辅政,进入西汉政治权力的核心;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去世,年仅九岁的平帝即位,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实际上王莽已掌握了西汉的政权,“由于朝中没有政敌,加之王莽长期的政治经营,使他成为王氏外戚和士大夫都寄予希望的政治家”①徐兴无《刘向评传(附刘歆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②班固《汉书》,第349页。,已被人们视为汉家的周公;元始五年,“平帝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③班固《汉书》,第4078页。,就是模仿《尚书·金縢》周公愿以身代武王死之事;元始六年,平帝病死,王莽又仿效周公辅成王,居摄辅佐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王莽既以汉家周公自居,对“周公制礼”的说法自然极为熟悉,自己还曾主持制礼作乐,如果能将他所重视的《周官》与“周公制礼”衔接起来,就能解决《周官》的身份问题更好地为己所用,此亦当为王莽的“独见”,而具体的实施则由刘歆来完成。

刘歆早岁与王莽俱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诏与其父刘向主持校理国家藏书,哀帝时为争立《左传》等古文经于学官,作《移让太常博士书》,由此得罪执政大臣,被排挤出京。哀帝去世,王莽为大司马秉政,即召刘歆回京师,“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④班固《汉书》,第1972页。。前有同僚之谊,后有知遇之恩,刘歆成为王莽的心腹,又职掌文章典籍,正是解决《周官》身份的最佳人选。刘歆依附王莽,是因为从王莽行事及其所推行的政策看,则他又代表了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⑤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故而刘歆为之“倡导在位,褒扬功德”。但刘歆毕竟是汉家宗室,他支持王莽是基于用儒家的思想挽救西汉末年的颓势,“非复欲令莽居摄”⑥班固《汉书》,第4123页。。既然刘歆反对王莽居摄,自然不会在王莽居摄期间主动奏改《周官》之名,为其编造理论。但《周官》改名又在居摄之时,当如何理解呢?王莽在政治经营中往往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⑦班固《汉书》,第4045页。,对此刘歆当深有感触。当王莽代汉后,尽管刘歆被封为国师、嘉新公,位居四辅之一,但他却“内惧而已”⑧班固《汉书》,第4123页。,对王莽的反感日深,以至于后来参与谋杀王莽失败自杀。王莽行事是“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⑨班固《汉书》,第4046页。,可以说此时的刘歆是被动地屈从于王莽的淫威而奏请改《周官》之名,所以他特别指出这是王莽的“独见”,并将“功劳”归于王莽。

三 余论

由于兵燹战乱、官方禁毁、学术兴废及保藏不善等原因,古代典籍的散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这部来历不明而备受非议的《周官》却凭借“周公制周礼”的名义改名为《周礼》,成了王莽改制的依据,不仅没有随着王莽的失败而消亡,反而对后代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原因是值得探索的。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接受了刘歆关于《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的观点,并认为“周公制礼”就是制作《周礼》。郑玄重视《周礼》并为之作注,使《周礼》获得了儒家经典的地位,并跃居“三礼”之首。由他所开创的“三礼”学,极大地影响了儒家礼学的发展:“由于《周礼》是以官制为框架,讲述社会政治制度的系统,故而郑玄三《礼》之学获得权威地位,标志着中国礼学的巨大的转变,即由专讲典礼仪式及日常礼节的礼学,转化为讲述社会政治制度的礼学。这一转变可说是‘礼’的泛化,也可说是‘礼仪之邦’的性质的改变。由于旧的礼学所重视的典礼仪式多属宗教祭祀之类,故而郑玄礼学的兴盛和《周礼》地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又标志着古代宗教的淡化,或者说标志着世俗政治生活几乎掩盖了宗教生活。”10姜广辉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周官》改名《周礼》本属政治行为,而缺少学术的严谨,值得注意的是,《周官》一书如果没有与“周公制礼”拉上关系并改名《周礼》,是否能够在王莽败亡后得以保留下来,并受到郑玄重视,进而极大地影响到儒家礼学的发展,将会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