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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视野下的德形关系
——兼谈晚明的畸士文化

2021-02-0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畸人庄子形貌

罗 欣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中华德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家对于“德”的内涵外延、践行方式各有主张。《庄子》中出现了205 次“德”,又有《庄子·德充符》一篇与“德”关系尤深,可见德论是庄子重要的哲学论题。

《庄子》中的人物形象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常人,一类是畸人,另一类则是至人、神人、真人。畸人是《庄子》中最特殊也最具现实意义和价值的一类群体。这些畸人都“畸于人而牟于天”在形体上异于常人,在德行上超出众人。《庄子》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士们对于畸人之德的特殊信仰,形成了尚畸好异的文学景观。

1 畸人之形体

《庄子》中“畸人”的特征是形残德全、貌丑心洁,形体表征与精神境界的龃龉形成了极大文学张力,使得《庄子》中的畸人书写极具特色且意义深刻。

“畸人”一词,首见于《庄子·大宗师》:“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牟于天。’”成玄英疏:“畸者,不耦之名也。”[1]220《庄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风雷霆之故。”成玄英疏:“不偶于俗,羁异于人,游方之外,贤士者也。”[1]900可以看出,早期的“畸”不带有价值判断,亦无嘲戏、轻视、怜悯等感情色彩。

“畸人”进入研究者视野,首先是因为人物外貌书写的怪诞性,“畸人”们或“恶骇天下”,或相貌怪异、肢体离析、器官倒置。《庄子》中出现的畸人,包括右师、支离疏、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痀偻丈人、支离叔、滑介叔、支离益十二位(支离益见《庄子·列御寇》篇,言“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庄子》文中并未给出直接描写,基于支离疏、支离叔、闉跂支离无脤三者皆为畸而有德者,支离益亦为世俗人所请教的对象,所以我们将支离益也归于其中)。《庄子》经文中对畸人形貌的细致刻画,仅有支离疏:“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1]144以及子舆病后“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1]207支离疏与子舆都是肩膀高于头顶,脊椎朝天,身体弯曲之貌。其他如右师、王骀等仅有“介也”“兀者”“踵见仲尼”等语词,来形容他们的外貌奇异,说明他们皆是下肢不健全的残疾人。而如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等人的形貌特征除“其脰肩肩”示意其颈部细小外,无直接书写,后世注疏者根据庄子的命名策略予以补足。按成玄英注疏闉跂支离无脤“挛曲企肿而行”“支离坼裂,伛使残病,复无唇也。”[1]174而瓮盎大瘿患有瘤瘿之病,其状大如盆瓮。

《庄子》中的十二位畸人,有先天畸形者,亦有后天畸形者。异貌者有先天后天之分,比如哀骀它“恶骇天下”是天生的。形残者亦有先天后天之分,介者右师,兀者王骀、申徒嘉,无趾者叔山无趾四位形残者,王先谦曰“介者天生,兀者人患”[2],就说明右师是天生跛脚,而王骀等是受刑而形残。后天畸形者,一种是受刑,还有一种是生病。支离疏与病后的子舆,形态特征极为相似。又《淮南子·精神篇》有“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伛偻,脊管高于顶,下迫颐,而脾在上,烛营指天”[3]亦与支离疏形态相似。可以推测,支离一族人及痀偻丈人等皆为因病而后天生异相之人。

2 畸人之德行

《庄子》中畸人的“畸”,另一方面是表现于畸人之德。十二位畸人有六位都出现于《德充符》篇,所谓“德充符”,就是德充于内,遗形弃知之意,重点在于表现残形内德行的充溢。因时处顺,与物俱迁,不刻意追求全形全德,所以畸人之德是“无德之德”。

好色齐德是人们的普遍追求,但是只要达到心正,又何陋之有呢?在形貌层面,畸人达到了忘形合德的境界。当右师被问到“恶乎介也”时,他的回答是“天也,非人也。”[1]102兀者申徒嘉“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1]160兀者王骀“不与物俱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1]152支离疏“夫支离其形者,尤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1]146子舆病后,亦称“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1]208柳生左肘的滑介叔“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1]500他们皆将自我形貌的变异,看做是天授予,因此能够通晓安时处顺之道,顺应天命所为,而不为外形所累。庄子对人体形貌的解构,是为说明,游于形外,亦游于德外,不刻意追求形全以得全生,不刻意追求德行以求全德,实质上是一种无德之德。

好色齐德是人们的普遍追求,但是只要达到心正,又何陋之有呢?在形貌层面,畸人达到了忘形合德的境界。当右师被问到“恶乎介也”时,他的回答是“天也,非人也。”兀者申徒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兀者王骀“命物之化,与物俱迁,守其宗也。”支离疏“支离其形者,尤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而况其德乎?”申徒嘉“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子舆病后,亦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柳生左肘的滑介叔“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他们皆将自我形貌的变异,看做是天授予,因此能够通晓安时处顺之道,顺应天命所为,而不为外形所累。庄子对人体形貌的解构,是为说明,游于形外,亦游于德外,不刻意追求形全以得全生,不刻意追求德行以求全德,实质上是一种无德之德。

庄子对于畸人的崇扬,除体现在正面描写中,更借他人之言行展现出来。卫灵公视闉跂支离无脤为全人,桓公视瓮盎大瘿为全人,哀骀它受到国人追捧、哀公让位,而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者为莫逆之交,这些都是对畸人之形与德持接受甚至推崇态度的,接受畸人的人,能够识别追随有德之人,已比世俗好色齐德之人,要高明不少。世俗之间,亦对畸人存有成心者,如公文轩惊右师之介,子产始因申徒嘉残兀而羞与之并行,孔子因叔山无趾刖足而责其修身不谨。俗世之人好美,而不知好美即是成心,有成心者必有分,有分者难保身全德,这就是所谓的天刑。两相比较之下,畸人之德更显高尚,是一种真正的至高的德行。

《庄子》中的有德之人多是残缺形体之人,将目光放置于世俗所认为的弱势群体当中,展现了他独特的人道主义思想。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生灵涂炭,各种刑法也层出不穷,畸人的外形是对这种社会的揭示,畸人的德行是对这种社会的反讽和抗议。这些全德保身之人,既是庄子在经历现实之后给自己建筑的精神桃源,亦是他审美思想、自然道德观的反映。作为中华文化的典范之作,《庄子》在哲学、文学、审美上都为后世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铺垫,尤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有不世之功。

3 晚明畸士文化的兴盛

正如清代王士禛 《池北偶谈》所论:“鼎革之际,不乏畸士。”[4]畸士常出于改朝易代之际,我们以明代的畸士之风为例,即可窥见一斑。

明代以“畸人”为号者,有如程楷字畸人,袁仕隆自号宇宙畸人,邝露号海雪畸人,孙扬自号石台畸人,王次公别号畸海,韩洽在《寄庵诗存》中自题“羊山畸人”;徐渭自称茅屋老畸人;钱谦益之父钱世扬亦自号畸人。明代有畸人、畸士之称的,有蔡献臣、程楷、董其昌等40 余家,其中不乏屠隆、梅鼎祚、李贽、汪道昆、冯梦龙、唐寅等名家,如果以弘治(1488)为明代早中期的分界[5-6],上述数位“畸人”大多都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文人。

赵翼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中曾以“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7]形容晚明才士的放诞之习。他们竞相以“畸人”为字号,以“畸人”“畸士”标榜自我,亦多借用“畸人”之称互相举扬,借此来表现自己的标新立异、超脱尘世的理想。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十二专门有“畸人”条目,下列37人,自元末明初顾阿瑛和陶宗仪始,至明代的陆治、孙怡、王山人、郑天佑等止;伍袁萃《林居漫录》杂载明代朝野故实,中有前集六卷,畸集五卷,下载27 位畸人。起自一卷的朱起武、殷石汀、郭华溪等,止于五卷的顧冲菴、张鸣鹗、郭勿斋。集中所录畸人,多是伍袁萃时人,伍袁萃是万历八年进士,其集中人物也多是明代中后期人物。文人有意识对明代的畸人逸行进行记载,也直接反映了明代盛行的畸士文化。

谈到明代的畸人,不得不提到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畸人十篇》是为传播天主教教义而作,“畸人”是利玛窦自喻。晚明汪汝淳解释说:“利先生从西域来,推天主之教,以羽翼圣贤,此岂有所畸于人,而曰畸人何居?《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惟今人自畸于天而侔于人,此利先生所以畸于人而侔于天也。”[8]利玛窦作为一个传教士,采取“畸人”自称,有应时处顺之意,而且也得到了如汪汝淳等文人的赞赏。这恰好说明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畸士精神的认可与接受,因而利玛窦才想借此种潮流式谦称,来融入明代的文化语境,打通明代文人的心理关节,以达到传教布道的目的。

晚明的畸士之风,不仅表现自称或称他人为畸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体现。比如徐渭自编了一部年谱,名为《畸谱》,胡应麟有《畸园》二十卷。在诗歌创作当中,他们还修筑“畸轩”“畸墅”“畸亭”,并赋以诗词短文,这些由晚明畸士风尚衍生的地理景观,都呈现出清幽超俗、缥缈高洁的特点。文人对这种地理场景的歌咏,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内在高洁的精神。

晚明的畸士文化,上承《庄子》而来。《汉语大辞典》称:“畸士,犹畸人。独行拔俗之人。”[9]畸人一词最早即见于《庄子》,其中描写的十二位畸人奠定了后世畸士文化的精神基础。明代大兴的畸士文化是也是历代文人不断建构畸人崇拜的结果,自《庄子》的畸人书写以来,前代文人们也以畸人为自己所追求的境界。晚明的畸士还是多将自己的畸士之风直接上溯至《庄子》,比如明亡首位殉节官员马世奇赞许畸人黄周星“黄畸人之标致,亦飘飘羽化而仙矣”[10]与《庄子》中“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1]78的至人有相通之处;冯梦龙在《智囊补》里边自称“东吴畸人”。更模仿《庄子》中世人、畸人、真人的分类,将世人分为至人、下愚、常人、畸人四类。

晚明的畸士文化中,畸人德行的本质属性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由《庄子》畸人的无德之德变为了有德之德,呈现出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和现实介入性。晚明畸士淡化了形貌因素,如冯梦龙、黄周星、徐渭等人,皆是以文德为名,并将畸士文化扩展到诗咏、家谱、居处,有直截了当的德行追求和人生诉求,是有德之德。

《庄子》之畸人的特点是形貌残缺,德行超常。他们的德行根本上是忘形,不以己之畸为畸,而以自己的“无用为大用”,表现的是安时处顺、安之如命的处世之态。正如刘成纪先生在《庄子四论》中专门指出的,哀骀它的德行是“未尝有闻其唱着也,常和人而已矣”[11]的无德之德,这种德行很难在社会中真正地为人所认可。晚明文人自认为自己是畸人、畸士,从本质上就未能离形去知。文人畸士要强调自己或他人的德行异乎众人,甚至以这种方式来跟社会对抗,又何谈哀乐不入,安时处顺?

明代畸士之畸是指行径奇异,已经与形貌无关,他们的德行是传统文人所重视的“文德”。如何大成称唐伯虎为畸人,其理由之一是“古道虽亡,人心不死,文章一脉,久而弥着。”[12]他称作畸人的原因一是有特异之行,二是有极高的文学成就。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二十七有“黄畸人周星”十三首,序中称“生有异禀,六岁能文,七岁工书”[13]天赋异禀,国变后改易姓名,布衣素冠,寒暑不易,畸人之行与凌云才力并存,故称之为畸人。汤显祖称李贽为畸人“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 《焚书》,畸人也。”[14]也是因见李贽的《焚书》。在《宛转歌序》中董斯张说冯梦龙是“虎阜之阳,雀市之侧”[15]的畸士,并言六代后作,无甚佳作,而冯氏所作“真词林之烂锦,文囿之玉片”[16]也极赞其文。这与《庄子》中畸人的“无德之德”是相区囿的。

4 结语

综上所述,《庄子》将畸人首次带入了中国的文化视野,为我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德形关系——形残德全,在形貌和德行的对比之下,凸显畸人的德行。在这种书写策略之下,后世继承《庄子》中的畸人精神,逐渐发展成为畸士文化,并在晚明出现了一个高峰期,文人好以畸人、畸士自称或赞誉他人,也在日常生活中标榜畸士精神。晚明的畸士文化中崇尚的德行已经与《庄子》畸人不同,由畸人随缘任运的无德之德转为主动追求德行的有德之德。

中华德文化源远流长,《庄子》中的尚德精神是德文化的重要部分。庄子作为中国早期的圣贤,在哲学观点上虽推崇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但他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和人本精神更应受到重视。他关注的人群上至君主贤人,下至黎民百姓,呈现出极高的现实关切感,且他勇于打破世俗偏见,挖掘所谓贤君贤人的普通一面,而将至高大道与普通百姓甚至底层生灵的生存法则融为一体。《庄子》崇尚的“畸人”之德,相较于其中的“神人”“圣人”之德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庄子》提倡的“离形去知”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在德行与形貌的比较之下,“离形重德”应当成为我们的普遍认知,美德永远比美貌更加重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现实情况下人类或多或少都有残缺的地方,或是形体缺陷,或是性格缺陷,或是物质条件的缺陷等,在此种境遇之下,我们更应该反思和学习《庄子》中“畸人”的处世之道,忽视外在残缺,游于内心,豁达自然。

同时,由畸人精神发展而来的畸士文化也为当代人提供了不少启示,晚明的畸士们超脱流俗,气节清高,德才兼备,努力向畸人的境界靠拢。这些都极具借鉴意义,“畸士”的有德之德在于主动追求内在德行,当代我们也应努力提高自己的德行,在为文与为人的双重层面都努力向贤德靠拢,不惧流言,增强自信,克服困难。作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庄子》不仅在中国古代具有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仍对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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