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锡坤，骆 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佛山 528333）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既助推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改革发展，也促进了社会信息即时交流共享的深度。然而，由互联网技术催生的“后真相”现象已从传统课堂重塑与技术僭越、工具强势与主体消解、“事实”与“情感”倒错等层面使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培育的话语引导、内容传导、情感激发和表达方式遭遇棘手难题。因此，如何从空间与信息量场的变迁探索重塑事实与真相的权威、改进话语方式并强化情感共鸣，回归人本旨向与哲学修行，引导大学生了解“后真相”时代社会思潮背后的“真相”及其可能的狂躁无羁，分析技术赋权下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的培育风险和规避方法，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1 “后真相”现象对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的作用机理

西方政治生态是“后真相”现象的生成土壤，2004 年，学者拉尔夫·凯伊斯提出世界已进入“后真相时代”，并通过“第三种现实”的研究对“后真相”的内源本质做了完整的诠释［1］，2016 年，被《牛津词典》评为年度热词，并将其定义为：“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2］，描绘的是社会现实与网络技术相互交融整合形成的公众舆情，凸显了人们对“后真相”社会现象的价值观批判、情感诉求和技术赋权反思，刻画了人的主观情感干扰甚至篡改事实“真相”等碎片化拼接叙事现象的时代境遇，其中，隐匿于客观“真相”背后的负面舆论容易诱发大学生情感负性变化，造成大学生的道德规范和精神理性迷失，如：网络空间环境、虚化历史与极端民粹倾向、表意狂欢的图像和资本逻辑宰制等问题。“后真相”是信息技术社会发展而客观存在的“时代境域”，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环境的发展而由单纯的政治特殊现象衍生出更多异化“真相”的新问题。“后真相”“场域”是一个新闻化和网络化的空间，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解读是“一种与诸环境相关联的客观性，在其中，对于塑造公众观念的影响，客观事实要弱于情感诉求”［3］，“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逻辑及其因商业化炒作而衍生的附属品对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情感心理和自我认同等维度产生了不协调与重塑，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产生新的作用逻辑。

1）新媒体赋权改变信息传播的逻辑。

新媒体赋权使得个体和社会都共同经历着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一次深刻洗礼，不仅助推了国家各个领域的改革创新，也为实现人的“完美人性”培育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平台，更催生了“后真相”时代的形成。然而，随着新媒体与市场的深入耦合，新媒体及其衍生产品不断被别有用心的“异化”，此时的新媒体不再是单纯的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也不再是单一的以慰藉人们心灵与释放精神压力的器物，相反，一些媒体信息时常会潜藏着某种极端化政治倾向和“类像文化”现象，极大地冲击着网络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新媒体赋权使网络主体在“现实中的身份、责任、规制仿佛消失了，每个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观点、张扬个性，在不同的平台和关系中扮演不同角色，现实社会中处于底层或边缘的人，在一个网络社群或游戏中好像坐拥整个世界”［4］，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个体都因获得自由表达的权限而纵横于网络舆情和舆论“场域”，信息传播的语法、文本和语言可再造，对个体价值观念、情感和精神理性的影响力是空前的，这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增加新的威胁。一方面，信息产生逻辑变化。人们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了解需求催生了具有集聚性、渗透性和扩散性传播的网络信息。网络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依赖于现实的人，而在传播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文本信息被加工诠释，导致信息源失真、网络传播失真和接收失真，进而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和方向反作用于人们的政治观念、文化观念、交往观念。另一方面，网络主体权力的变化。超大量网民或网络组织获得技术赋权而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大众话语权放大。网络主体都获得了对社会“事实”进行选择性复制拼贴或重新解读撰写的权力，甚至按照个体的情感或价值判断倾向修饰或者歪曲“事件”本身的“真相”。可以说，“后真相”时代所带来的是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的信息甄别挑战，新媒体赋权带来信息传播的“蝴蝶效应”，对现实的人的价值观念、情感机制和是非辨别能力进行了深度解构与重塑。信息全球化传播使区域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全球性，社会“真相”在无边界网民和媒体的共同作用下变得真伪难辨，甚至被消解。

2）情绪偏激造成事件真相被遮蔽。

人与人、人与社会事件“真相”之间的网际关系在本质上只是单纯的信息关系。网络技术赋权已全方位地重构了人的内在情绪。人的内在情绪是日常行为外化的根源，左右着人的认知方式和行动计划。网络社会所建构的虚拟主体是符号化的存在，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可以不“在场”的信息为载体，这种单纯信息交往交流关系使人无法身临其境勘察社会事件的真实性，人们习惯于从个人对待相关事件的体验态度判断社会现象。然而，“后真相”作用下信息传播往往存在不对称问题，网络媒体传播倾向于在“高流量需要——高竞争预期”境遇下的直播式、碎片化和煽情报道模式下的负面信息传播陷阱，致使一些公众因知识结构和思辨能力限制而长期处于“确定性需要——低信任预期”的信息接收，容易对社会事件形成“污名化”的负面偏执认知。个体情绪和价值澄清困境构成的不良循环，经常触发系统性认知困局，对“伪真相”传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网络信息的浮躁与丰富特性能牵动人的情绪，时常会引导网民以先入为主的心态进行解读，社会事件在网络媒体和人为的交错作用下可实现快速的聚集成舆论焦点，如果事件存在利用价值的情况时，相关事件的“真相”会“被抛弃”。网民情绪诉求高于事件“真相”，对“事实”的本源性认知往往都被情绪消解，造成“事实”被情绪所遮蔽。

3）信息变异催生价值认知的嬗变。

“信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传播时，会发生信息意义传达偏差的传播过程称之为信息变异”［5］。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实践催动了全球各领域的信息化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结构和传播特征。然而，网络空间的信息制作是人为的结果，任何信息在网络传播中，都难免要经历不同人的文本解码、翻译、解读、增减和采编等一系列技术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信息被解构或歪曲。信息变异的因素有人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或信息本身的因素，但由于受众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不同，这些经过勾勒演绎出来的信息存在真假交互，裹挟某种意图或不良思潮的可能。因此，信息变异将会滋生情绪与理性缠绕共融、真假信息共存渗透的“第三种现实”。“第三种现实具有强占话语、轻视真相、崇拜戏谑、放大碎片信息等特征，它将新闻信息的传者和受众，卷入借助事实建构情绪和解读情绪的场域之中。”［6］社会事件经历网络技术的多重洗涤，期间夹杂着客观存在的善与恶，一些网民为了吸引“流量”、宣泄情绪或达到某种不为人知的目的，而故意重构文本信息，歪曲社会事件的“事实”，制造事件的舆论假象，使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变得“扑朔迷离”，进而从人的内在精神层面造成现实的人的心理、生理、价值观和情感认知的嬗变。

2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困境

1）侵蚀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变化。

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能够使其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成长为一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公民。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培育是一个受诸多因素影响的系统性问题，需依托多样化多渠道媒体作为载体将实践策略和价值观的整体凝聚与升华。当前，新媒体所带来的信息开放化、非线性碎片化传播形态，使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活动更具有选择性、独立性和多变性。新媒体运作机制多以独立的“软力量”地位取代传统媒体的“边缘”位置，且拥有空前的舆论话语权，对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新媒体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信息传播中虽会考虑大学生的情感认知规律，也注重受教育者的情感诉求，但因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干扰而出现“后真相”信息传播乱象，使受教育者心理情感出现波动，一些具有独特性的社会事件经过媒体宣传制作后往往会出现对事件“真相”的扭曲，时常出现泛娱乐化、功利化和极端化等现象。这些已经偏离社会事件“真相”的信息经过各个“戏精”暗地里制造加工后，一些裹挟意识形态“茧房”和“单面人”现象难以避免会悄然传播给大学生，威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另一方面，在网络社会环境中资本的逐利本性彰显得更加淋漓尽致，尤其在世界各种经济思潮、经济文化不断涌进我国国门，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和各种社会思想的产生已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学生的理性精神，功利心理仿佛取代了远大理想，部分大学生公开把“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当成座右铭。在是非混淆、功利气息弥漫的“后真相”环境中，很多大学生因缺乏辩证看待弥漫于网络的信息，而逐渐呈现出功利化、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倾向，精神理性缺失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很多学生形成了读书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学习再好不如有个好的出身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导致很多大学生丧失远大理想信念，诱发价值观念“对峙”，削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

2）遮蔽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的情感认知变化。

在传播快捷、反馈迅速、纷繁复杂的网络技术格局下，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情感认知的唤醒对大学生理性判断和厘清网络舆论导向有重要作用。当前，“网络‘后真相’话语不执着于对事实真相统一性的客观理解，而是不断生产对媒介事实的主观化和戏谑式的言论。推动网络‘后真相’话语的原动力是情感和信念。”［7］，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延伸产物也成为了现代人追逐情感需求的主旋律和基本思路，尤其是以扁平去中心化的人际关系模式开始建立，情感信息传播自由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现实的个人”的情感束缚，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露“现实的个人”对人生价值的新思考。信息在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下不断以突破本源事实限制的“链接式”传播形态颠覆传统信息生态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对话范式的嬗变催生了大学生唤醒自我社会价值意识的“共振效应”，使人与人之间形成“秒互动”的时空格局，从而可以以“零时”的传播方式从情感深层把握大学生的情感信念，打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时空局限。但是，“后真相”现象冲击下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是情感诉求性和理性争辩性交互共存，且由于大学生知识结构和社会实践经验尚不成熟，惯于遵从自我的间接感知，情绪容易受网络信息的影响而做出行为选择，造成个体网络意识形态认知受间接感知而来的情感结构左右。研究表明，社会各个领域客观事实的“真相”惯于隐藏在千丝万缕的事物之间，需要让人带着科学精神去深入的追寻。“后真相”时代大学生对信息社会事实的“真相”判断习惯于依赖媒体的诠释，依托自身的主观判断并通过自媒体信息对事件的描述而做出个人对事实的态度和情感反应，容易迷失于“伪真相”之中，造成客观事实与主观情感倾向偏离，这种情绪与事实混淆容易推波助澜之势，加剧群体情绪的非理性化，助推了网络舆情危机。

3）稀释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的自我建构能力。

自我建构能力的形成是从精神内在塑造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的关键。然而，具有“后真相”特性的信息充斥着非理性化、偏激化和虚无化等现象，常常造成大学生陷入无意义、焦虑和空虚等思想境遇，致使在盲目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无暇思考和建构自我的人生意义和价值，逐步迷失自我。一方面，消解大学生的自我价值共识建构能力。大学生的自我价值建构能力是塑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的根源，不同人之间的价值观差异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上，现实的人的思想价值观也会因社会基础变革而嬗变。“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基础面临结构性改变，而新的信息传播基础还没有全面建立，大学生“在飞快消费着琳琅满目的信息，他们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被一些偏激且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观点所吸引。”［8］置身于多种观点、情绪化喧嚣的网络空间之中，大学生时常处于自我价值迷失的境地中，根本无暇反思自我，进而逐步使自我的价值观在价值秩序缺失的虚拟世界中被侵蚀，失去自我在现实空间通过长期社会实践经验总结提炼的核心价值观，消解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弱化大学生的道德情感建构能力。“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群体内心的归属感和道德观将成为人类社会道德伦理再生产的新领域，道德是人类社会在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中不断凝练和传承发展的财富，是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规范化自我约束。“后真相”时代境遇中人们所接受的社会现象存在信息异化和信息变异的可能，一些怀着某种目的的网民或组织为快速扩大“流量”而不顾真相和事件事实，肢解客观社会现象的事实，将真相解体成零散化的碎片文本，致使失去中心化的虚拟主体只关注自我在场的状态，而把网络空间当成他放逐自我的一个场所。由此，网络哄闹庞杂的舆论“场域”到处充斥着个人观点和情绪的肆意宣泄，但是人的意识形态建构与群体意识和价值立场息息相关，且随着价值共同体思想意识的迭代而发生变化。在真假难辨的“后真相”现象作用下，大多数网络成员形成地极端情绪会无意识成为道德信念的独断话语，该集体中其他成员的道德差异往往被忽略，导致身处其间的大学生逐步被表面一致的道德观念裹挟而丧失自我的道德判断力、是非辨别能力和建构能力。

3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旨向

1）建构专业化网络管理与舆情引导团队，强化信息传播技术干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9］。互联网世界“多点对多点”的信息传播形态已然弱化了原本作为信息内容传播“把关人”的政府“云监工”功效。伴随国际政治和经济全球化之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因各种“场域”的斗争而显得风险现象越发明显，尤其是在“后真相”现象的催化剂作用下，来自西方的社会思潮和各种媒体的侵袭与推波助澜的思想裹挟中，客观事实“真相”往往对于网民思想意识的影响相对有限，流窜于网络世界的碎片化信息鱼龙混杂，网络管理盲区容易造成各种不符合国情和社会发展“真相”的流言蜚语和假新闻传播在网络“场域”呈“病毒式”泛滥，这些与我国大学生国家认同“冷漠化”、政治认知“媒体化”、价值观“消费化”等不良思想文化隐患通过网络不断侵袭大学生有关。网络空间的思潮不仅毒害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和身心健康，也对国家和社会群体造成了“思域”上的“意义的对裂”。因此，规避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潜在风险，需要我们做好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培育和建构具有坚定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过硬且具备信息技术干预能力的专业化网络信息管理与舆情引导团队，运用社会和高校现有的全媒体资源，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课堂、主题网络宣传教育工作网站的建设，逐步实现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全面“触网”。另一方面，“后真相”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一个系统化长短结合的导控过程，需要在充分运用现有信息技术工具的基础上以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兼容网络文化和伦理道德建设，技术监管和法律法规等柔性与刚性“双管齐下”，将网络道德、网络文化和“治网”法律深度融合，强化网络信息技术干预机制，以形成常规化、科学化和系统化的“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技术检测和预警应对工作长效机制。

2）把握媒体传播转向逻辑，培育大学生坚定的政治信仰。

信仰是“主体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最高价值的自我意识，是对具有最高价值的对象高度信服、敬仰、向往、追求，并以之统摄自己精神生活，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的思想倾向，是主体对终极价值的追求。”［10］信仰作为主体的一种自觉性精神存在，是人们价值观和思想行为趋同的一个过程，对人审视自身政治心理态度和倾向，发展甚至超越现实的自我具有精神层面的引导意义。大学生政治信仰表征为大学生对现实政治价值的取向和认同度，既是在对某一意识形态选择遵从和认同，也是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政治信仰的生产、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政治理论、政治文化、政治理念和理想的时代环境休戚相关。网络社会的全面来临已使大学生从传统的新闻信息消费者转变成新闻信息的生产者，新闻信息的大众化生产使大学生获得空前的视野看待社会各种问题，助推了大学生了解国家基本情况、国家政治价值取向和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一些大学生自觉培养正确的政治信仰。但是，面对事实证据情感想象化、社会信任逆流化、网络舆论与情绪共振而起且以“哗众取宠”为目的的“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观点”与“事实”真伪难辨，“谣言”与“新闻”交织混杂，政治信息“无限衍义”的转述语言对大学生政治信仰培育带来危机。“后真相”现象不仅破坏了大学生政治信仰培育的稳定环境，还挤压和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空间和话语权，使大学生“对政治体系产生了心理的疏远和疏离感，与官方的政治实践及其主导的政治价值之间产生了巨大裂痕，其正面的情感和意识体验出现淡化、动摇甚至崩溃，以致对所在国家、团体、价值观及其领袖的忠诚、信仰、支持开始消失”［11］。因此，基于“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的自反性逻辑，我们应遵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多维开拓具有话语权的政治信仰网络教育资源，打造网络意识形态前沿舆情和舆论阵地，组织感性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专题和素材阅读，引导大学生塑造客观看待未经认证新闻信息的思想意识，淬炼自我反思能力。通过开展符合大学生接受习惯的优秀文化教育，加深大学生对国家政治文化、政治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习俗的认识，使大学生充分认知具有自反性的网络话语及其可能存在的言语无限夸大甚至偏离事实“真相”的动态性，形成理性辩证看待网络信息语篇的能力，了解“后真相”思潮背后的事实重塑和扩展本质，时刻铭记既做具有批判反思能力的读者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信息生产参与者，使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体验到民主认同和国家认同感的价值意义，激发国家政治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进而有效整合个人政治信仰，自觉为“中国梦”的实现付之努力，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3）纾解人的道德情感，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互动机制。

“道德情感是人类维系道德生活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激发人类道德行为的最基本因素，是无声的交流方式和无形的联结纽带。”［12］人的道德情感是维系网络道德和交往生活秩序的根本手段，是人与各“场域”进行无声交流的无形纽带，直接作用于人的日常行为。人的情感生产发展既需要现实秩序也遵循个体的思维逻辑，如果失去内在的情感生成逻辑，那么情感也就不能影响人自身和社会。在自媒体技术工具的支持中，虚拟世界是一个无标识跨时空流动的异度空间，这个空间因不呈现人们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现实角色而给予虚拟主体一个崭新的情感交往秩序，这种情感交往“缺场”特质既为网民主体多元呈现自我情感，彰显个性提供了空前的便利，也为网民以多重身份在虚拟空间中肆意言语表达和宣泄个人情绪提供了一个失衡场所。尤其在“后真相”现象的催化下，人的情感生成秩序发生逻辑断裂更为明显，个人的理性和事件真相常常被网络情绪左右。由于这种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情感左右，大学生已逐步陷入个人情感大于社会事实“真相”的境遇中，进而开始忽略理性情感认知的系统化和概念化，现实的人的情感凝聚与表达逻辑已然发生深刻改变。大学生在虚拟空间既能以身份消隐和身体缺失的主体角色任意“表演”，又能在期间补偿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情感幻境，于是，他们开始习惯且愿意使用这种超现实境遇的情感表达方式在网络空间进行肆无忌惮的情感宣泄，在虚拟群体情感旋涡中被淹没，非理性地顺从了网民大众的情感趋向，道德情感深陷舆论旋涡，主要表现为“感性优先”、“弱事实”、“强情绪”。由此，“后真相”时代的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应该关注大学生的道德情感教育，把握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新教育契机，依托包括工具、文字、语言和符号等有效教育载体，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全方位复位，帮助大学生澄明“经验呈现”层面，狙击其长期积淀而进入“价值观作祟”的情感层面。多方协同，整合社会资源，重塑事实与真相的权威，推动受教育者了解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纾解个体情感困惑，实现情感理念的转变。同时，充分利用网络意识形态舆情和舆论引导工作平台，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主动地汲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辨析各种网络信息，剖析不良社会思潮固有的情绪症结，丰盈大学生的情感世界，树立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