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炳 林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民族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中原王朝正式经略岭南以及岭南开发序幕的真正开启，肇始于秦朝。秦统一六国后，即开始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秦朝在征服并统一岭南后，在岭南建立桂林、南海和象郡，置岭南于大秦统治之下。秦末，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和南越国采取了移民实边、屯垦、开路浚渠等措施，促进了岭南农业、商业等的发展和区域中心城市及港口的形成和发展。秦朝对岭南的经略和开发，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军队驻戍、军事斗争、机构设置、官员任命、水陆通道的开辟、人口迁移、城镇管理和港口建设等，但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成果比较少且不平衡。林岗、郭伟川、祝鹏、梁国昭、赵炳林等对秦朝为征服岭南地区而建立的“五岭之戍”的真伪问题、驻戍点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郭伟川《秦平北越与五岭考论——兼论揭岭及古揭阳县治的相关问题》，《历史文献研究》第30辑；祝鹏《古都庞岭考》，《社会科学》1979年第2期；梁国昭《都庞岭何在？——对祝鹏先生有关古都庞岭考证的补充和修正》，《热带地理》1989年第3期；赵炳林《秦朝“五岭之戍”述考——兼与林岗等先生商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徐苹芳以考古学的视角论及秦朝对岭南的统一问题，何海龙、赵焕庭、余天炽分别研究了秦朝岭南的交通与岭南越族地区开发的关系、潇贺古道和广州港及其作用以及岭南岭北的交通要道，陈代光以历史地理的视角研究了岭南城镇的发展问题，钱宗范对秦统一岭南和桂林城建的年代进行了研究，吕名中对秦朝岭南的经济开发也有论及(2)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秦帝国的形成与统一》，载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何海龙《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赵焕庭《广州是华南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热带地理》2003年第4期；余天炽《秦汉时期岭南和岭北的交通举要》，《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3期；陈代光《秦汉时代岭南地区城镇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学报》1991年第3期；钱宗范《秦汉统一岭南和桂林建城年代研究》，《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6期；吕名中《秦汉时期的岭南经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些研究都不够全面，有必要再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

一、秦朝对岭南的统一和经略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3)秦军灭楚国后的次年，派屠睢等率50万大军，分五路攻略岭南，一路塞镡城(今湖南靖县西南)之岭，一路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九嶷山)之塞，一路下番禺(今广州)，一路至南野(今江西南康南)，一路集结于余干水(今江西余干县一带)[1]61。秦朝为“凿通粮道”[2]307，派监御史史禄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

征服岭南的军事行动十分艰难，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2]307。战争伊始，秦军本具优势，但由于屠睢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杀死西瓯族首领译呼宋，对越人采取歧视的态度和高压政策，致使越人激烈抵抗，屡败秦军，击杀屠睢。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朝大规模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2]307等，增援岭南，在付出“伏尸流血数百万”[2]307的惨痛代价后，征服了今两广一带的南越和西瓯，“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粤杂处”[2]307，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其中桂林郡以今广西桂平为中心，辖地包括自今广西河池至广东西部。南海郡以番禺即今广州为中心，辖境包括西至今广东四会，东至粤东与今福建接境。象郡北边从今贵州都匀及广西西部，南界达于后来的日南郡，即今越南中部，古代称北向户或越裳之地[3]24。至此，秦统一岭南的事业终于完成了，岭南地区也从此被纳入秦朝中央集权制的版图[4]4。

南海尉任嚣原是秦朝老将军，在屠睢五路攻伐岭南的军事行动中，曾作为东路军统帅，率大军从赣州南下，越大庾岭攻下曲江、清远，平定番禺。任嚣由此得任南海郡尉。赵佗也因军功获任“百粤首邑”的龙川县令。后赵佗听从前任任嚣的建议，图谋割据岭南，“止越不来”[2]307。在秦末大乱中，赵佗欲趁“中国之民，又相率避地奔亡”之际，想“自立塞外，播华族之文风，化榛莽为同域”[5]39，遂绝道聚兵自守，把控大庾岭的关口横浦(今广东南雄北)，骑田岭入越的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北)，湟水的要冲湟溪关(今广东英德境内连江入北江处)，袭杀秦朝官吏。清人朱彝尊在《越王台怀古》一诗中“声言三关盗兵至，一时按法诛秦吏”即说此事。在罗浮山建“万人城”，守卫番禺东边防线，扩建“任嚣城”为“万人城”，守卫番禺。赵佗兼并桂林和象郡，占控岭南，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起包括今两广、海南和越南北部在内的割据政权。南越国的疆域，向东与闽越相接，抵今福建西部的安定、平和、漳浦；向北主要以五岭为界，与长沙国相接；向西到达今广西百色、德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句町等国相邻；其南则抵达越南北部，南濒南海[6]68-86。

公元前214年，秦军统一岭南后，随即把郡县制推行到岭南，设立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此即史书所谓的“三郡之开”。“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7]464南海郡在三郡中地位最高。郡设守、尉、监御史等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县设令或长，管理各郡县。桂林和象郡分别为西瓯和骆越之地。西瓯是以封豨(治今广东封开)的原始人群为中心，融合其周边的苍兕、桂国、自深、黑齿、雕题等原始人群，以起源于本地的古人类文化为主体，吸收了来自中原等地的瓯、氐、楚等文化，由岭南最早、最大的母系氏族部落联盟形成的土著民族[8]55。他们多居于今广西大部和广东西部，强悍无比，曾重创秦军。骆(雒)越在宣化(治今广西南宁)、郁平(治今广西桂平东)和广东茂名地区都有分布。据《交州外域记》载，在桂林和象郡未设郡县之前，也有一定的开发，如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其地方长官自上而下称雒王、雒侯和雒将等。由于西瓯和骆(雒)越桀骜难治，故只设郡名，而不派官员。

秦设岭南三郡不包括在秦最初建立的三十六郡之内。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洪亮吉和全祖望等已作过严谨考证，比较可信。因为三十六郡最南的二郡是长沙郡和九江郡，其南边辖境在今湖南永州、郴州、江西南康一线，都没有越过五岭[4]13。岭南置三郡后，由南海尉统制三郡，同时南海郡不设郡一级最高长官郡守，故南海尉有相对独立和专断的权利。南海郡的郡治在番禺，下辖番禺、龙川(治今广东省龙川、五华、兴宁、河源、和平、新丰、海丰、陆丰等县和紫金、平远两县的部分地区)[9]6、博罗(治今广东省博罗县及以东一部分地区)和揭阳(治今广东省潮汕地区)四县。南海郡的首任郡尉是任嚣，曾为秦军将领，赵佗是其下的龙川县令[5]9。在今广东龙川县还留有佗城、岳王庙和越王井。政治上的“三郡之开”与军事上的“五岭之戍”是配套的。“三郡之开”仅是统治岭南的政治手段，只有与“五岭之戍”的军事手段交错并用，才能确保岭南的平稳过渡和长治无虞[10]。

秦王朝把岭南地区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这样就为以中央政权的力量开发岭南地区提供了可能，从此翻开了岭南大规模开发的新篇章。

二、秦朝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秦朝为了更好地维护对岭南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主要有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等。

秦朝的岭南除当地土著民族以外，还有由于统一岭南的军事活动、北方社会动荡等原因而导致南迁的北人。秦末北方人南迁岭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征发戴罪之人、赘壻、商人等人参与讨伐岭南，后又把一些贪墨蠹政官员贬谪到岭南。一些北方人为了逃避秦末战乱，被迫避居岭南。政府也有组织地迁徙了一些北方人到岭南居住。在赵佗行戍南海之时，曾派人上书秦始皇，“求女无夫家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始皇帝可其半”[3]307。这些人南徙后，婚配当地戍卒，繁衍生息，增加了岭南人口。移民中有商人、文人、谪官，也有逃避兵燹之灾的流民，但最主要的还是屯戍军队，这是秦朝移民的最显著特点。军事移民是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其中一个类型，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谪迁“治狱吏不直者”[3]307去岭南垦殖，与越人杂处，共同开发岭南。与越杂处，一是要实边，二是要变粤人“好相攻击”[11]73之俗。史籍中所说屠睢率兵50万人南征，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要调动50万大军，需要强大的后勤支援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人数多肯定无疑。建立南越国后，赵佗依靠汉、越地主贵族，沿用秦汉的政治制度，厉行改革，发展生产。同时，北人南迁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都促进了岭南的开发。

在北人南迁的过程中，由于西江地区是北人南迁的首经地区，故也是北人重要的居留地。谭元亨指出：“原西江文化得以大规模地与外来文化碰撞、整合，发展成为以南越文化为底本，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区域文化。西江文化发展的这个过程比岭南其他地域文化完成要早。”[12]37“此后历代百越民族后裔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岭南社会比较安定，都和秦朝大批移民居留岭南有历史的渊源关系。”[13]66“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14]卷五上据调查，今河源龙川县城有一百三十八姓，祠堂四十八座，学者认为这是中原民南迁留下的痕迹[4]29。

因为当时的岭南为榛莽之地，故在移民实边的过程中，肯定也有政府强制征发的行为。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要严格区分的话，前者主要指戍守军队所进行的生产活动，而后者主要是政府有计划地把北方中原人民移到岭南地区，使之从事生产。不管是驻军屯留、政府安置，还是自发避乱迁徙，这些人都成了北人南迁的最早期居民。这些人带来了北方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也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生产经验。他们参与并促进了岭南的早期开发。

前已述及，秦在大举征伐岭南之初，就派史禄开凿灵渠，便于运输粮草。统一岭南后，秦朝为便于对岭南三郡的统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修建了潇贺古道。这条古道蜿蜒曲回于巍峨的南岭山脉丘陵之间，北连潇水、湘水和长江，南结临水(富江)、封水(贺江)和西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紧密相连，成为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通道。另外，还有南雄、连州、贺州和全州4条岭南山路[15]，这些水陆通道的打通，极大地便利了岭南和岭北地区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为秦及以后中原政权向岭南传达政令，提供了方便。

番禺地处珠江下游，三江汇集，流入南海，流域内经济腹地深广，现在所谓的泛珠江流域当和这个腹地相当。地利之便为番禺在秦朝即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和窗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州作为中国岭南历史上最早的港口，自然也成了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它在岭南中心城市的地位也由此奠定。徐闻、合浦和日南三港靠近东南亚，具有向外辐射的天然条件。船只可以从这三港出发，北可到广州、岭北，南可到东南亚等地。故在秦朝时，岭南的内外水运体系差不多已经初成规模。

由于经济文化的聚集和辐射，在岭南的沿海、沿江和重要的交通道路沿线初步形成了中心城镇。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主要形成了北部湾沿岸区、西江及其支流桂江和贺江沿岸区、东江和北江沿岸区三个中心地区，这与岭南水系及水陆交通网络相因应。

在秦朝征伐统一岭南的过程中，由于军事需要，筑下了秦城(在今广西北部大榕江沿岸)、桂林郡城(治今广西平乐县境内)、高要(治今广东德庆县境内)、象郡郡城(治今广西贵县境内)等城池和蒲葵关(在今闽越间的盘陀岭上)、横浦关、阳山关、洭浦关(连江口，为骑田岭和大庾岭入粤道路的交接处)、湟溪关等关城，也自然形成了龙编(在今越南河内附近，为交趾的郡治)、番禺、广信、曲江、合浦、徐闻等中心城市[16]。它们是所在广大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

海南岛在“秦为象郡外徼”[17]11，但秦在海南岛的经济活动无疑已经开始。据《正德琼台志》卷3记载：“越外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来商贾者多取富焉，则秦有至者矣。”这说明，秦时已有商人涉足海南岛，从事犀象等贸易了。

秦之度量衡等制度也推广到了海南岛，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过去海南实行的六进制度量衡，“实存秦时旧制”，如“六束为一攒，六攒为一对”等[18]。这些现象表明，秦朝强大的政权力量已经波及象郡之外徼海南岛了。海南岛的开发应该说是从秦朝开始的。

澳门本为香山县的一部分，在5000年前，已有土著古越族人在香山岛居住，过着渔猎生活。公元前214年，香山岛为秦南海郡辖地。

秦朝是岭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海外贸易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秦朝岭南水路交通的开辟和拓展进一步强化了岭南的政治地位，加强了岭南与岭北中原地区的联系，也引发了岭南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岭南贸易的起步和早期海外贸易中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