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约

(四川文理学院 校地合作处，四川 达州 63500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的快速扩张和乡民的大量进城，我国乡村普遍地快速虚空化，“乡村结构日趋瓦解和乡土传统日渐消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在乡村文化传统面临断绝危险的紧要关头，党的十九大决定实施“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农村美”的奋斗目标不仅要求建设农村的生态之美、村居之美、乡风文明之美，而且应当让农民过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精神生活，从而使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真正的满足.这就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者们必须“五个文明”一起抓，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乡村的“全面振兴”必然要求乡村的文化与经济、社会同步振兴，让农民在享受富裕物质生活的同时，过上充实、愉悦的“审美”式精神生活.为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开始就应当将“乡村文化振兴”纳入规划之中，与乡村的经济、社会振兴举措同步展开.“乡村文化振兴”不可能是另起炉灶生造或嫁接一套现代都市文化给乡村，它必然离不开对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和创新发展，因而，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研究自然也就势在必行.

乡村传统文化总是较为完整地保存在乡民传统生活习俗之中.自晚清开始，在与“工业西方”对比而形成的“乡土中国”观念中，精英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观点总是把“乡村”作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作为需要彻底改造和重建的愚贫弱私之地，并由此发动了一场“开化乡村、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但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代表的各种研究表明，乡村文化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往往蕴藏着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这就意味着，从乡民的传统生活习俗之中发掘、继承、发扬健康的、审美的精神生活方式，正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本的文化路径.下文将从讨论达州市境内川东土家族的生活习俗入手，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路径.

1 审美生活：川东土家族文化传统的美学品格

经过对四川省唯一土家族聚居区——达州市宣汉县渡口、龙泉、漆树、三墩土家族自治乡和樊哙土家族聚居镇——长时期的田野考察，我们发现，由于这一区域的人民大多是古代巴人后裔，[1]继承了古代巴人的文化传统，其中的非巴人后裔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古代巴人文化，故而人们的传统生活习俗具有典型的“巴文化”特征，其具体表现有三.

其一，文化性格方面.由于土家族群自古就不仅生活在以“土地山险水滩”[2]83著称的恶劣自然地理条件之中，而且长期处于中央王朝和地方土司双重压迫的恶劣社会政治环境之中，大多数土家族人民都不得不一边与残酷、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搏斗，通过艰难困苦的劳作去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产品；一边承受着来自异族统治者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以及来自本族群统治阶级的物质、精神双重压榨.正是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影响下，巴族群依据自身的文化天性，逐渐形成、强化并最终定型了一种与其他族群相区别的文化性格——朴直敦厚、刚勇重义、乐观豁达.[3]尽管作为方国的巴国早在公元前316年就已经为秦所灭，但巴族群却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在上述文化性格的影响下，顽强地延续到了今天.

其二，审美观念方面.巴族群“乐观豁达”的文化性格决定了“巴”是一个“审美性”的族群.川东土家族人作为古代巴人的后裔，其文化同样源自古代巴人.根据《后汉书》《华阳国志》《隋书》以及《太平寰宇记》等历史资料所记载的“俗喜歌舞”[4]“……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2]21“其古人……无哀服……始死……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其歌词说平生之乐事……歌数十阕……”[5]“巴人……击鼓踏歌以兴哀……父母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狂，其众必跳……”[6]“此县(作者按：即巴渠县，在今川东宣汉县境内)……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7]以及“开州风俗……男女皆唱竹枝词”“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8]等民俗事象，结合前述巴族群文化性格，可以判定，古代巴人的审美观念大致可以用“好歌喜舞乐素朴”七个字来归纳，换言之，即是：舞以呈情、歌以道志，素朴为其底色.

其三，生活习俗方面.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川东土家族的文化传统也非常完整地保存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之中，具体而言，就是较为全面地呈现在这一地域中人们的生产劳作、教育、政治、爱情、婚丧嫁娶、家居、节庆习俗等日常生活情境中.

土家族是一个“俗喜歌舞”的民族，川东土家族也不例外.与其它地方土家族一样，他们也较好地保持了作为情感之自然流露的丰富歌唱传统.一方面，他们传承有数量惊人的民歌，且不论巴人民歌随口而来、即兴而出、旋编旋唱的特点，单是近年来收集整理成册的民歌就有数百首之多.借用土家族民歌《山路十八弯》的描绘，可以说，川东土家族聚居区的民歌同样具有“排队排”和“串对串”的性质，一言以蔽之，其丰富性就是“……土家山歌万万千……土家山歌唱不完”.[9]另一方面，他们歌唱的题材范围及反映对象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覆盖了生产劳动、爱情婚姻、生老病死、休闲娱乐、节庆民俗等诸多生活领域，不仅人生的一切际遇都可能诱发人们情感的波动，并随后以歌唱的方式去平复这波动，几乎达到了无事不歌唱、无时不歌唱、无处不歌唱的境界；而且凡是他们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触所感、所思所想，都可以成为人们借以抒发内心情感的工具，其歌唱的题材和对象也几乎达到了无事不入歌、无物不入歌、无语不入歌的境地.此外，这一地区还传承着一种在集体劳作时呈现的独特艺术形式——“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它同时兼有“逐利”与“审美”的双重功能.[10]

除了歌唱传统以外，川东土家族文化传统的审美性还表现在其生活习俗的其他很多方面.基于其“乐观豁达”的族群性格，整体而言，川东土家族人具有“乐观”“爽朗”“豁达”“耿直”等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又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他们以民俗为代表的生活事象之中，特别是当他们在农“闲”时节，拥有了“闲暇时间”，又具备了“闲适心态”的时候，就会在遵循民俗活动特有规则的同时，尽情地发现生活之“趣”，并从中获得精神之“乐”.具体而言，他们以艺术的形式对长期蓄积于心的惜别、感伤、感恩、祝福等复杂情感进行全方位“艺术宣泄”的哭嫁歌；以“打丧鼓”“唱孝歌”的形式表现出一种“丧事喜办”独特民族风情的丧葬仪式；作为一种“土家族年节时的民族传统活动”的摆手歌舞；日常生活中天人合一的栖居之地“吊脚楼”、身心两悦的憩息之所“滴水床”、效用与审美的互动之物“西兰卡普”，还有他们从中获得自由不羁的陶然之趣与胸怀坦荡的无量之乐的饮酒习俗.

川东土家族的生活习俗可以用当地一首民歌来概括：“谈情说爱歌为媒，下地劳作歌相随，悼念亡灵唱孝歌，结婚哭嫁歌伴泪.”[11]可以说，作为巴人后裔的川东土家族人不仅通身闪耀着艺术的才华，这样的才华而且被他们施展在自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忙”还是“闲”，也不论是“圣洁”的婚姻、爱情，还是“凡庸”的世俗生活，他们都从不忘记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进行审美性的艺术表达.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归纳川东土家族人传统生活习俗的美学品格，也就是用最简练的方式来概括他们这种将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与趣味横生的审美活动统一在同一过程之中的现象，“审美生活”大概是我目前能够找到的最为合适的词语.这里所说的“审美生活”，自然不是此前极少数学者所使用过的、未经界定的“审美生活”概念.它并不是“审美”和“生活”的简单相加，也不先念地具有一种“精致而审美的日常生活；浪漫而自由的文化氛围”的内涵，也不专指精英知识分子刻意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之“俗”相区隔，以艺术创造、鉴赏和游山玩水、赏玩器物等活动来美化自己生活的“雅”行，而是一种审美与日常生活融洽无间的生活状态.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人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都能够得到自然而然的“审美性”表达.

2 拯溺救焚：川东土家族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

随着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全球化蔓延，物质产品前所未有的丰富，呈现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样貌，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与之相伴，人类精神产品也呈现出一种几何级增长的趋势，不仅生产速度快得不可思议、产量大得惊人，而且人类个体参与精神活动的次数和频率都明显增加.然而遗憾的是，在人类精神生活日渐丰富的表象之下，却流露出一种虚浮、夸张、低俗的，为精英美学家所强烈批判的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12]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对物质生活普遍的拜物教式追求，已经让人类自身发展到了某种非常危险的境地.所幸部分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更加值得庆幸的是，中外美学史上都不乏从理论层面加以讨论的学者.

由于人类普遍具有追逐物质利益的趋向，因而，如何超越物质枷锁的羁绊，获得非功利的愉悦感，甚至过上审美化的生活，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是康德以来绝大多数美学家们的人生理想，我国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在论及“审美”与“生活”的关系时，就提出了“人生的艺术化”理想.

宗白华先生大约是西方美学思想传入中国以后，第一个将“艺术”与“人生”紧密关联起来的美学家.在1920年的《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一文中，针对当时流行的两种人生观——“现实的人生主义”和“悲观命定主义”，他提出了两种新的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和“艺术的人生观”.在这两种人生观中，他又认为由于前者虽较好，但它是“如同研究无机现象一样”地将“人生生活当作一个客观事物来观察”的，显得过于客观，于主观的人生不太适宜，“在人生观上还不完全”.因而，当他看到“生命创造的现象与艺术创造的现象”之间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以一种主观的态度使物质“精神化”的过程时，便特别地倡导一种将自己的人生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一样创造，使之“理想化、美化”的“艺术的人生观”——亦即“从艺术的观察上推察人生生活是什么”以及“人生行为当怎样”的一种人生观.[13]204-207究其实质， 宗先生所谓“艺术的人生观”也就是一种将人生“艺术化”的理想.

重大突破出现了：他的团队在一个极小的模糊热团块中探测到了热斑（或者说“耀斑”）存在的证据，这直接标明了那个疑似黑洞天体的位置。一个重达40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应该有一张“嘴”（或者说“视界”），其直径大约是1 600万英里 ——实在是太小了，小到地球上的“引力”干涉仪都无法将其分辨出来。

1932年，在一篇以“人生的艺术化”为副标题的文章里面，朱光潜先生指出，虽然人的活动可以区分为“实用的”“科学的”和“美感的”三个方面，但这几个方面并不是“互相冲突的”，而是“相互和谐的整体”.同时，尽管“实际人生”与“艺术”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但由于它不过是“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因而并不代表“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更进一步，他指出了“人生”与“艺术”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离开人生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相反，“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人生”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较广义的艺术”，但凡懂得生活的人便可以被称之为“艺术家”，他的生活也就是“艺术作品”.基于此，他于是倡导在生活中采取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玩索”的态度，通过一种“情趣”丰富的生活，来实现“人生的艺术化”.[14]135-136

宗白华、朱光潜先生这种将人生“艺术化”的美学理想并非凭空而生，实际是对中、西方自古以来精英主义美学思想的总结和发展.直到晚年，朱光潜先生仍然“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认为“要洗刷人心”，就必须“从‘怡情养性’做起……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4]2可见，他一生都在强调审美之于人生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哲学家更是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人生的艺术化”这一美学理想.

但是，朱光潜、宗白华二先生所提出的“人生的艺术化”美学理想，在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的同时，却又“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14]135因而，严格地讲，“人生的艺术化”所期望的整个人生的“情趣化”，实际是将人人都必须要过的日常生活排除在外的，本质上是要把人劝离实际人生——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的领域，再通过对高雅艺术的欣赏，逐渐达成一种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应当说，朱、宗二先生在此所取的美学立场，正是与西方自康德以来的古典美学一脉相承的，视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功利性”为“审美”之大敌的“精英主义”立场.这样的立场，显然难以解决当前人类普遍沉迷于物质生活难以自拔的问题.

再回头看看本文所描述的川东巴文化圈中人的“审美生活”，就人们总是能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以艺术(主要是歌唱、舞蹈)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而言，他们的人生显然充满了艺术的情趣，已然实现了与朱、宗二位先生的美学理想相一致的“人生的艺术化”.或许有人认为，应当直接将川东巴文化圈中人的“审美生活”归入“人生的艺术化”一派，而完全没有必要另作讨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所提出的“审美生活”概念虽然与朱光潜先生的“人生的艺术化”、宗白华先生的“艺术的人生观”[13]207理想在理论上具有诸多相似性，但却决不能在它们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或者简单地将“审美生活”划归到“人生的艺术化”的旗帜之下.

根据前文所呈现的川东土家族聚居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那种在精英美学家们看来千篇一律、平庸陈腐的“日常性”特质，但他们，又尤其是他们中的巴人后裔却并没有因此成为精英美学家们眼里那种“终日劳……数米计薪……虽觉如梦、虽视如盲”，[15]哪怕在最美的景色面前也同样忧心忡忡、无动于衷，不懂得审美的人.事实上，他们既迫于生计而汲汲于追求物质功利，又因其“乐观豁达”的族群性格而非常懂得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营造审美氛围，增添生活乐趣，在生活情境千篇一律的“日常性”中融入变化万千的“审美性”.

这就是说，川东土家族聚居区中人，又尤其是其中的巴人后裔土家族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总是伴随着歌唱、舞蹈、手工技艺、家居装饰以及本文没有述及的口传文学等等各式各样的审美活动.人们在进行这些审美活动之时，并没有像精英美学家们所要求的那样“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审美活动都直接与追求物质功利的生产活动同步进行，人们并不是在 “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而恰恰就在“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之中实现了愉悦身心的审美活动.这一现象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经典美学那种认为审美必然与功利性活动截然两分的观点，因而也与朱光潜、宗白华二先生所谓“人生的艺术化”有着根本的区别.

可以说，川东巴文化圈中人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性”的生活.在这里，生活的“主体”循着他们自古而然的文化性格，自然而然的赋予“生活”以多样的色彩，从而使看似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变得色彩斑斓、趣味横生.因而，“审美”就成为了这种生活本然具有的特点，或者换句话说，这样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审美意味.而且，这种存在于生活之中的审美，既不需要主体刻意地离开功利性世俗生活作为其寻求精神超越的前提条件，也不必然地与主体或整个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度丰富相关.正是在此意义上，川东土家族的“审美生活”习俗的美学价值才得以彰显.或许这就是传统美学家门始终寻而不得，能够真正将当代人从过度物质化的庸俗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审美性”生活方式吧.

3 腐朽神奇：川东土家族文化传统的创新转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演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这里的“不平衡不充分”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相比于城市，乡村发展的明显滞后已然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障碍.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构想.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②因而，必须推动“乡村文化”同步振兴.

乡村文化如何振兴？可以肯定，振兴乡村文化，既不能从城市移植一套文化系统到乡村，也不能凭空创造出一套新的文化强加给乡村，公认的正确道路应该是在充分发掘、利用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创新发展，使之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因此，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积极作用，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究而且迫在眉睫的问题.众所周知，乡村传统文化完整地保存在乡民的传统生活习俗之中.振兴乡村文化，就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从乡民的传统生活习俗之中发掘、继承、发展健康、审美的精神产品、艺术形式乃至完整的精神生活方式.

在此之前，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获得通过和中国政府的随后加入，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家、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作一项重要的工程来抓.国家层面，从2006年开始，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7年公布了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类似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这样的民间艺术，也一下子从过去的“养在深闺人未识”转而变得家喻户晓起来.且不论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总体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抢救民间濒危文化艺术品种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重大而重要，但是，就整个乡村文化传统而论，仅仅依靠非遗保护运动又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从大局出发，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传统的现代功能，在整个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过程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到本文的讨论对象——达州市土家族聚居区，我们认为，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以改革创新的思维走非遗保护传承的新道路.达州市土家族聚居区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不仅拥有2008年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薅草锣鼓”子项目的“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还有摆手舞、钱棍、山歌等多种非遗文化形式.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急剧减少，非遗传承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非遗传承的环境逐渐丧失.以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为例，随着大规模集体劳动的日渐消失，以薅草锣鼓来助兴提神、催勤督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随之丧失.二是非遗传承青黄不接.一方面，原有的传承人年事渐高，多数已进入古稀甚至耄耋之年；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则被更加新鲜的现代艺术所吸引，很少愿意继续学习非遗技艺，即便有，也很容易因为迫于生计等原因半途而废.三是非遗传承主动性不足.对于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这一类国家级非遗来说，由于政府每年会划拨一笔可观的费用，传承人也享有一定的经济待遇，其传承情况总体还不错，但是对于那些缺乏经费保障的非遗而言，其传承的力度自然就要大打折扣，原因就在于，乡村居民们缺乏主动传承非遗的动力.如此下去，非遗传承的结果自然就只能是“费力不好看”.过去的非遗传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让非遗继续“活”了下来，但其效果未必很好，其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单纯靠政府主导的非遗传承路径，创新非遗传承思维，寻找更能够调动乡村居民文化主体性的方式，变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使当前“要我传承”的非遗传承格局向“我要传承”转变.

其二，创造性发展乡村文化振兴的“非遗+”模式.如何才能实现非遗传承由“要我传承”向“我要传承”的转变呢？这就要求改变原来的单维度、点状式传承模式，将非遗传承纳入乡村文化振兴整体架构，创造性地采取“非遗+”模式，实施全方位的非遗传承.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采取“非遗+互联网”方式开拓乡村振兴文化新视野.传统师徒面对面口口相传的非遗传承方式受到时空的巨大限制，已经很难适应当代人口快速流动的现实情境.如不加以变革，则很可能使非遗的代际传承落入难以实施的陷阱.随着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已进入了移动互联网5G时代，人们相互交流的方式也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且摆脱了时空的限制.这也为非遗传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只需协助或教会非遗文化持有人合理使用智能手机，就可以非常便捷地向非遗学习者或非遗爱好者传授非遗文化，不仅不受时空限制，而且可以达到面对面口口相传的良好效果.二是采取“非遗+时尚”方式开创乡村文化振兴新境界.非遗作为一种历史传承，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朝夕相伴的文化事象，可归于“百姓日用”之列.随着文化工业和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数不胜数的文化产品以乡村居民前所未见的新奇的形式、时尚的外观席卷而至.与之相比，传统非遗文化产品立刻显露出形式老套、内容陈旧、外观平淡无奇等等诸多缺点.年轻一代纷纷热衷于追星、扮酷、当网红，传统非遗几乎完全丧失了吸引他们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当当代文化产品普遍缺乏传统根底的缺点日益暴露出来以后，也为非遗在当代的重新出场提供了机遇，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将非遗的传统文化元素与新颖、时尚的当代设计巧妙结合，是一条能够有效整合两方有点，产生新的文化、经济效应的可行之路.三是采取“非遗+文旅”方式开辟乡村文化振兴新业态.随着现代交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和乡村不再是两个各自封闭的世界.一方面，由于城市的日益扩张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为了获取更加丰厚的物质回报，大量乡民涌入城市，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同时也带来了乡村快速虚空化，乡村传统文化迅速衰落等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城市在带给市民巨大便利的同时，其水泥森林般的建筑、单调呆板的视觉感受、污染严重的水和空气等等缺点也成为驱赶市民走出城市，走向乡村的强大动力，如今市民下乡的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由此，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市民短期旅游的目的地，乡村传统文化也就获得了重生的机会.这一点在宣汉县打造巴山大峡谷风景区的实践中已经有充分的体现.因此，把乡村文化传统与乡村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打造成文化厚重的旅游景区，不仅可以为乡村居民带来不菲的经济收入，而且为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其三，复活“审美性”生活方式全面振兴乡村文化.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和“非遗+”的乡村文化振兴模式虽然能够使乡村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续，但却很难解决当前社会在急剧变革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观颠倒的问题，社会上的普通人在生活中总是过分地追求物质利益，或者在面对生活的多样性时总是过分的寻求感官的刺激.换句话说，虽然物质生活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从事审美活动的机会也大幅度地增加了，但是人们的精神境界却不但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甚至堕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我们所讨论的川东土家族聚居区而言，大概就是因为人们在不断接受外部世界输送进来的物质和文化产品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外部世界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放弃了完整保存在其传统生活习俗中的原有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这样的状况是极为糟糕的，很可能使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遭到破坏，必须想方设法加以改善.如前所述，鉴于川东土家族的传统生活习俗是一种“审美性”的生活习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需辟出专门时间，专程到音乐厅、博物馆、美术展览馆、剧院等等场所去进行审美活动，而是就在日常生活之中，随时随地地开展审美，可以说，只要人们愿意，就满目皆是美景、满耳都是乐音.在此意义上，振兴土家族聚居区的乡村文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全面复活土家族传统的“审美生活”方式，使“审美”重新成为打破生活千篇一律、平庸陈腐的“日常性”的最佳方式，从而根本上提升他们的精神品质.

4 川东土家族文化传统的当代启示

乡村传统文化作为乡民世世代代的精神家园，它既是在人们漫长的生活历史中缓慢形成的，一旦成型，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聚居在达州市宣汉县的川东土家族就是这样，在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喜歌乐舞”族群性格的影响下，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审美”的方式表达自身喜怒哀乐等日常情感的生活习俗——“审美生活”习俗.生活在这一乡村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在肉体奔波、忙碌于追求物质功利的同时，其精神却能够相对自由地优游于功利之外，去进行一种或间接有助于功利生产，或于功利生产毫无助益的艺术实践活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日常生活的性质.人们在艰辛中感到了轻松，在沉闷中体验了欢快，在枯燥中生成了趣味，从而使自己的日常生活变得不再像传统美学所认为的那样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色彩暗淡，难以忍受.

从美学的视角观之，可以说，这种“审美生活”习俗本质上是把审美当作一宗生活事件，而非精英美学家那样，将审美视为绝对隔绝于生活的所谓高雅行为.它既区别于把“审美”降低为“生活”或者把“生活”提升为“审美”的美学思潮，也不是要在审美和生活之间寻求一种均质化的中庸之道，而是要在被传统美学视为庸常无聊、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来的一种情趣和态度，从而实现从生活内部(而非外部)对现实人生的超越.这对当代人浮躁、空虚的精神状态无疑具有很好的疗治作用.

在当前全国范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语境下，对川东土家族“审美生活”习俗的发掘无疑提供了一种启示，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当通盘考虑，充分发挥乡村传统文化的作用，而振兴乡村文化，也应当尽量避免单一、片面的传承方式，尽可能将乡村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照，发掘其中可资现代社会借鉴的文化精髓，使之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注释：

①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判断.

②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省徐州市马庄村的村民乐团时讲了这一段话.

③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2006年4月生效.该《公约》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成为第6个递交批准书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