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霞

（中国矿业大学 中文系，江苏 徐州 221116）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菲律宾华文文学（以下简称“菲华文学”）在文化母题和文学形态上与其他区域具有同质性，但因菲律宾社会的宗教信仰、民族特性及华人处境等特殊性，菲华文学也呈现出自身的特色。1981年，菲律宾军事戒严结束后，菲华文学重获生机，但由于菲律宾华人所占人口比例相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较低，华文教育也不够发达，华文创作出现了“断层”。为此，老一辈作家一方面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以活跃菲华文坛，另一方面也自觉承担起承传中华文化的使命。近年来，菲华文坛因新移民的加入呈现出新的样貌，“60后”“70后”的文学创作不仅承续了老一辈作家的文学资源，并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融汇到“海外”经验之中，如椰子、张琪（张子灵）、缪玉等，也出现了不少如诗人温陵氏这样既热诚创作，又积极推动中菲文艺交流、创建海外创作基地的文学活动家。

因此，如何梳理菲华文学传统，怎样看待菲华文学在21世纪的发展，就需要我们重返菲华文坛，从老一辈作家的文学世界开始，从个体出发打开进入菲华文学的路径。选择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首届会长吴新钿①吴新钿（1929—2013），出生于福建晋江，后移居菲律宾，笔名查理、心田。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层面的考虑：从世代角度来说，他有一定的国内生活经验，出生于1920年代末，能够代表这一群体从迁移到落地生根的文化心理。从文学履历来说，他的创作轨迹具有代表性，小说《老中国人》被拍成菲语片上映，1996年获得首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1997年出版《吴新钿文集》[1]；1998年出版《吴新钿诗集》[2]；小说《定时炸弹》荣获2000年《世界华文文学》主办的“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著述丰硕，呈现了菲华文学的发展形态。就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及其文学活动对菲华文学的作用而言，吴新钿是1990年代菲华文坛的重要支柱，在其中有独特的文学贡献和文学位置。

一、汉语书写及其意义

从“作家”这一身份来说，海外华文作家大多不是专职写作的，写作是在现实生活之外，以汉语表达自我情感、寻找精神归属的方式。吴新钿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1940年代在培元中学读书时，就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实验，散文、短篇小说等都有涉猎；1950年代迷恋新诗创作，后来在完成医科学业之后忙于在现实世界打拼，构筑商业世界，无暇文学创作。直到1990年代又回归文学园地。吴新钿曾自述：“一个从商三十年，整天在管理行政中打滚的老头子，借着每日散工返家路上车塞，五时到七时的两个钟头，用来学习写点东西自娱以充为精神寄托。”[1]207“自娱”和“精神寄托”虽是谦词，却从文化心理层面表明作家对汉语书写的热切渴望，写作是完成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这背后除了年少时的文学梦，还有对菲华文学承传的责任和担当，这种文学创作历程是很多海外华文作家共有的特征。文学是精神上的自我，很多海外作家是在与现实生活博弈之余或之后进行创作的。对个体来说，书写是安放自我的方式，而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书写，也是传播中华文化、凝聚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

不少论者注意到菲律宾华人在菲律宾本土以及东南亚的社会处境，首先是整体数量不多，其次是“祖根文化意识的逐代稀薄”[3]。因为汉语并非菲律宾的主流语言，年轻世代的使用者也越来越少，柯清淡曾论及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对菲华文学的未来表示担忧：“失去中文华语的根据，华文文学将如何生存?”[4]“中文华语”的承传与沿用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来说是根本所在，同时，语言所承担的文化传播与情感建构功能也极为重要，“只要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书写中用中文汉字进行‘思考’，那么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就会灌注在这一文学中”[5]。每一个在海外用中文书写的作者都是值得尊敬的中华文化承传者，对菲华文学来说更是如此，如刘登翰所言：“菲华文学的存在，本身就是作为中华文化在菲律宾存在的一种体现。因此，文学的产生，在菲华社会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而后才是文学的自觉。它的价值，首先也体现在文化方面，其次才回到文学自身。这是我们考察和研究菲华文学与考察和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稍有区别而应当先予注意的。”[3]

从菲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中文写作是一种文化选择，也是重要的文化承传方式，因此，华文文学团体的建设就显得尤其重要。海外华人素有结社传统，但华文文学社团有别于传统意义上以血缘、地缘、业缘为主的聚合方式，主要以对文学的热爱为基点，对华文书写的坚守和认同为出发点，通过举办文学活动、出版刊物或丛书、支持作家创作等方式活跃文学气氛，推动文学的传播，承担起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承的作用，同时也对海外华人文化共同体的形塑起到重要的凝聚作用。

在吴新钿的倡议组织下，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于1996年5月3日正式成立，他连续担任了5届协会会长。1990年初，菲华文坛相对萧条，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后，就成为菲华文艺界一支强有力的主力军，成为华族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桥梁，也是世界华文文学交流的纽带。[6]菲律宾诗人王勇在悼念吴新钿的诗《雨落心田—敬悼菲华著名诗人吴新钿博士》中写道：“您的存在/已然 是一座灯塔/让远行的航船不惧黑暗/更是一面旗帜/迎风 呼唤众河的归宿……雨落心田/每一滴 都是一个汉字/点醒海外夜空中/寂寞的群星。”[7]“灯塔”“旗帜”说明吴新钿在菲华文坛的建设和推动层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字”“点醒”“海外”则从书写方式、文学意义和文学生产传播的路径层面，呈现了吴新钿的文学创作对于菲律宾华人群体以及华文文化建构的重要意义。个人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活动对于整个文坛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对于不同的社会语境来说，用中文书写、组织文学团体却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重返文坛的吴新钿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多发表在“耕园”副刊、“晨光”副刊、“薪传”副刊、“辛恳”副刊等，这一时期的诗歌、小说、散文风格多样，在内容上主要是观察社会百态、透视人性和剖析情感，通过呈现现实问题达到“醒世”“警世”的目的，体现了现实主义者的热诚；同时，他又以“爱”—人与人之间纯粹的爱、宗教的爱—为世间的挣扎和苦痛寻求救赎，这种文化心理又透露出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的博大情怀。这种浪漫情怀还体现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吴新钿以现实主义的姿态窥探情感背后的情绪和微妙心理，但又非常注重诗意空间的营造，表现了对美好情感的赞颂，体现出唯美浪漫的倾向。如果把吴新钿的文学世界比喻成一座房子，它的结构应该是这样的：诗歌犹如根基深厚的“地窖”，这个空间安放了作家最深层次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情结，是未受约束的情感所在，也是坚守中华文化的体现，如曾有论者以“汉之魂”[8]形容他的诗歌创作；散文则是现实层面的居住空间，作家以日常口语的表达、自然随意的写作姿态呈现了他对生活、社会、世界、文化等多个角度的观察和思考；小说是最高层的“阁楼”，在看似贴近现实的片段化叙述中，呈现了形式探索的努力、语言的杂糅、人性的复杂，以及社会空间再现过程中的本土化倾向，叙事的意义在于以“爱”拯救沉沦的灵魂，给迷茫失落的现代人以警醒，是作家的理性思考和道德感所在。当然，这座文学之屋，诗歌、散文、小说不过是其大体的结构，文学的审美空间则是立体相通的。如此，或可从一个作家的文学世界管窥菲华文学的精神向度和发展路径。

二、“游离”与“回返”间的中国情结

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视野往往是多元的，文化背景也是跨域的。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生活空间和故国情怀之中，吴新钿文学世界里“中国”和“菲律宾”这两个地理空间就成为最重要的背景，但其关注方式和情感介入角度呈现出较大差异，这跟作家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1929年，吴新钿出生于晋江，在那里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5岁时随父亲到菲律宾生活，故乡的这段时光、在菲律宾接受的现代教育和他后来丰富的工作经历、生活体验，都从不同角度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写故国情怀或归乡之旅时，吴新钿侧重将叙事时空、情感维度放置于“中国”。在吴新钿的笔下，中国主要是两个层面的存在，其一是想象中的中国，与之相关的文化因子、传统元素是渗透在海外华人生活中极具影响力的象征性存在；其二是作为现实地理空间的中国，如作家亲临的家乡故土、行旅所至之处的文化风情、社会形态等，对现实中国的再现虽有写实性的一面，但情感皈依的成分更多。因此，对于作家来说，无论是游离在外还是回返之后，中国情结才是这一类作品的核心。

象征性的“中国”在吴新钿的作品中表现得较为丰富，有对中国传统节日、习惯风俗的表现，对古典诗词、中国文化精神的呈现，在文化倾向上体现出浓厚的中国情怀和精神皈依。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书写，如《中秋月》是为菲华作协中秋朗读会有感而作，诗中的月亮“一脸风神/露出很中国的微笑”[2]150，一语写出身处海外的华人在传统节日里被召唤出身份和情感的共同感受；《清明节》则描写了在清明这一天表达对亡母的悼念和追忆，是中华传统习俗与仪式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在《他爱国乐》中，写“他”在受教育阶段就接触西洋音乐，但因民族情感深厚，偏爱国乐，通过把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进行对比，认为“国家历史背景各异，不免在最高境界中能寻出国乐的灵性与直径……更重要的，国乐促进社会温柔敦厚”[1]269，这一文化选择不仅把国乐推向最高的境界，还把中国音乐的精神推延至社会教化的层面并予以肯定，可以看出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与热爱。在吴新钿的作品中，不仅有这些具体的中国元素的呈现，还表现了更为普遍的历史概念和民族认知，如《薪传》写华文作家们相聚“亚细安华文文学营”的感受，“五千年的巨响”“华夏文明的光芒”“方块字里相逢”[2]49-51等诗句中使用了象征性的符码，以此激荡在海外用中文书写的热情，激发建设华文文化的使命感；而《中国塔》则表达了身处英国之时却深恋故国，“在英国公园里/静静地站着/当月上柳梢/风铃响起/听得到/故国的呼声/隐隐约约传来”[2]138-139，这里的故国情怀是一种朦胧的乡愁，也是在他者文化中“自我”被召唤的境遇。

此外，象征性的“中国”在吴新钿的作品中还是一种族裔身份的呈现。《钓鱼岛之魂》虽是悼念陈毓祥，但诗人却将悼亡升华至群体认同：“您的灵魂/在燃烧历史/给每一个人/龙子龙孙/看。”[2]113“龙子龙孙”超越了作者的海外身份，指向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另半截手》以1996年亚特兰大残奥会铅球冠军为核心，写1990年代海外华人对中国在国际上重塑国家形象的关注和期待，“决意将中国人的成绩载入残奥会史册，让全世界的人改观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的病夫，而是强者，她倔强刻意锻炼”[1]187，呈现出对祖国的关切和热爱。在《旗手》中作家写道：“祖先从故乡飘洋过海/筚路蓝缕/在这千岛上撒下/中华文化的种子/在这无数的年年月月/生根成长……新一代的华裔/不要让千岛的海风袭打自己/我们都是不死的旗手/传承中华文化薪火的队伍……我们这一群一群的旗手/是炎黄的后代/让我们一同高举手来/托起中华文化璀璨的天空/在这千岛之国。”[2]89-91对于吴新钿来说，中华文化不仅是情感的皈依，还应在华裔后代那里延续，因此他自觉承担起文化承传“旗手”的重任，以书写推动中华文化的传递，召唤华人群体的族裔认知和文化认同。这种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在柯清淡、笔锋、施文治等作家的作品中也有不同角度的体现。

作为现实地理层面的中国，一方面，是寻根者归来之时对先祖和家乡的追寻，是深恋故土的情感表现，如《老家门口》中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呆立在故乡埭头老家门口/千头万绪难以表达/仅带回感慨/归而为诗。”[2]62看到家乡美好的景色，想象着先人们的勤劳，对后世子孙的庇荫，有穿行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错之感。而《寻根》则将返乡的感慨进一步深化，“我”牵着孙子的手在老家晋江中山街上行走，以孙子作为抒情对象，每一小节都以“孙儿”开头，似乎有无限的回忆和情思要对自己的后代表述，抒情主体则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之中，表现了游子归来对“根”的情深，村落、祖先、家乡的太阳、土地、树木这些意象组合成稳定不变的风景，是“根”的象征。在拥抱家乡的同时，也有长久漂泊之后对“故乡”理解的模糊与多元：“孙儿，等你长大/踏过千山万水/你会有家的期待乡的依归/当家乡的爱长上飞翔的翅膀/谁也分不清/异乡与故乡。”[2]63另一方面，是作家在不同地方行走时的所见、所感、所思。在《中国小生意面面观》中，作家写自己回到暌隔多年的中国，在北京、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厦门、晋江等地考察，书写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发展形态和物质消费情形，有亲临其地的细致观察，也有“回返者”以海外视角进行的对比思考，更多的是对祖国发展的期待和肯定，行旅中的空间体验细化了情感的真切性。如《彝族篝火会》描写在云南旅游时观看篝火会的感受，这种身临其境的游历使“远方的来客/恢复青春的/自信”[2]146；而《知音》写从杭州乘火车到上海时遇到郑森和徐亚伯，交谈甚欢成为知音，在上海看黄浦江的风景，感慨相遇相知的短暂却是至善、至美、至真的情缘。在这个行旅空间中，作家所体验的真实的中国集中表现了迁移者内心深处的故土情结：既有家国之念，也有少时离家老来归的感慨和喟叹；既有对当时中国改革发展面貌的赞叹，也有在祖国看到美好风景和风俗、遇到真挚乡情和人情的欣然，长久分离之后的断裂与隔膜则非常淡弱，这或许正是吴新钿及其所代表的移民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再现。

三、日常生活空间的再现与现实关怀

周宁指出：“在东南亚国家里，华文文学战后普遍都面临着一个本地化问题。只不过在不同国家，这种本地化冲动表现的程度与方式有所不同……对印尼、菲律宾的华文作家而言，写中国或写当地，在基本态度上似乎没有矛盾，尽管他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华文文学应该反映本地生活。”[9]1990年代重返菲华文坛的吴新钿，已然是一个经历丰富的“智者”，有回返祖地和行旅中国的经验，“写中国”或“写当地”都能以自然的方式出入其间。对于作家来说，中国是族裔身份认知和文化情感上的心理归属，菲律宾则是长期生活的日常空间，因而其创作更多的还是表现移民者在移居地的日常生活。整体来说，吴新钿写菲律宾生活的作品居多，但对现实空间的观照并非对移民历史或中华文化的忘却，而是双重视域下的文化融合与多元观察，这也跟作家的生存、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小说《传信鸽》借少年亚平要养鸽子之事，引出父亲对故乡晋江的回忆，也揭开了家族迁移的往事，1950年代，一家人跑到香港，后来家庭散落，叔叔到了菲律宾，半工半读念完大学后在商店任职，爱上菲律宾东家的女儿，然而在保守的华侨社会中跨族结婚较为不易，他们只好到美国另寻生路，无奈妻子过早离世，叔叔又和一个菲律宾女子结合。亚平在得知这些家族历史之后，和父亲有这样一段对话：

“爸！叔叔与菲律宾婶婶……还有你，想不想返家乡？”

“你菲律宾婶婶有一颗中国心，她的思想太中国了。”他爸爸说时的眼神发光在四周。

“其实，这儿就是家！”爸爸又继续下去！

“我们的血汗流在这儿，我们的基础，我们的产业……有白手起家的机会，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第二故乡。”

亚平仿佛听到爸爸很小声的最后一句：“最重要的是有个温暖的家，活得好些，更好些。”

亚平点点头，他肯定爸爸想象力所能及的美梦，爸爸、叔叔知道他们的选择，拥有了自己与第二代的日月星辰，拥有了愿望。[1]110

小说写出了早期华人的迁移、遭受的排外及跨族婚姻的形态，也写出了落地生根之后对“家”和“故乡”的重新定义，定义的维度建立在与当地生活融入的可能性、现实生活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想象等层面。当作家把视野投向这一日常空间时，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这一类作品是对当下菲律宾华人生存状态的综合表现，是对菲律宾社会的整体观照。现实感背后是作家敏锐的问题意识，现实中的亲子问题、教育问题、婚姻爱情、家庭伦理、生老病死、不同个体的生活沉浮、工作交往、人性的美丑善恶，等等，可以说涉及人生存中的各类问题，但作品的目的并非是呈现问题，而是尝试提供解决的方式，所以小说在讲述故事之后，往往给出作者的判断和观点。如《人生梦醒时》写一个被丈夫通过律师通知分居的女性莹华，她从不能接受到感到耻辱，再到看清无爱婚姻本质后坦然处之的心理变化，小说以启发式的议论结尾：“生活永远都是这样，很多时候人期望的越多反而失望也越大，与其去追求那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倒不如实实在在去拥有和珍惜现有的幸福……人越是学会如何坦然面对人生，人就会越觉得活得轻松、活得潇洒，尤其是女人。”[1]198小说表现了菲律宾离婚不被允许而分居可以通过法律裁决的文化背景，也体现了作者的叙事关怀—在审美之外，发扬文学的教化功能，劝慰或劝诫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在这些关怀现实的作品中，承担教化功能的主要是“爱”，爱是拯救自我和他人、净化灵魂的动力和源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人与人之间无私的关爱，帮助他人时助人者也能体会到快乐与幸福，是作家对理想人性与和谐人际关系的想象与表现。小说《助人是快乐的》写亚美被悉心照顾父亲的年轻人的孝心、女经理帮助他的行为所感动，对助人为乐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决心以后随时助人。其次是男女之间纯美的爱情，这是过滤了情欲和现实利益的纯粹情感，是人生最重要的根基，也是心灵深处最本真的渴求。在《咖啡•心声•根》中，采弥和丽莉之间的感情被作者的诗意语言描写得纯美而有力：“如今坐在对面的她仍然像把热火能长久盘踞在采弥的心灵，接受神的一切馈赠，岁月把情感拉长形成一个永恒……有了爱有了目标的生命，是有大根的树。”[1]75-76最后是宗教意义上的爱，这是人生存的希望，也是自我救赎的能量。《当博士显现》写圣诞演出中途停电，身穿大袍、头戴冠冕、有着长须的“三博士”唱着圣婴诗歌在花园中行走，这一行为被医院中人视为“异象”“神迹”，并感受到爱和力量，身患癌症放弃治疗的刘万顺、消沉低落抗拒治疗的周千里、和婆婆有隔阂的护士美娜，都因此而重新面对自己，改变了对待生命和生活的态度。这个故事以吴医生的视角进行，吴医生代表了理性的现代科技，也最清楚真正的“三博士”是由另一个病人所扮演，但他看到“神迹”的影响力，自己也被感染，心中感到圆满自得的愉悦。这三种爱形成作家相对稳固的人生观，是综合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西方宗教理性和知识分子浪漫情怀的表现，也是叙事的价值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纷繁的社会问题时，吴新钿有自己独立的批判意识和审视意识，这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文化视野和创作风格，但批判和审视同样是为了呈现文学的教化功能。如《爱的觉醒》中春皆为了和情妇在一起，将妻儿送去澳洲“坐移民监牢”，心如明镜的妻子等待无望后主动提出和丈夫一刀两断，最后失落的是丈夫；《彷徨后悔》中深陷情色、身败名裂的汤美，最终自食其果，被他所抛弃的女人击中而身受重伤；《老同学的干女儿》以轻松的笔调写同学聚会中，大家对老同学和年轻干女儿暧昧隐情的调侃，并意味深长地期待他们及时回头；《爸爸再婚》中以在香港读书的菲华女孩的视角，揭露了菲律宾华人保守的一面，如父亲刻意和女儿保持距离，菲华女性在着装、性格上的保守；《香火》则表现华人坚持生男孩以延续香火的传统性别观念……这些都是带有揭露和审视意识的“问题小说”，作者对人的欲望、欺骗、愚昧和华人保守、传统的心理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吴新钿不仅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有着诗意情怀的浪漫主义者。他在揭露社会现实时，是以批判者的视角进行的，但他在讲述之后的“醒世”“警世”语言则显示了一个浪漫主义者对现实的关怀，期待用真、善、美和宗教信仰拯救世间陷入欲望的灵魂。同时，对爱情的书写尤其显示出他的浪漫气质，无论是诗意的语言，还是唯美的情感，都体现出浓厚的浪漫情怀。小说《老人与海》写一个小渔村里唯美又凄清的爱情故事，老人年轻时与渔村地主的女儿相爱，因女孩去马尼拉读书而被迫分手，老人守着渔村生活，退休后在教堂当主礼人，宗教仪式上的老人庄严又淡然，但在看到初恋时老人激动到颤抖，小说唯美又带有淡淡的伤感。《生死恋》中当丈夫在车祸中死去时，妻子也在同一个时间呼喊丈夫的名字在医院死去，这是对生死相依的纯美爱情的赞诵和想象。这一类作品也体现了作家纯熟的写作技巧，通过意识流、心理描写、气氛烘托来营造唯美、浪漫的场景。此外，这些以菲律宾为背景的小说，无论是小渔村、马尼拉、咖啡馆、医院还是家庭空间都具有鲜明的当地色彩，而小说人物的名字、语言表达以及行为方式又呈现出移民社会的混杂性。

四、菲华作家的语言特色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外衣，以不同的色调呈现丰富的文学内核，也是作家文化身份的表征。语言的混杂性在众多移民作家那里都有共同的表现，但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又呈现出不同的本地化特征。中文是吴新钿的书写主体，但这个主体不再是纯粹的汉语语境，而是充斥着个体文化归属及菲律宾生活经验的混合体—中国的典故、地方方言（如闽南语等）、俗语、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表达相异的词语组合方式、英语、菲语、音译的翻译语等。小说《当掉自己前途的人》写一个沦陷在赌场的青年，在去当祖传钻石指环时被祖父的旧识认出，引发了一场颇有启示意义的对话，小说开头写到的场所“加申洛”即英文“casino”（赌场）的音译，而在交谈中出现如“芝兰”“透仔差”“越说越对腔”“完璧归赵”等语则体现了当铺主管的世代特征和身份感，典故、方言和俗语的使用不是为了安放远离故土的乡愁，而是为了凸显作品的情景、语境、人物特征。对英语和菲语的使用也是如此，《老婆不是月亮》中借用老婆之口形容男主tall、white、handsome（高、白、帅），简洁明了地把这个男性的外貌形象勾勒出来，同时这又是一个非传统的男性，是一个事业有成、能够融入主流社会的现代华人，语言被说出来的方式所暗示的正是人物内心的复杂情绪，英语表达的背后其实暗含了男主老婆的矛盾和不安：一方面，她得意于丈夫的优秀而羞于或者逃避用传统中文进行温情化的表达；另一方面，丈夫的优秀使她紧张不安，因此牢牢控制着男人的行动方式，这就为接下来小说借用他人之口以“臭查某”“番仔婆”形容老婆，为转入闽南语语境提供了铺垫，愈加体现这个老婆的保守、顽固和不开明。

作家非常娴熟地运用中国的对联、俗语等，如“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事非经过不知难，书到用时方恨少”“君子好学，不耻下问”“不上高山，不显地平”“钟鼎山林，各有天性”等，似乎只有这些句子才能最恰切地表达华人的情思，无论身在何处，语言所凝聚的穿透力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如同有论者所说的：“华语不但区隔了文化中国这个母体，它暗示了一种‘海外’独有的、在地化的‘非纯正中文’或‘非纯正汉语’，日子久了，发酵成像土特产一样的腔调。”[10]在这个混杂的语言空间中，小说中的人物也有各自独特的语言表达，语言成为符号性的象征，是人物身份的代表，也是作者情感的投射。语言以其不同的形象体现并召唤了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经验和情感认知，多向度的文学语言再现的是迁移和流动之后移民及其生活世界的混杂性、多元性，也为我们走进菲华文学打开了一扇有意味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