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娟（采访，整理）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五四”文学传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海外华文文学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华人形象，挖掘其民族性与世界性结合的“五四”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少君写作中的平民意识、市场意识和跨界特征与“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引进现代出版机制，以及文学与政治、商业相结合等现代性特征有类似的意味。为此，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女士对话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少君，试图探讨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与“五四”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一、成长经历与平民意识

张娟（以下简称“张”）：鲁迅的写作与其幼年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越地文化、家道中落、绍兴民俗等都在其创作中刻下烙印，您的创作是否也和您的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少君（以下简称“少”）：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像鲁迅那样的成长经历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创作资源，它奠定了鲁迅之后创作的思想基础和批判精神。这种从小进出当铺的人生，当代社会不是没有，但为什么没有再出现一个鲁迅，这是你们这些鲁迅研究者应该探索的问题。我自己的人生相对比较顺畅，基本没有受过什么苦，从小生活在一个军事化科研机构的大院里，在吃穿住行各方面都受到特殊照顾，然后顺利考入北大读书，毕业后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研讨与制定，即使曾经短暂进过监狱，但很快又重新复位，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刻骨铭心的磨难，这些经历对我的创作基本没有太大的影响。倒是当记者的经历使我了解了很多底层民众的疾苦，后来在写《人生自白》时，有许多描写平民百姓生存状态的内容，不少研究者质疑我怎么那么清楚？其实这与我的理科教育背景有关，在观察力和记忆力方面会超过普通人。还有就是因为有比较良好的生活条件，所以我在少年时代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明清小说和外国文学作品，这是很难得的。

张：您出生于军人家庭，是典型的“大院子弟”，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和平民意识对您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有没有造成影响？

少：应该是有影响的。因为大院的人来自祖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那是一个从事武器研究的科研机构，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是像钱学森一样的来自各国的留学生或专家学者，各种方言和生活习惯交织在一起，从读书到生活都在一起，在食堂吃饭，在澡堂洗澡，商店、理发馆、学校、托儿所都在一个院子里，让你无法产生非平等意识。特别是在我们的成长阶段，父母官阶的高低在我们孩子眼里是不存在的，红军的孩子与收发室职员的孩子，著名学者的女儿和警卫连的战士，都能玩到一起。所以我们从小就没有所谓的特权意识，以至于后来聚会时，有些发小官至部长、将军，大家照样叫着外号嬉笑怒骂。所以说，大院子弟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平等思想和平民意识。

张：鲁迅写《狂人日记》和钱玄同等人对他的鼓励有很大关系，在短短三个月里，钱玄同三次造访周氏兄弟，均深谈至深夜12点。在您的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支持，有没有朋友或老师带给您写作的精神动力？您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同届同学很多比您大10岁左右，您在青春期交往的人都比您年长。您的朋友中有很多是著名作家，如冰心、钱锺书、艾青、陈忠实、蒋子龙、陆天明、史铁生、刘震云、陈建功、刘醒龙、方方、铁凝等，与这些作家的交往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产生影响？您将来会把这些交往的经历和轶事写下来吗？

少：我大学是学声学物理的，后来又学习经济学，从事与经济有关的工作。所以，在我生命的早期好像很少与别人谈写作，我觉得写作是私人性的，当然文字是用于与大众交流的。其实每个人只要坐下来书写，都可以成为作家，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作品。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能否成为生活中的美好回忆，这取决于个人的情感和悟性；而让一个人的人生成为千百万人的记忆和感动，则取决于一个好作家的文笔和描述。作家把这些令人难忘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读者心中永远的记忆，同时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个体生命的断面，犹如一张光盘，将回忆刻在历史的画卷上。我是在写过许多小说之后，被评论者注意并研究，才开始与人谈论文学的。我和这些名作家交往，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是作家，比如认识冰心是在一次会议上，认识钱锺书是因为求教一个翻译问题，陈建功是大学同学，刘醒龙是哥们儿，方方是姐们儿。与史铁生交往时他还不是作家，而是在街道工厂画彩蛋的残疾知青。那个时候，我经常骑车两个小时从北大到雍和宫史铁生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就是为了看他和他的知青同学， 听他们讲许多我不知道的人生故事。有段时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陪他聊天，推他去地坛公园、交道口、王府井……正如徐晓所说的，在我们彼此的心目中，仍然是普通的又不可缺少的朋友。史铁生把爱和理解带进我的生活，他帮助我摆脱了许多烦恼和怨恨，他帮助我懂得希望、热爱、生活。他知道，我需要。我也给他同样的回报—我知道，他也需要。在经历了很多的人生悲欢之后，我们越来越感到这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

因为某种机缘，我和1940年代出名的一些作家和报人也有过多年的交往，如陈铭德、邓季惺、左笑鸿、张友鸾，他们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曾深深地影响过我。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一些政府经济策划和讨论会后，才知道当时的参与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的母亲，居然是我熟知的邓季惺老师。与这些作家的交往带给我与一般读者不同的体验，常说文如其人，我却对这些作家“文不如其人”的很多面有更深的了解。比如有的作家的作品气壮山河而本人却性格柔弱，有的作家的作品高山流水而本人则小心多疑，有的作家平日西装革履却不喜刷牙……这些真实使我知道作品是被创作出来的，不是作家的真实生活。他们有的鼓励过我的写作，有的也曾无情地打击我的习作，但似乎都对我不错，我至今仍保留着他们给我的信，也保留着这些名作家给我的100多本签名著作，光那些留言就记存着我们之间曾经发生的故事。也许将来有时间我会把这些交往写出来，但目前更想做的是把他们送我的书系统地读一遍，写一本读书笔记，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张：周树人在《狂人日记》之后便用笔名“鲁迅”，从此这个名字与他相伴一生，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符号，能不能谈谈您的笔名的来历和意义。

少：我原名其实就叫钱少君，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认为有“封资修”的嫌疑，所以在小学一年级入学的时候改了，我入学时正好“文革”开始，当时大多数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名字都被改了。“少君”只是我后来用得比较多的一个笔名，我曾经用过几十个笔名发表文章，比如未名、马奇、程路、李远、金照等，因为当时给很多杂志写稿，有时候同一期杂志录用我二三篇稿件，编辑会要求我想一个笔名，以免同期目录上“作者少君”字样太多，怕读者感觉不好。《人生自白》在网上、平面媒体发表时，我也用了将近十个笔名。好处是不会让读者感到烦，可以多挣稿费，坏处是后来整理时非常费劲，有些文章恐怕很难找到了。

二、“五四”精神资源和创作历程

张：您的《人生自白》颇有中国传统市井小说之风。从文体角度来看，《人生自白》与《聊斋志异》《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儒林外史》等非常类似，由一个个小故事构成，犹如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全方位展示了连环画式的市井生活。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作品和作家有哪些，主要来自中国古典小说吗？有没有对您产生影响的“五四”作家？

少：我小时候读书有限，但到中学后，同学中开始分享从学校图书馆或单位情报室偷出来的古书，第一就是“三言二拍”，其简洁的用词用语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很大。后来陆续看了《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水浒传》《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这些都是后来在北大读书时才看的。我喜欢明清小说中那种暗藏在叙述中的调侃，正如某个学者说调侃式语言就是那种运用语言去嘲弄对象为主要特色的话语形态。《人生自白》写于1988年至1996年间，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人心浮躁，物欲横流，我就把写作当成是对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调侃，意图给读者营造一种特殊的阅读感觉，特征化效果由此产生。

有学者说读《人生自白》很像听北京人“侃大山”，其实侃大山就是北京市井人生的一个特征。“侃”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话题广泛、具有随意性和开放性的言语方式，是街谈巷语，是一种文化形式。《人生自白》之所以当年在网上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就是读者被“自白”这种言语方式的“侃”劲儿所吸引。加上我骨子里对生活、对社会的调侃意识，使读者情不自禁会产生一种阅读的快感和需求，看完之后，忍俊不禁之余又似有所悟。我的作品多表达的是下层小人物的无奈之举，表现那些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展现他们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一点儿自尊的方式，并予以同情。“自白”这种写法也有点儿模仿鲁迅，《狂人日记》就是文言与白话前后两重叙事法：先有文言的楔子，由清醒的叙述者出面，以第一人称讲述狂人和日记的来龙去脉；然后是白话的正文，是狂人第一人称口语独白，满篇疯言疯语。但是，狂人实际清醒异常，而楔子的清醒反而变得反讽，前后两重叙事，互为嘲讽颠覆。

过去对“五四”作家的认知一直局限于那些后来成为革命者的作家，如丁玲、冰心、萧军等，其实我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等也都是当年的优秀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肯定是鲁迅，一是因为当年很少的阅读经验中鲁迅的著作占据了很大部分，鲁迅的思想自然贯穿整个少年时期的大脑；二是因为确实喜欢鲁迅的文风，喜欢他笔下的人物，也喜欢他笔下的百草园，所以模仿与学习他的写作手法和遣词造句，也自然成为我少年时代的必须。

张：您刚才提到了《狂人日记》，您对《狂人日记》有什么看法？《狂人日记》更像是一个哲理作品，“狂人”充满思辨能力，心理活动丰富，关注人类历史的大问题，关注一个病态荒谬的世界， 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您觉得鲁迅这种开创性的写作对您有没有影响？

少：鲁迅的《狂人日记》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创造了一个极富艺术性和荒诞性的狂人形象，通过狂人抨击传统封建礼教，揭露了旧中国“人吃人”的黑暗现实。狂人从听说别人吃了恶人的心肝壮胆，再惊觉自己也是吃人的人。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狂人才是当时社会最“清醒”的人。《狂人日记》应该是我少年时代读过的最棒的小说之一，但当时我和我的同学几乎没有人读懂这篇小说。《狂人日记》的影像展现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伙人，他们全都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某一天突然出现一个疯子，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举世哗然，地球怎么可能不是宇宙中心！异端邪说！然后人们就把他吃掉了。但这个思想的火花还是影响了一些人，这些人开始觉得地球有可能不是中心，人们开始变得恐慌。基本上写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不愿意向世界妥协，这个世界就处心积虑地要把他“吃”掉。《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开端，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民族思潮的觉醒中，想要唤醒大众。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标志，那么它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自述体的方式、文白兼备的语言、细致的心理描写等，都对我后来创作《人生自白》有直接的影响。一般认为，《狂人日记》的主题思想是反封建，是暴露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看起来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叛逆者、一个清醒的启蒙主义者。但对当时的我来说，《狂人日记》就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读到的传统小说。对于我这样一个“理工男”来说，少年时代留下印象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会影响一生的。

张：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同名，鲁迅也曾承认果戈理是他最喜欢的世界作家之一，鲁迅不仅是个文学家，也是一个翻译家，他的写作是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的，您作为一名海外华文作家，能否谈谈跨文化交流对您的创作的影响。

少：《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熟悉的文学作品，这么多年过去了，《阿Q正传》被搬上银幕，《孔乙己》被搬上舞台，唯独《狂人日记》难以用形象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需要深思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语言晦涩、缺乏故事性来解释，更深的原因应该是鲁迅超越时代的表现手法。夏志清认为《狂人日记》里大半是运用意象派和象征派的手法，这是比较客观的评述。更深的社会因素目前还无人言说。如果说鲁迅的创作都是对他所生存的社会发出不满的“呐喊”，我们这些海外的新移民作家则是用多方位的视角描绘现实世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我们是因此而得益的一群人，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新移民作家不再不满于时局，不是抱着与祖国诀别的心态，而是为了发展自己，融入西方社会，虽然也有淘金的成分，但终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我们不再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能够冷静客观地观察中外的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我们明确知道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以个人化、个性化的叙述视角来描述这个世界和自己，很少以个人遭遇诉说自己的迷失，而是俯瞰世界，对社会、人生、文化作出各自的思考和探索。

跨文化写作使新移民作家拥有多元化的审美取向和个人化的创作风格，反映在内容上，是广泛涉及不同领域、不同时代出现的社会、家庭、感情问题，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及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等，作家们表现各异，各有侧重；反映在情感上，有追念逝去的爱情，冷眼看待人世的常与变，也有感慨人生命运的无奈，还有表现乐观的进取精神等。跨文化不单单是两种文化的重叠或者累加，而是交融、碰撞。身在海外的创作者，往往不管故事写在哪里，故事的内核都有对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思考，如有评论家就说《人生自白》有点像“三言二拍”与《光荣与梦想》的混合物。我们表达的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情感，而骨子里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架构。与大多数海外作家一样，我基本不着重描述过去的伤痛、酸楚，而是尽量以超越个人境遇的视野，包容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现状，跨越不同文化的界限，以真正自我的创作姿态自由写作，而这种东西方混杂的写作风格也正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您在《人生自白》里描写了海内外挣扎在底层的各类人群的人生百态，但现实生活中您一直是精英阶层，您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和自己的人生体验完全不同的群体为写作对象？写作的时候您的位置是怎样的？鲁迅当年描写鲁镇农民们的悲剧人生时，是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启蒙态度，形成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看/被看”的关系，但是《人生自白》中却没有这种高高在上的启蒙意识，反而以一种平民视角书写普通人的悲欢人生， 您在创作上是怎么考虑的？这和“五四”以来的平等、平民意识有没有关系？

少：开始创作《人生自白》时并没有计划写100个不同的人生故事，是因为读者和编辑追稿，才形成了100篇短篇小说。我是学理科的，写作时并没有主观地设计作品的架构和中心思想，但我一直对平民社会抱有一种“悲悯情怀”，即人人生来平等。我喜欢思考关于人的诞生和死亡的主题，对生命意义也比较关注。我认为人自出生开始，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受难，都是在为人类社会的不成熟、不健全而受难，都是在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卑劣和无知而受难，每一个灵魂受到的伤害都是人类共同受到的伤害，每一个灵魂承担的罪孽都是人类所应共同承担的罪孽，每一个灵魂的阵痛都牵动着人类共同体的阵痛。人们痛苦地承担着不平等的命运予以的无情的伤害，写作的根源就是要从精神上分担这样的苦难，这一点也许和五四运动的平等、平民意识相契合。《人生自白》贯穿着我对生命的尊重和悲悯，我认为悲悯是脆弱的灵魂与卑微的生命彼此慰藉、彼此温暖，是彼此在脆弱与卑微中因为有所感动而得以坚强生存的一种情感。悲悯情怀承担着人类情感联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失去悲悯，失去同情，人类世界便是一种物质利益的结合，毫无温情可言，悲悯是对人类苦难的正视和承担。我的故事通过主人公的口述，表达情感、想象、回忆、思念和反思，为读者展示了我所了解的真实社会和人生，表现了人的心灵在不同生存环境中的遭遇及内心的冲突和渴望，既表现小人物的执著、浪漫和追求，又表现人的孤独、漂泊和无奈。我没有停留在痛说历史的层面，也没有去随意否定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状态，而是白描生命的状态，白描生命主体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中的精神形态，试图从现代生活的意象中寻找到破解这个时代的密码。应该说，无论是“五四”精神还是鲁迅的思想，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我的写作。

三、网络文学先锋与跨界写作

张：鲁迅是一位跨界作家，他学的是医学，接受过解剖学的专业训练，他又是一个美术爱好者，1920年代末他将欧洲的版画艺术引入中国，发起了“木刻运动”，他的作品中也多配有黑白的版画。您作为一个海外华文作家，也是同时做着多份工作，您觉得这种跨界的艺术精神是怎样影响您的创作的？

少：很多作家在年轻时并不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鲁迅也是如此。我在出国前也绝对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个作家，直到现在我都不认为我属于文学圈，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所从事的工作，也一直把写作当成一种业余爱好。跨界的思维方式给了我更宽广的人生视角，使我比那些文科出身的作家有更多的书写资源和语言，当然也更早具备了运用先进传播手段的能力。什么是跨界，就是你本来是一个职业的，然后涉足另一个职业领域。如鲁迅原本是学医的，跨界到文学领域去创作。用学术语言说，跨界创意是打通学科壁垒，创造新形态、新观念、新领域，跨界的本质是融合。有时候时代也会造就跨界写作，如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文化生活上的差异使我们必须吐槽，但美国很少有中文媒体，又正好赶上互联网的诞生，于是我们就有了随意发泄情感的渠道。但那个年代，网上交流只能通过一种叫Unix的操作系统运行，而且当时电脑上不能显示中文，只能将中文字用四组编码弄成图片格式， 然后存进电脑，电脑显示器更是看不了中文，文件只能放在网络的某个地方，由对方来下载，然后再通过九针打印机打印出来才能阅读。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使命只能靠我们这些“理工男”来承担。

张：您的文学创作始于网络空间，在国人对网络还不了解时，您就已经在北美开始了网络文学创作。1997年底，美籍华裔朱威廉回国创办了“榕树下”中文原创网站，带动了中国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而您在19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网络写作了，您对网络文学写作筚路蓝缕的开创之举功不可没。网络文学一方面是文学和科技的联姻，另一方面也是通俗文学、平民文学的一次革命。这和“五四”提倡白话文，高举“平民革命”的大旗颇有类似之处，您能不能谈谈您开始网络文学创作的心理动机。

少：相较于传统的文学传播手段，网络文学确实是一种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种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的科学技术。如18世纪末蒸汽机的改良推动了19世纪工业的飞速发展，19世纪末汽车技术的突破又带来了20世纪初的生产力发展，20世纪又有了改变人类信息交流、文学书写和传播方式的互联网，而21世纪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又是一次新的革命，将会把文学带入何种境地？我们无法预料。

当时，我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学理工的留学生一样，一下子被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弄懵了，陷入一种无法言说的孤独中，所以非常想念故乡，非常想读方块字，到处买书，到图书馆借中文书，读完书又特别渴望和朋友交流，而互联网则提供了又快又免费的渠道，网上的交流只能写，因为当时电话费奇贵。当时网上有一种叫BBS的交流工具，写个帖子，你的文字就会被很多人看见。但当时只能写英文，过了一段时间，有留学生发明了一种软件，才开始可以写中文，这就是中文网络文学的初始阶段。海外留学生的文字有着校园文学和留学生文学的双重特点，留学生大都有比较独立的价值判断，对故国文化爱恨交加，网络文学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疏离和心灵挣扎造成的“夹缝”中破茧而出的“奇葩”。由于作者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其实谈不上具有多少专业性。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创作没有走向流俗，更没有半途而废，一直到今天。如果你一定要我说出开始创作网络文学的原因，那就是在先进科技的冲击下、中西文化的碰撞下的孤独和迷茫的结果。

张：2005年夏，您受邀到成都访问。同年，成都一家出版社出版《阅读成都》后，迅速在当地与上海开展了面向海内外的“《阅读成都》有奖征文”活动。2006年又在成都举办了“第二届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应。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参与和媒体的介入。这一点和鲁迅也很类似，鲁迅很早就从事办刊和出版活动，有着强烈的读者意识，从内容到形式不断追求完美，通过各种方式整合出版信息资源，关注出版物的宣传展示，这些都体现了他特有的市场意识。您对写作和市场的关系是怎么看的？

少：2004年左右，中国各大城市都掀起了一股“造势”运动，意图扩大城市影响力。成都也发起了一系列宣传攻势，意图把成都打造成西部第一科技城、中国发展第四城等。相关部门请了很多城市策划公司和著名导演、作家宣传成都，如张艺谋、易中天、余秋雨等，主打历史和科技两张牌。他们找到我时，我批评了他们这种宣传方向，我认为成都无论怎样拔高自己，它在科技和历史方面都不如西安丰厚，应该主攻旅游，推动外宣，让世界知道成都，了解成都。我建议用“熊猫”作为成都形象，并建议将市政府对外网站注册成www.pandacity.gov。我的理由是，熊猫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动物之一，要让外国人记住成都，“熊猫城”是最容易的。一开始他们无法接受，他们一直强调成都是科技发展的西部重镇，要强调创新和发展。后来经过沟通，他们不但接受了我的想法，而且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与帮助，才促使我用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和德文同时出版了《阅读成都》这本书。中文版推出后，成都时代出版社组织了“《阅读成都》有奖征文”活动，20多名获奖者被邀请到成都免费参加“五一黄金周”旅游活动，并按我书里介绍的行程走了一遍。《阅读成都》《印象成都》《食色锦里》《美女与熊猫》《成都映像》《天府成都》等成都系列丛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我们以国外市场为瞄准点，几乎调动了所有的主流媒体和政府资源，成都市政府还派出了几个代表团去访问有熊猫的外国城市，在CNN 上打广告宣传，并于2006 年在成都举办了“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邀请了很多海外华文作家来书写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你说鲁迅很早就从事办刊和出版活动，有强烈的读者意识。确实，创作文学作品的终极目的是给更多的人看，如果你写一本书，发行量只有几百本，这本书的影响力就微乎其微，写作的意义不大。我一直觉得作家辛苦地写作，应该像工人、科技工作者一样，按劳取酬。当今社会是物质的，不管你内心多么清高，你不能没有基本的报酬。培养读者的消费习惯，是当今世界性的文学问题。从“现实” 到“现在”的转型，从“私人化”到“公众化”的转向，高雅与通俗的同构，才能使文学在消费时代和跨媒体的大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这与鲁迅从内容到形式不断追求完美，通过各种方式整合出版信息资源，注重出版物的宣传、展示，不谋而合。

张：《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新青年》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青年文化期刊，也是新文化的一个载体，《狂人日记》的诞生与这个具有新锐思想的刊物息息相关。您的作品在国内外发表，发表的载体一定也影响了您的创作方向，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少：我的作品载体最早是互联网，当时在网上写作是一种发泄型的写作。由于技术原因，我和绝大多数早期的网络文学作者一样，都是“理工男”，所以只有网络这个载体才会接受我们的作品：不太讲究文句修饰，不太考究表达方法，语句构成简单，情节曲折动人和贴近生活本身，这样的作品如果当时投稿给平面媒体或专业文学期刊，是不可能被采用的。如果说文学最大的社会价值在于对生活的描述和提炼，然后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并能够影响读者的道德、生活观念以及人文思考，那么当时网络文学是符合这个传统文学评判标准的。

后来，我写得多了，许多平面媒体向我约稿，如中国台湾的《联合日报》《中国时报》，中国香港的《八十年代》《明报月刊》《百姓》，美国的《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等。很感谢他们在给我带来大量读者的同时，也给了我丰厚的稿费，使我有了继续写作的动力。境内媒体最早转载我文章的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世界华文文学》，我特别要感谢《世界华文文学》的白舒荣主编，她主编的期刊转载了《人生自白》一年多，使我的作品很快为大家所熟悉，并进入评论界的视野，这对于我以后的写作是很大的鼓励。所以，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没有好的载体，是很难为大众所熟知的。

张：《狂人日记》以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有论文、随感录、诗歌、译稿等，可以说鲁迅是尝试各种文体的文学家，您能不能谈谈对文体选择和文体跨界的看法。

少：我应该是海外华文作家中尝试文体最多的人之一。我目前出版了近50本书，曾经在海峡两岸的报纸杂志开过专栏，除了年轻时写过诗歌，后来在网上写小说，还写过政论文章、经济评论、科普文章、纪实文学、旅游文学，甚至还写过英文作品。目前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的连锁书店都有销售。我认为文体的跨界写作是一种市场行为，鲁迅写作的初衷也是因为工资不足以养家，才为稿费而写作。我开始在网上写作并不是为了钱，我写作之外的收入更多，但写作所带来的愉悦和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我的写作；编辑不断地约稿和催稿，也促使我把写作当成一种可以沉醉其中的业余爱好。所以我才在工作之余，陆续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作品，没有故意为之，但颇为享受。

四、“大国时代”的“中国故事”写作

张：当下海内外“90后”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海外的留学生文学和华裔二代的写作中正呈现出崭新的气象。您能不能谈谈这一代的写作和您那一代海外华文写作有什么不同？

少：我一直认为文学是发展的，是一个后浪推前浪的过程。国内的学术界相对比较守旧，对“80后”“90后”的作家关注较少，所以我一有机会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就会为年轻的一代呼喊。特别是海外新移民作家，他们已经成为目前欧美主流媒体中最受瞩目的华裔作家，绝大多数是新一代移民的华人。他们的作品不但在东西方主流社会中受到重视，广受读者喜爱，还引起了东西方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教学研究机构也纷纷邀请他们讲学和座谈，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有些甚至成为畅销书，而国内研究华文文学的多数学者却对他们一无所知。随着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出现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西方社会开始关注有关中国和华裔社会的故事，也促成了近十年来“80后”“90后”华人作家作品被欧美主流媒体追捧。但我们的研究评论圈还沉浸在二三十年前的故事里无法自拔。

如果我们把海外新移民作家定义为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定居的海外华文作家，那么目前我们关注的这些移民作家实际上已经是老移民作家了，他们大部分已经移居他乡超过二三十年，写作内容和文学经验都已经是过去式了。而近些年，在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国内引起读者兴趣和受到追捧的，则是近十年来成长起来的小留学生作家群体，特别是“90后”新移民华文作家群。学术界可以用不懂外语来掩盖他们对华裔文学新生代存在的忽视，那么，近十年来在中国畅销的留学生文学，以及每年至少几部热播的留学生电视剧都被忽略了，该如何解释？新生代作家与我们这一代写作的不同点，就是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作品的信息量比我们大，对人生的认知比我们同龄时深刻，语言也更接近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是，他们中出现了一些发行量超百万册的作家，对社会和读者的影响力比我们大很多。

张：在您的视野与观察中，您觉得“90后”的海外华文写作者身上是否还有“五四”一代的影子？

少：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国了，在国内又是学理工的，所以除了鲁迅的作品读得多一些，其他“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读得并不多。但毕竟在北大读了许多年书，应该说“五四”的精神和文化还是影响了我的人生和创作，使我对于自由、平等、悲悯等理念有很深的认同。“90后”作家有更多的个体自由精神，没有阶级观念，这一代更追求科学、民主，这也是一种对“五四”精神的传承。

张：鲁迅的《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同年，美国发表了《十四条和平宣言》，苏联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1918年的中国，多地发生地震，北洋政府获得日本善后借款，“护法运动”彻底失败，北洋军阀分裂，中国进入深刻的政治动荡阶段，留学多年的鲁迅对于国内外大事一定是关注的。当下的世界局势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正处在“大国崛起”的时代，您觉得这个时代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您是如何在这个时代书写自己的“中国故事”的？

少：这个问题比较大。我很幸运，我是77级北大学生，有4年的时间如饥似渴地汲取了许多知识，大学毕业又赶上改革开放，直接参与了早期的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我全程参加了影响后来中国发展的三次重要会议：1984年9月在浙江德清莫干山举办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1985年 8月在甘肃兰州召开的“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198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接着又公派出国读书，所以对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到今天的崛起，有切身的体会和观察。这种崛起不但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世界格局。这期间，我不但参与了中国经济规划的设计与调整，也参与了许多外宣工作的制定与拓展。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书写了一系列城市外宣书籍，用多种语言向世界推销中国的城市发展，这也形成了我后期的旅游文学系列作品。这算不算是我的中国故事？

张：这不但是您的“中国故事”，而且您以自己的创作和实践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向您致敬。最后，您认为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是否存在鲁迅精神基因？鲁迅精神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和研究有什么启示意义？

少：时代文化的因素塑造了鲁迅的“人格”和“文格”，也就是鲁迅的精神基因。学术界说鲁迅是新文化的开路派、前卫派，主要指他作品的激情和战斗的胆识，塑造了一种鲁迅精神。鲁迅是中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他是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完美结合。虽然他身上也存在一些矛盾或不足，但难以遮蔽其应有的光辉，也足可引为今人与后人的镜鉴。他的作品及其在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中产生的种种影响，客观上已经形成相当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一种鲁迅精神，已成为后人应加以珍惜的思想文化资源，鲁迅精神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比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