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强 ，赵彦风

（1.商洛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2.商洛学院商洛革命老区暨红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商洛 726000；3.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众所周知，武装力量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十分敏锐地看到了武装力量在国家机器构成中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建立并拥有属于人民的武装力量。列宁在《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中，针对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政府军队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的暴行，指出“无产阶级武装人民又武装自己……只有武装的人民才是人民的自由的真正支柱”[1]。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根据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特别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2]79。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在反抗旧有的、腐朽的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对于武装力量的组织、建设和有效掌控，关系到这个阶级和政治集团能否顺利完成历史的责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而言，在这个阶级或政治集团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后，即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后，无论是阶级、集团还是社会舆论，往往都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个阶级或集团中的不同成分力量对这个胜利的贡献度上。

胜利固然重要，贡献不可或缺。而对于这些贡献是怎样得来的？贡献者的政治品质、牺牲精神、担当精神对于成绩的取得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属于这个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武装力量的政治品质等，是更应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革命如何才能胜利，更重要的是在胜利后如何才能保持胜利的果实，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如何才能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实现阶级的政治愿景和人民的美好期待。同样，政治家的诺言和对诺言的践行，关乎到政治家的政治品质，关乎到政治家及其追随者的理想目标能否实现。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探讨这样的问题，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秀品质、激发新时代革命精神尤其显得重要。

观诸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红二十五军以及具体领导这支武装力量的鄂豫皖省委和鄂豫陕省委的研究，在探讨他们的政治品质，即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坚定、诚实、务实品质问题上，关注不够。笔者检索“中国知网”，以“土地革命时期人民武装的政治品质”为关键词，检索结果阙如。以“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品质”为关键词，检索结果阙如。在“万方数据”中的检索结果亦是如此。但是，以“红二十五军”为关键词检索，在“中国知网”中得到330条研究结果，在“万方数据”中得到523条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关注的基本上都是红二十五军对于牵制国民党兵力以减轻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中央红军、川陕红军、陕北红军等）的压力、对于壮大陕北根据地作用和坚定中央以陕北为中心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决心，以及红二十五军的历史地位等方面。如王亚玲《论红二十五军对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3]、潘正祥《试论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4]、王姣艳《红二十五军长征及其历史贡献》[5]等。他们的共同结论是：红二十五军牵制了敌军兵力，配合了川陕、甘陕红军，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徐雁在《红二十五军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6]一文中认为，红二十五军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在坚持和巩固长征落脚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红二十五军的英勇西征，没有其对陕北根据地的特殊贡献，则红军主力的长征很可能要经历更多地曲折，西北革命大本营的确立、以及中国共产党以之为凭借步步走向胜利的局面，也很可能要经过更多地艰难和更长的时间才会出现”。张元勋在《试论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特点》[7]一文中指出，红二十五军“独立自主地做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重要贡献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比较而言，对于作为人民武装力量的红二十五军以及这支武装力量的直接领导者——鄂豫皖省委和鄂豫陕省委在政治品质方面的研究显得薄弱。事实上，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定位是非常明确而且准确的。在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发布的《什么是红军》的宣传单中，开篇便指出：“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8]当然，严格来讲，党委的组织和军队的组织各有其职分。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党委的组织成员因为革命的军事需要，一般都兼任军队的领导。所以，为方便表述，本文以“人民武装力量”统代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对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品质进行探讨。

一、对党忠心维护中央的忠诚品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章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地方党委“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人民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一大党章）。“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三大党章）。1927年6月，政治局第三次党章修正指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省委员会每月须向中央委员会作省委会及县或市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1928年，党的六大章程指出，“省委员会执行省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在论述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并总结经验时指出，“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2]35可见，一个政党要想革命成功，必须有纪律、行动一致，且有一个核心及其权威。鄂豫皖省委和后来的鄂豫陕省委，以及与这个转变历程相伴的红二十五军党委，在这些问题上是怎样做的呢？

在地方党委管辖的区域发生重大事件和重大敌情变化时，能及时向中央报告并提出建议。在1933年1月5日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鄂豫皖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以后鄂豫皖苏区所采取的策略等情况。此外，还特别报告了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逃离苏区的情况，以及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的组织情况，指出张国焘逃跑问题是“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向中央提出了“请中央立即采取办法，找红四方面军回此地来，或者万不已（按：“万不已”疑为“万不得已”，原文如此）拖不回来时，可以留在北方一个适当地点，开展北方土地革命”[9]。除了这种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外，他们还能积极地为这个不幸的事件的善后出主意想办法。

灵活机动地根据敌情变化做出应对部署，是地方党委和军队取胜的法宝。1933年2月21日，由于敌情的变化，鄂豫皖省委相应地做了对策的调整。于是，根据组织原则，省委又以信件的形式向中央作了报告和请示。“目前蒋介石已抽了援助河口之八十三师去了江西，估计他还有调去八十九师之计划……我们对此形势，已采取了飘忽的游击战略去对付，敌人不能达到目的，此是我们对目前时局及我们策略的大概决定，请中央指示。”[10]

在中央与地方党委的上下级通讯和交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鄂豫皖省委能够想尽办法向中央报告他们的工作。1933年11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先后接到中央的指示和训令后，向中央就秋收等问题作了报告。虽然期间有中央与鄂豫皖苏区交通员邵达夫和石健民从中沟通，但是，自从1933年春交通员带上省委向中央报告离开苏区以后，中间的来往通信几乎中断。因此，省委向中央说明了此次报告的缘由。“鄂豫皖苏区的情形已经经过了许多变迁，这些情形已详此次交通带上的几个旧的报告。现在再把秋收中间的经过情形和苏区现状，再向中央作补充的报告。”[11]1201934年3月24日，鄂豫皖省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首先说明了接收中央指示之艰难。“我处的石（健民）同志已于三月初四回来了。文件收到。所带之指示信是去年三月之指示信，是我们去年八月收到过的指示信，这不是发行弄错的吧？没有满足我们的渴望！石同志前次带给你们的报告，是去年十月以前的。那时的情形，想成（仿吾）同志当面报告的更详细一点。现在要报告的是去年十月以后之情形，也是接到你们去年三月之指示和去年七月三十号之简单信以后的情形。”[12]150对于中央的指示，省委积极表明了态度。“我们在去年九月才接到中央去年二月（应为三月）的指示信，当时曾举行省委常委会及扩大会议一次，认为中央所指示是正确的，同时检查了我们过去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的确是苏区遭受暂时的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我们自己曾讨论了一些具体转变的问题……对于党的生活和干部等问题还是没有转变，我们要求中央要更详细的指示我们。”[12]154

除过鄂豫皖省委向中央履行职责以外，鄂豫皖根据地红军主力红二十五军党委，也能按照组织原则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1934年5月1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印发了《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决议案讨论大纲》，要求“有计划地拿到支部中、战委会中，普遍的、深刻地讨论。讨论的方法要活泼，要使每个党员团员及每个红色战士彻底了解，多多发表意见。讨论的结果要报告前来。”[13]这表明，红二十五军作为革命的武装力量，严格地执行了上级党委的指示，并且创新工作方式，使每个党员、团员和革命战士都明白自己是在为谁打仗、为了什么打仗、怎样打胜仗。正因为如此，红二十五军才能够成为保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力。

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南后，由于长时间和中央失去联系，无法向中央及时报告工作。1934年12月10日，在陕西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鄂豫皖省委决定改为鄂豫陕省委。直到1935年7月15日，省委才在陕西长安与原交通员石健民重新接上联系。于是，鄂豫陕省委立即向中央汇报了离开鄂豫皖、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情况。“我们去年冬月过河南时，曾有书面报告给鄂豫边特书张同志转中央，因该同志迁眷山西，今年才转回，以致延误。六月间该特委姜旭同志派人来发生关系，都托其转报中央请示！”[14]313显然，即便是在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在长征途中、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的情况下，鄂豫皖省委也没有忘记自己向党中央报告的职责。在报告中，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向中央详细报告了长征到陕西的经过、建立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以及“企图与红四军团发生直接关系，请求行动，接受川陕苏区统一的指挥”[14]315等重要情况。并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认识到“根据中央去年6月军事训令上‘最高度的钳制和吸引敌人兵力于鄂豫皖方面，使敌无力再调军队来赣，以协助中区和在主要方向作战。但在执行这一任务上时，必须严格注意保持和扩大我兵力及搜集物质资财’的原则①。我们在这个区域的行动，为保卫川陕苏区，配合红四军团与红二十六军同样有利的。在发展的前途上，可以打通南北两个苏区的一片，向东可以深入河南，开展中国中部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恢复鄂西及鄂豫边的苏区，以与鄂豫皖老苏区取得联系。特别是在现时，敌人集中力量进攻川陕苏区，我们对敌人的牵制，对红军的配合更为重要迫切。”[14]315-316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鄂豫陕省委也不复存在。所以，原有的党委就以“原中共鄂豫陕省委”的名义，向中央作了最后的报告。“我们以五十多天的西征北上的长途行动，计三千余里的经过，沿途跋涉与作战十多次……西兰公路被我们断绝了十多天。”“我们这一行动决定到底是否正确，还需在此一面提交代表团讨论，一面请中央给我们以指示，我们已……直接受中央代表团至陕甘省委的指导了，正式开始接受指导之日，即取消鄂豫陕省委的组织。”[15]因为到陕北后，组织已经接受中共陕甘晋省委的领导了，所以，原鄂豫陕省委同时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请求中央取消鄂豫陕省委的组织。从鄂豫皖省委到鄂豫陕省委，再到接受新的党委的领导，这个地方党的高级组织终于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历史使命。

现有资料显示，鄂豫皖省委从1933年1月5日起，至1934年11月16日开始长征，以省委名义向中央报告了八次，以省委委员名义代表省委向中央报告四次，以省委名义和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信两次。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训令、通知等共计九次，其中上海局一次。另外，还有交通员石健民、邵达夫、刘士杰、剑同志等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次数之频繁、内容之详尽、态度之端正、言辞之恳切、组织意识和维护中央权威意识之强，无不体现出鄂豫皖省委作为地方党委对中央的忠诚。也说明在当时通讯极为困难、社会形势极为困窘的情况下，鄂豫皖省委对得到中央的指示的渴望，对做好工作的期盼。

同时，鄂豫皖省委还在得到中央指示后，积极结合实际开展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11月12日开始，到1934年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先后作出决议、发出通告、给下级的指示等多达二十三次。鄂豫皖省委对中央指示的忠实执行，做出了包括充实加强红二十五军等重要的保卫苏区的工作，因而获得了中央的肯定与赞扬。“自前年四方面军西去后，省委再组织了我们的武装力量，创造了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并领导着这些军队与广大劳苦群众，为保卫鄂豫皖苏区，与敌人作了最艰苦的斗争……省委在困难的环境中坚定不动摇的领导是完全必要，而且值得赞扬的。”[16]

土地革命时期，无论党的组织还是党的领导成员，毫无疑问还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党在革命的谋略、方略和重大的做法上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但是，作为组织的机构和成员，对党的指示、命令、训令等，无条件地执行是最基本的政治品质。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他们的历史使命中，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和不定期向中央报告指示执行情况和工作进展情况，忠实的执行党的指示和训令。无论是在联系畅通还是中断的情况下，无论因为成长中的中央的失误甚至错误还是共产国际因素的影响，他们都能坚决地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服从中央领导，表现出了他们对党忠诚这一最重要的政治品质。

二、高扬理想矢志不渝的坚定品质

理想信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文化的标志。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信念。鄂豫皖省委和鄂豫陕省委在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建立和领导包括红二十五军在内的一切革命武装力量，坚定不移地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信念。

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指示，把理想信念的实现作为革命的目标，从而做出自己的行动决定。1932年11月12日，鄂豫皖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做出了反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总任务的决议，指出：“根据这种形势，我们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就是改造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与一切群众组织，训练广大工农群众，来做长期内战争的准备，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使苏维埃革命潮流日益普遍到新的区域去，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17]革命的力量既要注重多数人的参加，更要注重对人员思想的改造提高。鄂豫皖省委的这一作法，显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紧接着，在1932年12月30日举行的临时紧急会议上，鄂豫皖省委再次把中国革命和国际格局联系起来分析，指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执行；苏联对波兰、对法国、对中国的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南京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的恢复，都表示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巩固与国际地位的增进。加以今年世界失业工人运动节的伟大成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大规模破产、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渐渐到处形成严重的骚动，与中国苏区红军反第四次包剿的胜利，证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在各个最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迅速走向成熟。”[18]6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分析不尽正确，但以当时的革命实际和认识水平来分析，鄂豫皖省委的决定无可厚非。

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够胜利。1933年3月29日，在鄂豫皖省委委员郑位三的报告中，对革命一定成功作了论述。他说：“国民党越是压迫群众，群众越是革命……群众越是受剥削，越是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现在，而是在十多年前已经看见了中国革命一定是要成功的。”[19]1934年4月24日，鄂豫皖省委在分析政治形势时指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是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广大工农、兵士、群众的革命和红军英勇战斗，中国工农、贫民、兵士有把握的粉碎五次围剿。”[20]

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遵行中央的指示，发表了抗日宣言：“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领导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我们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通过参军、与国民党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动员群众组织抗日会、组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进行一切反日反帝的工作”[21]。

以顽强的毅力和决心，克服巨大的困难，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动用了三十万军队。其间，除过抽出十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外，仍有二十万兵力围剿苏区。但是，苏区当时有多少红色武装呢？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所收录的文献资料，以及徐海东、程子华、郑位三、戴季英、郭述申、刘震、韩先楚等亲历者的回忆文章，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转移后，留在苏区的部队共约一万余人。但是在七里坪战役后的1933年6月，二十五军由一万三千多人，减至六千多人。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仅剩二千九百八十余人[22]。就是这区区不到三千人的队伍，在后来的长征中，除过建立鄂豫陕根据地外，还使队伍人数增加到三千七百多人，成为长征中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红军。

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决定了他们行动的坚定，充分表现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立场和矢志不渝的精神。正如他们所宣示的那样：“我们是工人农人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一（按：“领导之一”疑为“领导之下”，原文如此），受苏维埃政府的指挥。我们的宗旨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23]

三、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诚信品质

忠诚与坚定的品质不是与生俱来的。个人如此，组织也是如此。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自产生以后，就一直是在党的全国组织和中央的领导下开展自己的工作的。同时，他们也是在革命的工作中不断得到进步的。这个进步，来自于党组织的民主监督，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批评与监督，来自于党的领导干部的自我批评与修养。

党中央负有对下级党委的领导、指导和批评教育的责任。党的下级组织接受上级组织的领导和批评是应有的职责，也是最基本的态度。1933年3月15日，中央针对鄂豫皖党委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错误给予严厉的批评：“审查你们从四次围剿以来的工作，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党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错误的实质便是左的空喊代替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与准备，来冲突四次围剿……一切想把军事的错误与政治的错误分开，或将后来的错误与开始的错误分开，都是不正确的。省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以及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错误策略，应负全部的责任。如果只把责任嫁诸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那是错误的，你们必须从这些错误中去学习。在接到省委2月21日的信后，使我们不得不再着重警戒你们现在所采取的飘忽的游击战略……我们责成省委根据中央此次之军事指令，立刻定下有计划、有步骤的作战计划，不要重犯以往的大错。”[24]39-40这次批评包含着丰富的意义。一是表明了中央的负责态度；二是政治不能代替军事；三是政治错误不能与军事错误混淆；四是组织错误与责任和个人错误与责任不能混淆；五是必须在错误中总结经验，学会工作；六是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指示信中“严重”“警戒”“大错”等措词，对于省委及组织来讲，不可谓不严厉。任何组织和个人听了都会有芒刺在背之感。当然，中央的批评之后，还要对成绩予以肯定，对工作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苏区与红军作为两个分离的实体。苏区是红军的存在、维持和壮大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红军是苏区之武装力量，是革命政权的柱石。没有苏区，红军不是瓦解，便会融化于游击的集团。没有红军，敌人就要粉碎苏维埃。为防御苏区，必须尽其最大的最好的力量。”[24]42这为鄂豫皖省委和红军后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鄂豫皖省委在对待中央的批评上，态度端正，虚心接受，勇于改正。1933年4月，省委收到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四次围剿中的错误及目前军事形势任务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指令指出了省委同样的错误。但是3月15日的指示信大约在1933年7月才收到。8月2日，省委即向中央作了报告，诚恳地接受了中央的批评。“我们认为在中央指出省委过去的‘左’倾错误的情形之下，我们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自然应当十分戒惧，不要再陷于同样的错误”[25]110。同时表示：“我们决定很快把省委的组织扩大起来，彻底转变对下层的领导方式，使之更具体，更适合于当地情形。”[25]111这种承认错误并表示改正错误的态度，不仅仅表现在给中央的报告上，还落实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在1934年1月2日的通报中，鄂豫皖严肃地指出：“摆在我们面前非常严重的紧急任务，是彻底改正我们过去的错误，切实执行中央给予我们的正确指示，为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而斗争”。为了改正错误，实现这些任务，省委从十二个方面对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并且鼓励大家，“只要我们切实执行中央给我们的指示，坚决组织反攻，来消灭敌人，任何的困难是能够解决的，能够完成复兴鄂豫皖苏区，壮大鄂豫皖苏区的光荣任务”[26]。

在中央的批评之外，鄂豫皖省委的自我批评之风也值得称赞。在中央指出鄂豫皖省委的“左”倾错误后，省委立即在第二次扩大会议和其他会议上都向大家明摆错误事实，“实行普遍的自我批评和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去转变。”[25]1111934年，省委针对工作中的问题，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自我批评道：“我们过去对于肃反不能执行阶级路线，的确是很大的错误。我们去年七月省委第二次扩大会已经开始了转变。”省委也很诚实地报告，对于他们的错误，“最近数月来，群众对于过去肃反问题的确有严重的批评。”[12]155这种诚实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批评。

鄂豫皖省委没有把这种自我批评停留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没有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勇敢地直面广大干部战士和工农群众。1934年4月，省委在关于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做出的决议案中，公开表示：“不但没有根据中央指示，把敌人四次围剿的阴谋与我们的任务，向广大的群众解释，并没有将中央关于四次围剿给鄂豫皖省委指示，在党内积极动员……把成千成万的枪支埋在地下，怕群众靠不住，不来扩大武装，发展四周的游击战争……没有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认识与决心……红军中政治军事工作的软弱与无计划，两条战线斗争不发展，没有健全党的生活与核心作用，政治委员制度的减弱，肃反中被农民意识的包围，削弱了战士与干部的积极性，无计划、无布置的行动失掉了可能先发制人的机会。尾巴主义与战术的机械，这是鄂豫皖苏区暂时失败重要原因之一”[27]172。这样的自我批评已经很让观者惊异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种自我批评仅仅当做一种姿态，而是进一步深入剖析了错误的原因。“党的生活不健全，两条战线斗争的腐化与恶化。有的和平客气，非常腐化的自由主义；有的把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当作吵嘴与报复；家长制度与极端民主化同样的在党内混行着，特别上级对下层错误缺乏解释的耐心，多成惩办主义。这些错误和缺点，造成了我们在粉碎四次围剿中不能恢复整个苏区，当然更不能配合全国斗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27]173毫无疑问，这种自我批评极为深刻，也体现了令人敬仰的高风亮节。

省委组织如此，省委成员对待自己的错误又是什么态度呢？1933年10月4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给中央的信中，就中央指出的省委的错误，认为“这些错误主要的是应当由我来负责的。在我起草的省委决议中，对于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与进攻苏联的估计，走入市侩式的偶然论……就这些错误所引起的，对革命的不可补偿的损失来看，已经是可以知道我所应负责任之严重了”。沈泽民自我分析认为，“我犯这些错误的重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所得客观事实材料的不充分和缺少研究讨论机会”[28]。最后，他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和批评。在11月10日由他起草的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他又以省委的名义说：“我们的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实在还是一个书生。在政治知识上，是一个杂货店，但不够好好的领导实际工作，并且身体太弱，也不能领导积极工作。”[11]133此外，报告还指出了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等人的问题，“实在是政治上薄弱，不坚定，军事上无知识的人。其余的更无军事上的经验，而且身体孱弱，不堪军事。”[11]133令人惋惜的是，沈泽民在起草完这个报告后不几天就病逝了。郑位三还特地就此于1933年12月9日作了补充报告，特地说明报告“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常委会通过的。”[11]133这充分证明省委在开会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健康程度和优良的作风。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的体现，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体修养、团体提高的重要途径，也是由人类组成的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社会人文修复机制。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凡是能够勇于内视和审视自我、发现错误和不足，并且欢迎批评、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人和政治集团或政党，就能够在自己主张的事业上获得成功。红二十五军及领导这支军队的党委面对中央的批评，不搞虚与委蛇、阳奉阴违的应付，不做表面文章。他们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品质和作风，是他们能够以孤军走向胜利的保证。

四、崇尚实践自主创新的务实品质

如果说上文所论属于党的建设和领导干部的自身修养，那么，党的建设和干部修养的目的理应在于完成自己的伟大使命。如何才能实现党的理想和目标？当然是要靠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的努力与奋斗，靠党发动和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要形成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将理论转化为工作方法和斗争实践，必须在工作实践中注重实际，深入群众，在实践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遵照中央指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一路向西向北开始了长征。根据事先的设想，首先打算在桐柏山建立新的根据地，未果。后进入伏牛山区，发现也不是理想的地方。遂经河南南阳进入陕西商洛，鄂豫皖省委立即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并根据先行的侦查了解，初步决定建立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根据地[29]289。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期间，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深入实际，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广泛开展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为创建新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34年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陕西庾家河会议上作出决议，安排部署了群众工作。“党要集中大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我们必须迅速取得群众的帮助，来打破敌人的追击、堵击。在省委领导之下，立即组织群众工作委员会。党要每个党员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在我们准备长期工作的地方，一到就进行群众大会和没收分配工作……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先队）……建立苏维埃政府。”[29]289-290此后，省委先后发布了《什么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布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告国民党士兵书》等宣传党和红军政策主张的文件。为了使普通民众能明白知晓政策主张，了解红军，拥护红军，红军将士将这些政策主张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谣，群众与红军结成了牢不可破的亲人般的革命情谊。在商洛流传的歌谣《盼红军》就很能说明问题。“盼红军，望红军，红军来了咱翻身；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咱大恩人。”[30]73在另一首《盼红军》中，四段歌词的开头分别是“盼红军，望红军”，“见红军，爱红军”，“拦红军，送红军”，“想红军，念红军”[30]74。透过八个句首字，不难想见红军在当地的宣传思想工作之广泛有力，为人民奉献之扎实无私。所以，当地群众才会有“别信鬼，别信神，共产党才是救命人。穷人要想大翻身，跟上共产党当红军。”[30]198

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对鄂豫陕地区的军事围剿，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川陕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围剿的兵力，减轻了上述地区的压力。1935年1月至4月、1935年5月至7月，国民党调动陕西、湖北、河南三省的军队，先后对红二十五军和鄂豫陕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围剿。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根据自己人数少、便于机动作战和先期已经进行的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的基础优势，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大跨度的运动作战。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二十五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十一个团的兵力。红军采用“避其锋芒、各个击破的战术，以一部兵力牵制敌人，主力迅速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31]此后，红军先后运动到柞水县，在蔡玉窑和文公岭两次重创陕军杨虎城的一二六旅。接着，又大跨步运动到陕西安康和汉中交界地区，攻克宁陕和佛坪两个县城，并且在华阳镇的石塔寺设伏，击溃陕军警备二旅五个营，毙伤敌二百余人。4月上旬，二十五军又长途北上东进，出现在蓝田县葛牌镇，在九间房设伏打垮一路跟进的陕军警备三旅，毙俘一千余敌军。战后，二十五军立即再次东进，攻克洛南县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了。

面对红军的胜利，蒋介石不甘心失败。1935年5月，他又纠集了三十多个团的兵力[31]，②，对红二十五军和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当时，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已经运动到了湖北郧西。经过会议研究，红军决定“以根据地作依托，针对敌军运动和补给困难等情况，采取‘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先诱敌深入，在调动分散疲惫敌人，打乱敌人部署，然后集中兵力歼敌一部。”[31]于是，6月初，二十五军从郧西北上，经过近二百千米跋涉直插商县，然后又掉头向东南挺进到商南县，突然出现在敌后，端掉了敌人设在河南荆紫关的兵站，缴获甚丰。当敌人还没有醒悟过来时，二十五军又连续四天急行军，行程二百八十千米，回到了根据地中心山阳县袁家沟。7月2日，红军利用有利地形设伏，以我军伤亡一百余人的代价，一举歼灭陕军警备一旅，歼敌一千七百多人，缴获武器弹药颇多，俘虏了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红军的旅长唐嗣桐。唐嗣桐是黄埔一期一分队的队长，警备一旅的覆灭和唐嗣桐的被俘，对陕军乃至蒋介石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出现在西安之南的长安县。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又以失败而告终。

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覆盖范围和革命的影响。国民党对红二十五军的第一次围剿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反围剿中不断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柞水蔡玉窑和文公岭战斗后，红军“乘胜在蓝田、商县、镇安、柞水五县边区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在陕东南开辟了第二块根据地。”[31]华阳镇石塔寺伏击战后，在华阳地区建立了七个乡的革命政权，又开辟了第三块根据地。攻克洛南县城后，“又在豫陕边区建立了一批区、乡革命政权”[31]。这样一来，加上此前建立的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在两次粉碎敌人围剿的同时，“建立了四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五个县工委，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下辖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十三个区、四十八个乡、三百一十四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五十万。”[31]与此同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还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使“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二千多人”，红二十五军主力也“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32]402。

独立自主做出了西征北上的决策，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力建立以陕北为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红二十五军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后，从蓝田进入关中，威逼西安。在与辗转来到陕西的原鄂豫皖交通员石健民重新取得联系并且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行动后，省委立即于1935年7月15日晚在长安县沣裕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征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从1935年7月16日开始，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即由秦岭北麓一路向西，开始了新的长征。25日，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给还在陕南的郑位三、李隆贵和陈先瑞发出指示信，告诉了他们这一不期而至的特大喜讯，同时对他们在陕南的行动作了安排部署，指示他们“马上把鄂陕、豫陕两个边特合并为一个鄂豫陕特委，以隆贵同志为书记，位三、先瑞、求权等同志为常委……统一党的指导与工作。”[33]7月30日，鄂豫陕省委又指示鄂豫陕边区特委“更进一步的开展鄂陕豫边苏区和游击战争”。省委也敏锐地意识到，“鄂陕豫边区的区域，更显出了他在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西北方的发展基础上，成为个（按：“成为个”疑为“成为一个”，原文如此）重要有政治意义的区域。”[34]随后，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将士在“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等口号的鼓舞下，经过陕西汉中、甘肃平凉、天水、庆阳，最后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对于这一点，韩先楚和刘震在回忆文章中说到：“省委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主力红军抗日北上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35]在这期间，红二十五军给沿途的敌军以重创，极大地牵制了敌人对中央红军围堵的兵力。由此可见，鄂豫陕省委的责任意识、独立自主意识、顾全大局意识和工作能力，以及敏锐的军事战略洞察力是十分突出的。所以，“这支三千人的孤军、偏师，靠着独立思考、独立作战，最终成为红军长征的先锋劲旅。”[36]“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37]。

五、结语

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除过具有上述优秀的政治品质以外，还有发扬民主服从组织的民主品质等。另外，这支英雄的部队，在长征途中不畏极端艰难困苦，以及他们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精神，也是值得敬仰的。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在泾川王母宫塬战斗中英勇牺牲，成为红二十五军牺牲精神的典范，践行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动员会上的誓言：“我们这次西征北上的行动，就是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这对全国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31]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和党的各级党委的政治品质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是这些不能作为否定总体健康的党风的说辞。在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他所表现出的对党中央的政治品质，就堪称优良的典范[2]54-62。应该看到，这些政治道德品质是在处理应对旧中国复杂的矛盾斗争的实践中养成的，是党和军队从幼年时期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中练就的，是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练就的，是在与人民同生共死的奋斗中形成的，是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自我修养的追求中形成的。正是由于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将士们历练成了这些优秀的政治道德品质，才使得他们成为长征中以军为单位的英勇的“孤军”，成为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这些成绩的取得，是这个英雄的团队在中央的领导下，发扬他们的政治品质、发挥他们的群体智慧、奉献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取得的。正如王诚汉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有机地把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重大决策经省委讨论决定，党组织是团结部队的核心。”[32]402-403显而易见，这种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所记载的革命先烈们优秀的政治品质，是确保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胜利的根本所在，是值得后来者铭记并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38]。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政治品质及其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39]。

注释：

①此处文字缺“鄂豫皖”“赣”和“中区”，以“——”指代。本文根据1934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予以补正。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②笔者对国民党第二次“围剿”鄂豫陕根据地的兵力进行考证，得出敌人共投入了四十个团的兵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