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鑫

（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2020年春节前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型肺炎疫情，引发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防控行动总动员，而广大民众出于自身安危也自发参与到行动中。在彼此隔离状态下，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为民众了解疫情，沟通情况的主渠道，社交媒体在动员全社会参与集体防控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种网络集体行动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社交媒体究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网络集体行动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发展为线下行动？其制约因素有哪些？本文以H市J小区防控新冠肺炎行动为例，通过对微信群内容的观察和深度访谈，分析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员机制及其制约因素。

一、西方社会运动与我国网络集体行动的动员研究

动员研究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社会资源、社会组织、人际网络、空间环境等因素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以及运动动员的形式。在西方各种社会运动动员研究理论中，至今仍占据主流地位的是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由麦卡锡和左尔德（McCarthy&Zald）等人提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时间、金钱等资源的增加是社会运动增多的主要原因。该理论对于当今西方社会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社会运动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应用于我国的网络集体行动则存在困难。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网络集体行动大都依靠互联网的技术优势，由网民自发参与形成的，时间、金钱等资源的占有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网民的参与，但并非主要影响因素，何况利用手机上网在我国已经很普遍，几乎可以随时随地使用，而时间、金钱的多寡与网民的参与意愿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蒂利（Charles Tilly）、麦克亚当（McAdam）等人的政治过程理论则强调政治机会、运动的组织机构以及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产生发展中的作用。相比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社会运动产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把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结合在一起，对于我国网络集体行动的动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不过，与西方社会运动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网络集体行动并没有被国家制度所包容，其产生主要依靠不稳定的机遇结构，也没有正式社会组织的领导，而且也较少宏大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因此，在西方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对我国的网络集体行动的解释力也相当有限。

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兴起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这些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在参与动机、诉求目标、组织动员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相应地，西方社会运动研究开始重视人际交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文化因素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麦克亚当、泰罗、蒂利等人对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新社会运动的人际网络、人际交流，及各式各样的连续性的协商，包括认同的协商，在抗议的过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1］22。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互联网在新社会运动的人际网络、人际交流方面扮演了中介或平台角色。

有趣的是，尽管在制度化、组织化、专业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当代中国的网络集体行动与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在某些方面却颇为相似。比如，西方的新社会运动都针对具体议题，一般没有宏大意识形态支持，参与者主要为了实现非物质的价值表达，不谋求推翻国家体制，参与者的身份或价值认同是其参与运动的关键，等等。我国的网络集体行动一般也是由符号性事件或议题引起的，对于事件当事人和参与者来讲，大都是为了具体的权益之争，或者是为了表达对事件当事人的同情、愤怒等情感，或者是被某种集体认同感所驱动，几乎所有的网络集体行动都只针对地方政府，也不挑战国家体制，网民参与大都是自发行为，没有正式组织的主导，等等。由于网络集体行动与新社会运动的这些共性，新社会运动理论对于网络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新社会运动的核心概念是“表达”和“认同”，人际网络在运动动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网络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研究，也应重视人际交往、情感表达和集体认同感的建构。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网络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问题。有研究者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模式归纳为四种：“焦点型动员模式、诱发型动员模式、泄愤型动员模式、公关型动员模式”［2］。另一位研究者则将我国群体性事件社会动员的动力机制概括为符号—象征动员、官员—黑幕动员和历史—环境动员三种来源［3］。由于我国网络集体行动缺少制度化、组织化的背景，参与者的心理、情感或情绪在网络集体行动动员中的作用特别突出。杨国斌结合案例分析指出：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悲情”和“戏谑”是两种常见的动员风格［4］。近年来国内也开始有学者致力于研讨“情绪共振”在新媒体事件形成中的作用［5］。

二、社交媒体与当代中国网络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

关于互联网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是近年来西方社会运动研究关注的热点，西方学者聚焦于各类社会组织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将互联网视为社会运动组织动员的一种资源，即电子动员，而对产生于互联网的各种事件或议题的组织动员则较少关注。

在早期有关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相关研究中，互联网通常被看作抗争行动的动员结构。西方学者主要从“信息流”“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以及“公共舆论”（或公共领域）”等角度研究互联网的动员作用［6］，强调互联网在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加快信息传播速度、增加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资源和社会资本、促进网络行动的公开讨论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发现基于网络交往的弱关系、低信任度难以形成可持续的行动者网络，尤其难以单独引发线下行动。有学者分析认为，虚拟的社会弱关系与现实的社会网络的重叠，能更有效地克服行动中的搭便车等问题［7］。有人分析近年来的“阿拉伯之春”等政治运动发现，在高风险集体行动中，有着强关系、严明的纪律和策略性行动的社会组织及其积极分子依旧是政治运动发生的关键因素，而社交媒体的作用主要在于传递运动信息、降低参与门槛、实现网络初步动员等方面［8］。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日益普及，一些西方学者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应用在很多时候能够发挥社会运动组织的功能，实现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自组织。小规模、“微小贡献”策略是个人化的社交媒体动员的一个显著特征，由此形成的网民之间的“弱联系”也能通过不断累积产生实际影响，并有效地降低了“搭便车”现象和对社会运动组织的依赖性［9］。尤其在低风险的集体行动中，由于网民只需通过围观、点赞、发帖、转发、评论等相对便捷和低风险的方式参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网民的参与顾虑，降低了参与成本，提升了网民的参与积极性。有学者总结认为：社交媒体成了网络政治抗争和其他网络集体行动的更为有用的工具，它与传统网络传播手段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升参与度和激活用户这两个方面［10］67。社交媒体改变了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美国学者兰斯·班尼特（W.Lance Bennett）提出了一个与传统集体行动逻辑不同的“连接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概念，用于解释这种基于社交媒体（或数字媒体）实现网络动员的社会现象。“连接性行动”是指一种基于数字媒体网络连接起来的、区别于传统集体行动逻辑的抗争政治形式，它是以更为个人化的方式，由科技手段而组织起来的，在实施时不需要集体性身份认同和不同层次的组织性资源［11］。

进入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即时性、裂变性等技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把关，网民之间借助互联网形成了松散的联盟，实现了自组织。有研究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原本具有很强个体性、突发性的网络集体行动已经出现了组织化的趋势，其组织方式表现为一种“网格化”“扁平化”的网络组织结构，相对独立的“网络节点”之间的连接与互动是其主要的组织行为方式［12］。有研究者则将互联网的组织方式概括为“有组织之实，无组织之形”，认为这种“组织化”操作推动了政治参与性集体行动的广泛生成，其基本形式是一系列以群体为基础的信息平台，通过这些平台实现集体行动的统一和协调［13］。由这种社交媒体自组织起来的网络集体行动有点类似兰斯·班尼特所说的“连接性行动”。

诚如泰罗所说，社会运动所必须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产生，一个纯粹的在虚拟空间中发动的网络社会运动效果往往十分有限［14］272。由于缺少相互信任，网民之间的话语表达容易变得情绪化，群体极化、语言暴力等现象屡见不鲜。不过，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这些问题已经有所改观，具有社群化特点的社交媒体使网民之间的信任度有所加强。有研究认为：微博网络基于人际传播又高于人际网络，用户之间的关注分为基于现实生活的“关系网”和基于共同兴趣的“内容网”，这种结构与我国“熟人社会”的特征相呼应，使微博在用户心中的可信度、归属感大幅提高，进而增加了对微博舆论的认同感［15］。微信更是建立在现实的人际交往网络基础上，其中的微信群和朋友圈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通过不同微博、微信用户在网络空间的信息共享与关系链接，符号性事件、议题的动态被迅速扩散，网民之间围绕共同关心的事件、议题展开讨论，实现情绪共振或情感动员，达成某种集体认同，有可能发展为网络集体行动甚至线下集体行动。

赵鼎新认为：威权国家的许多政策往往会把相似的人群集中在同一空间下，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不但会促进组织和网络的形成，还会通过相似人群的频繁接触跨越这种组织和网络的薄弱，直接把同情运动的旁观者吸收到运动中来［14］239。中国的网络集体行动，是在社会转型和国家-社会关系变化的宏观大背景下，通过网民在互联网空间的人际交往和话语互动，实现组织动员而形成的，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案例分析：H市J小区防疫行动的组织动员

（一）研究问题和文献分析

H市J小区拥有约600户居民，建有一个由441名成员组成的业主群。本研究以H市J社区为例，通过观察社区微信群信息，并对几个重要成员①进行网络深度访谈，分析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集体行动和线下行动的组织动员结构，以及这类集体行动发生的条件和制约因素。从一个基层小区角度看，在风险情境下，小区居民是如何被组织动员起来参与到这场疫情防控行动中的？为了维护共同安危，采取了哪些网络集体行动？网络集体行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展为线下行动？行动中是否存在搭便车、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现象或问题？社交媒体究竟在防疫行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根据曾繁旭、钟智锦等人的研究，互联网技术虽然深刻影响了民众的行动与表达，尤其催生了大量有鲜明特征的线上行动剧目，但并未明显促进“逾越界限”的剧目，无论是线上行动或是线下行动，民众都倾向于选择低政治风险的剧目，或者说采用“有节制的剧目”［16］。综合有关文献，研究者普遍认为：网络空间的公共讨论，要形成实际的线下行动，面临许多现实障碍，包括参与者的时间、精力不够、对行动可能产生的风险的顾虑、共识的缺乏、普遍的搭便车心理等等。基于网络交往的弱关系、低信任度难以形成可持续的行动者网络，尤其难以单独引发线下行动。

（二）防疫行动的动员过程

相比之下，J小区有关新冠肺炎防控的动员，速度却很快，效果也好很多。短短几天内，绝大部分业主就形成了“春节不出门，出门戴口罩”的共识，完成了一场疫情防控行动的网络动员。1月20日早上，有业主发布第一条有关WHO推荐的新型肺炎防护办法的信息，并且告知H市已发生1例，但并未引起普遍关注。当晚，另一业主再次发布信息，说明病毒会人传人，并与SARS相提并论，开始引起重视，关注者越来越多。23日晚，有关省疾控中心致湖北来H市人员的公开信在群里传播，有业主提出“省里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意味着什么？”在业主催促下，业委会向物业要求调查本小区从武汉回来的业主，并要求对小区进行消毒。这一阶段，业主和物业均未采取实际行动。

转折点出现在1月25日，这天是大年初一。群里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信息呈爆炸之势，如《新冠肺炎传染远强于SARS！没有症状也传人！》《武汉医生泪崩：严重透支，几近崩溃！跪求人力、物力支援！》《美国将安排包机从武汉撤离公民和外交官》等。业主纷纷议论“H市确诊人数达到7人，这个速度很恐怖”，“潜伏期10-14天，没症状也传人，太可怕了！”。两段关于武汉医院混乱场面和医生的哭诉视频被广泛传播，还有《H市暂停一切文广旅体集聚性活动》、“钟南山院士呼吁：全中国人民在家隔离两周，不要走亲访友”等等，引发了恐慌情绪，业主纷纷开始讨论买口罩、春节居家隔离等问题，网络讨论迅速形成了抗疫共识，完成了电子动员。

1月26日，H市城区卫健局发出《对湖北籍旅客实施14天隔离的通知》，1月27日，又发出《致城区居民朋友的一封信》，以及对小区实施封闭管理的《紧急通知》，号召居民居家隔离、群防群控，开始了防控行动的政府总动员。在网络动员和组织动员共同作用下，小区居民出门的明显减少，出外普遍戴口罩，还有业主自发收集、传递附近疫情信息，提供应急办法、互助购买口罩等用品等等，并且整个微信群讨论过程没有出现大的分歧。随后，小区开始消毒，门岗开始查体温，物业开始上门排查，防疫行动迅速展开。

纵观整个隔离防疫过程，微信群是业主间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和风险沟通方式，有关疫情蔓延的最新消息、疫情防控知识科普、业主互助、辟谣信息等，都能及时发布。业主们形成高度认同，采取了相对一致的居家隔离和网络互助行动。

（三）动员机制分析

有研究证实：引发网络集体行动的突发事件具备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具有象征意义、能够激起网民的集体认同［17］。之所以J小区居民一反常态，共同参与到这场疫情防控行动中，首先是因为疫情防控事关每个业主的切身安危和利益，出于对疫情的恐惧心理和防疫共识，形成了对社区安危的集体认同感。针对集体行为的产生，美国社会学家特纳（Jonathan H.Turner）曾提出“突生规范理论”，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如怨恨［14］64。由于微信群等媒介对武汉肺炎疫情的传播，在业主之间形成了对疫情的风险认知和恐慌心理，形成唇齿相依、一损俱损的集体认同，最终转化为居家隔离的一致行动。

其次，从网络集体行动的外在形式来看，网络话语及其传达的情感、情绪在动员业主参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微信群则是业主开展话语互动、情绪感染和情感动员的场域和平台。有研究证实：当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力量很弱时，情感性行为往往会主宰该运动的发展［14］71。话语都是带有情感和情绪的，在J小区微信群疫情讨论中，除了强调疫情“可怕”“恐怖”“危险”，也有对武汉人民的“同情”“悲伤”等情感，以及对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愤怒”。这些情感和情绪通过业主之间的话语互动相互感染，推动业主积极参与事件讨论和行动。

最后，有关部门的组织动员是小区大规模防疫行动展开的关键。观察最初几天的信息，一开始业委会反复号召业主自行对小区电梯消毒、阻止外人进入小区、相互协作排查湖北籍业主等，但响应者寥寥。物业管理部门作为防控措施的主要执行者，一开始对业主提出的防控要求也只是口头回应，实际的小区消毒、上门查访、封闭管理等行动是在房产局、街道办、居委会等相关部门发布正式文件后才开始的，说明业主讨论对物管的影响有限。而且据笔者对物业管理员Z小姐的访谈，政府动员更重视使用电话、标语、传单、面谈等媒介，他们对业主群信息并不重视，原因在于“人多口杂，难以决策”。

结合微信群信息和深度访谈发现，多数业主只是加强了自我防护，对参与小区的公共防控行动并不积极。S女士坦承，自己对微信群信息有关注，但从不发言，原因是“不喜欢抛头露面”，对于疫情防控，她表示“会做好自我隔离，但不想参加其他行动，害怕感染”。据笔者观察，在1月20-26日这段时间，在微信群发布疫情信息和参与讨论的业主只有40余人，约占群成员总数的十分之一，说明多数业主只是旁观。据L先生和Z小姐反映，有业主为了自身安全，拒绝物业上门查访甚至隐瞒实情。“网络线上讨论积极，线下行动消极”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搭便车行为仍然存在。没有政府部门的组织发动，大规模的防控行动能否有序开展很难预料。在防控过程中，互联网主要发挥的是信息传播、风险沟通作用，实际行动主要取决于业主对风险的集体认同和政府部门的组织发动。说明在高风险公共议题中，有着强关系、严明的纪律和策略性行动的社会组织及其积极分子依旧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关键因素。

四、讨论和结论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会影响行动的暴力程度。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资源，是个人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的资源，主要有三类，即信息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支持（情感和信任等），这些资源掌握的多寡与集体行动的暴力程度成反比［18］48-49。从H市J小区应对新型肺炎的社会动员过程可以看出，微信群等社交媒体为业主参与网络集体行动提供了社会资本。社交媒体为业主扩散了有关疫情防控的信息，并承担起组织动员的职能，通过业主之间的话语互动和情感共鸣，形成共识，将网络讨论转化为集体隔离行动。在疫情防控期间，J小区业主的微信群讨论显得较为有序和理性，虽不断有谣言传播，但很快就会被辟谣，加上政府组织的领导，整个疫情防控行动较为快速有效。

由于社会组织的主导和参与，西方社会的集体行为逐渐转变为理性、合法的社会运动。从社会学的社会运动视角看，当代中国的大部分网络集体行动其实不同于西方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更接近以互联网为中介的“连接性行动”。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网络集体行动都是由网民自发参与的，受情感、情绪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加之中国网民的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参与者的素质普遍较低，参与的动机多元化，容易导致网络讨论的非理性、群体极化等倾向，这也是中国的网络集体行动破坏性更强的直接原因。但在H市J小区应对新型肺炎事件过程中，由于事关全体业主安危，加之有政府组织引导，整个过程显得井然有序。从这一角度看，组织化、制度化是减少网络集体行动暴力性和破坏性的有效路径。

由于没有正式社会组织的发动，中国大多数网络集体行动的社会动员并不能用资源、组织等西方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元素来解释。尽管从H市J小区近三年的一些事例来看，“没有时间”“担心招惹麻烦”的确是一些业主拒绝参与的理由，资源、政治机会等因素仍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网民之间的集体认同、人际网络及空间环境等元素在我国的网络集体行动组织动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在网民的人际交流、话语互动及集体认同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平台和中介作用，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就是网络集体行动的组织者。由于互联网的超越时空、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等技术优势，降低了网络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的成本，缩短了组织动员的时间，扩大了组织动员的范围。

在公共议题传播过程中，网民竞相发言，形成多元话语的竞争，其中一些符合大多数网民心理特征，能激起大多数网民情感共鸣的话语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强势话语并被广泛传播，形成集体认同，进而引发网络集体行动，这是当代中国网络集体行动的主要动员模式。在网络集体行动中，网民对事件的描述形成话语，而不同的描述方式决定着话语的动员能力。在新型肺炎疫情讨论中，“恐怖”“可怕”“抗击”“武汉挺住”等对疫情的描述成功引发了社会关注，实现了话语动员。

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观点，集体行动产生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克服“搭便车”行为［19］17-33。社交媒体动员的小规模、“微小贡献”策略，公众参与的风险显著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网络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在J小区疫情防控行动中，业主们对于传播疫情最新消息、转发防控知识、发布辟谣信息、开展网络讨论和互助等较为热情。同时，大部分业主仅仅关心自身安危，网络讨论中的围观者和潜水者占据多数，响应号召参与小区公共防疫行动的业主很少，搭便车现象仍然存在。由于存在对自身安危的担忧、时间精力的限制、搭便车现象等等制约因素，单纯依靠社交媒体的组织动员很难产生线下行动。

本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微信群信息和对重要成员的深度访谈，研究疫情防控行动的社会动员机制及其制约因素。由于疫情防控期间无法上门发放问卷，网络问卷回应者寥寥，无统计学意义。因此，本研究未能采用问卷调查了解业主心理和动机，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注释：

①本研究一共对5位微信群成员开展了网络访谈：W先生：业主，医生，业委会成员；Z小姐：物业管理员；S女士：业主，大学教师；H小姐：业主，个体企业主，业委会成员；L先生，小区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