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飞

（深圳博物馆 深圳历史文化研究部，广东 深圳 518026）

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纵）发展史上，1940年3至8月间东移海陆丰事件（简称东移）是为重要转折点。1940年3月，曾生、王作尧率领的两支中共抗日武装（简称曾王部队，为东纵前身）受国民党军排挤，从活动的宝安、惠阳地区突围至惠东、海陆丰一带，部队人数由800余锐减至100左右，军事上完全陷于被动，弹药缺乏，给养不济，处境困难。在此严峻关头，5月中共中央指示部队重返东（莞）宝（安）惠（阳）抗日前线，不怕摩擦，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曾王部队按照指示，当年8月重返前线［1］57-59，从此打开东江地区抗日新局面。东纵司令员曾生回顾东移之前，“我们是一支缺乏战斗经验、斗争经验，不会掌握毛主席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的队伍”，经历东移之后，“现在我们已经在实践中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和克服自己的弱点了。事实教育了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教育了我们，我们的队伍成长起来了”［2］。东移之后短短一年，队伍就扩展了10倍，达到1000余人［1］90，最终快速成长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关于东移，既有研究多依据《东江纵队史》［1］49-59《东江纵队志》［3］等权威表述，认为1940年3月1日坪山竹园村会议正式决定东移海陆丰①。事实上东移作为重大战略决策，其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而非一次简单的军事战略失误。据尹林平回忆，早在1939年12月之前，部队就已准备向东走［4］432-433。之所以选择向东转移，一方面源于广东抗战爆发之前广东省委估计日军主要进攻方向为粤东，故而准备在“东部沿海尤其是海陆丰地区打击敌人”［5］651的判断，一方面则是曾王部队直属领导乃至广东党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问题综合考虑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东移暴露了广东党抗战初期的若干思想缺陷，如对统一战线的依赖、对武装斗争重视不够、在实际工作中左倾现象较为突出等。在中共中央及时指导下，广东党迅速修正失误，逐步克服这些思想缺陷。而在东移过程中，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干部群体得到锻炼，骨干分子开始出现，党和部队的斗争手段愈加成熟，东移遂成为重要转折点。通过梳理东移前后史实，一面可深入揭示抗战初期广东党开展抗日事业的曲折不易；一面可加深对东纵的理解，以知在远离党中央的华南地区开展抗战，不仅需在军事上顽强打击敌伪，同时还要勇于在党中央指示下和自身错误思想倾向斗争，从而不断取得胜利。

一、曾王部队的初创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华南抗战正式打响。中共广东省委早在1938年4月成立之际，就根据中央指示，做好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工作，并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过据时任广东省委常委、职工部长梁广回忆，省委部分领导同志在广州沦陷前，对于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重视不够，如在省委会议上，梁广“坚持要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遭到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反对”［6］278。日军登陆后，因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赴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10月20日，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委托梁广到香港组建东南特委，领导惠阳、宝安、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七县和广州、香港、澳门三大城市的工作，指定由梁广担任书记，委员还有曾生、吴有恒、孙康、杨康华等。当晚梁广从广州赶赴香港，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商议后，确定了在宝安、惠阳、东莞三县敌后开展武装游击战争的设想。21日，梁广与吴有恒、曾生、杨康华在香港召开碰头会，决定抽派人员到敌后开展武装战争［7］2。24日曾生、周伯明、谢鹤筹组织临时工作组，率领60余人到达惠阳坪山开展抗日斗争［1］20，东江纵队由此发轫。

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又称曾生部队，队员300多人。与此同时，东莞亦成立由王作尧任大队长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又称王作尧部队，队员120多人。两支部队均以民间抗日团体面目出现，由中共东南特委秘密领导。从人员结构看，多为香港海员工人和青年学生，作战经验尤其军政干部严重缺乏。廖承志指出“东江一带敌情又急”，“目前最大困难在于没有恰当掌握部队的军政干部。现在所有军队干部、工作人员，党龄约不过半年者居多”［8］65，故而他和梁广致电中央，认为日军入侵广东突然，省委事前对政治形势估计不够，造成对各地布置亦不够，导致严重缺乏军事干部［9］265-266。张文彬后从延安带回梁鸿钧、李振亚、谢斌、谢立全等人，才充实了广东的军事干部力量。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月，张文彬从延安归来，先在韶关召开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博古代表南方局参会［10］45。3月20日，张文彬赴香港召开东南特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参会者有梁广、吴有恒、杨康华、廖承志、连贯、尹林平等［11］。香港会议围绕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讨论了九天，争论激烈［12］119。梁广认为张文彬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未能正确理解党中央的统战方针，对张文彬“要苦口婆心建立统一战线”的观点，直接表示反对，但梁广说服不了与会同志，于是就请廖承志用了两个钟头，讲述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与会同志没有再提反对意见［7］278。针对张文彬提到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口号，据说在会场廖承志画了一幅酷似张文彬面孔的“菩萨像”，下题“阿弥陀佛”，吴有恒也有同感，补题“大慈大悲”。廖承志又画了一幅漫画肖像，注以“孙悟空”，吴有恒一眼认出是梁广［13］，可见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张文彬和廖承志、梁广等人的分歧。对此尹林平深有同感，他说抗战初期“广东省委中少数同志片面强调搞统战，想搞什么统一战线模范省，送了80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党军队中工作，而没有注意放手发展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队伍，对曾生、王作尧及吴勤等同志搞起来的队伍，省委只派去了不足30名干部”［14］。

对于此次香港会议上的分歧，张文彬总结实质是关于和国民党统一战线前途的问题，“当时坚信（统一战线）不会分裂的是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同志，宣传部饶彰风同志、南路特委书记欧阳文德（周楠）同志；而不相信长期合作的是东南特委的两个同志（作者按：当指梁广和吴有恒）及廖X同志”，“这场争论并非新老干部之间的对立”，“有些老干部也过分乐观，有些新干部过分警惕。一些新干部以为长期合作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分裂的危险，一些老干部认为将来一定分裂，必然要分裂，而且不信长期合作的可能”，由此导致“以后一部分同志在发生逆流的时候盲目乐观，一部分同志以为逆流来了立刻就要分裂，而放松对统一战线的工作”［15］165。对统一战线是否破裂的判断，如“不相信长期合作”的梁广和“坚信（统一战线）不会分裂”的尹林平，则将直接影响日后曾王部队乃至广东党的发展战略。

虽然争论激烈，会后东南特委还是统一思想，致电党中央和省委，表示坚决拥护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议，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12］45。这次会议给东南特委布置了四项任务，分别是：在东江坚持扩大敌后抗日游击战；发动广大群众参战；大量发展党员；建立“在友党统治区——广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例子”［12］118。关于第四项任务，曾任东南特委组织部长的吴有恒1941年检讨“是没有成绩的”，因为东南特委在统一战线工作上的“右”倾，导致“对逆流来时，我们是认为分裂是必然的了，而且迫近了，因此就放松对中间力量的争取工作，不去多方利用对方的矛盾”［12］119。

香港会后不久，梁广率梁鸿钧共赴坪山，召集曾生、王作尧召开会议，成立了隶属于东南特委的东江军事委员会（简称东江军委）②，统一领导曾王两部。军委会由梁广任书记，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成员包括曾生、王作尧和何与成。梁广按照香港会议精神，指示曾王部队开展斗争的正确途径，是以抗日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面目出现，从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番号。1939年5月前后，曾王部队相继获得“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和“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的国民党军队番号［16］122-124。两部积极打击日伪，揭开广东地区抗日游击战的序幕。

二、东移事件之经过

曾王二部虽改用国民党番号，但在实践中部队作风仍仿照八路军，“政治指导员之外还有政治战士，帮群众割禾种地，上课的课本是讲持久战新阶段等等”，“被认为是赤色部队”［12］64，故而受到国民党猜忌。“两队均已相当暴露面目，地位始终不固，从来不发饷，也随时都有人攻击，当局随时都有解散之意［15］76”。而且部队在反汉奸运动中过于激进，没有经过群众公审就杀了11个汉奸，导致当地一些绅士对游击队的动机产生怀疑［12］25-26。张文彬也指出当时一般的新干部对“统一战线内部有斗争，长期合作中有严重的阻碍，长期合作是长期斗争的过程”不了解，盲目乐观，党的组织相当暴露［15］166-167。

1939年7月前后，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令曾生部由坪山调入增城，遭到拒绝。11月，蒋介石派遣陈诚到达广东，大造反共舆论。为应对广东掀起的反共逆流，做好必要准备，1939年11月7日，省委在韶关召开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讨论应对策略。此次会议到会18人，除省委张文彬、涂振农、王钧予等10人外，还包括粤中特委罗范群，东江特委尹林平、饶彰风，东南特委梁广，南路特委周楠，西江特委刘田夫和北江特委黄松坚在内的各特委书记。在没有上级党组织派人出席指导的情况下，会议紧张热烈［17］151。会议由张文彬主持，他强调在反共逆流环境下，工作要以做好现有掌握的武装力量为主，在国统区暂不组织武装斗争［17］171。如发生突变，需保证琼崖、东江二地“不致受到损失，且能作为以后新的发展区域”［15］169。“在军事工作上，各个武装部队要坚持统一战线与合法的地位，必须慎重的应付局部事变，慎重的在局部事变中处理武装斗争问题，慎重的不为挑拨者所暗算，坚决而慎重的执行长期积蓄力量的方针，总方针为坚持团结、坚持统一战线，争取进步与中坚力量［15］127”。会后，张文彬即去重庆转赴延安请示工作［17］151。

会后12月，东江军委在坪山召开会议，落实省委精神。会上争论激烈，但因五扩会议省委早已要求在突变时需保证琼崖和东江的武装力量不受损失，所以在有可能被国民党顽军包围的前提下，如何突围和保存实力遂成为参会者共识。争论的分歧仅在于突围后向何处转移。“有人主张罗浮山（作者按：当为尹林平主张［18］39），有人主张海陆丰，有人主张到敌后东莞水乡。东江军委向省委请示，省委未答复前，按照向海陆丰转移部署［16］146”。尹林平回忆这次会议上有同志认为现在两党一定分裂，全面内战必然，那就没有所谓前方和后方，指的可能是东江军委书记梁广。至于突围后是向西、向北、还是向东走，会议虽决定请示上级，不过按照当时省委部署，“事实上，1939年12月会议之前，已准备向东走”［4］432-433。由此可知，东移海陆丰的重大决策受到了广东省委的重要影响。

1940年2月，在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参谋长杨幼敏实施下，“博罗队事件”③发生，局势愈加紧张。与此同时，香翰屏又令曾生部到惠州集中受训，意图将曾生部队包围缴械。曾生派出周伯明前去交涉无果，最终拒绝执行此项命令。3月1日，因获知国民党军方面情报，东江军委在坪山竹园村召开会议，决定部署实施东移海陆丰，任命李振亚、邬强担任军委正副参谋长［1］48-50。在此期间杨幼敏动员国民党惠、博、东、宝四路团队，包括袁亭照、罗坤、梁桂三个支队和指挥所直属队等，3月7日开入坪山，8日国民党便衣队占领坪山墟，杨幼敏令部队继续向坪山推进。9号下午6时，国民党大军占领坪山墟和曾生部住址。曾生部为避免自相残杀而退出坪山，当夜9点决意越过重围，按原定部署向东移动，先寻找地方休整，“等候上峰当局合理解决”［15］134。此次东移因早有准备，预先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但非战斗人员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导致“这次东移是搬家式的行动，后勤部门的粮食给养，政工宣传队的油印机和演出行头，甚至修械所的笨重机器都搬来了。一眼望去，队伍里背粮食的，挑箩筐的，扛机器的应有尽有”［19］，可见东移绝非因作战失败的匆忙突围。

3月13日，曾生部退至惠阳平政之桥岭，遭遇追击部队前后截击，死伤三人，失联者五十人，继续行军十余天后，于24日到达高潭。此时部队仍试图在政治上争取合法存在，与国民党军联络争取同情，力图在海陆惠之间，以高潭、公平以南沿海中心，保存力量，建立根据地，在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合理解决经济问题。25日东江军委书记梁广离开高潭，30日抵达香港。31日，曾生部队在高潭被顽军包围，周伯明前往公平墟谈判被扣，曾生、梁鸿钧、李振亚、卢伟良等部队领导被打散。4月初，梁广派人从香港寻找曾王两部，准备将情况弄清楚后就返回部队［15］134-137。对此事变，梁广检讨“因事前未估计到这样大的力量来对付我们”［15］137。4月12日，梁广给曾生部发出紧急通知，称目前分裂投降仍是主要危险，国民党在华南一带的反共摩擦将更趋扩大而尖锐，所以固然不能放松统一战线，但也不能放松高度的阶级警觉，要在自己所占的地区中，实行完全的封锁。他要求部队不要分散，要集中，不要幻想建立一永久根据地，应在港、澳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中作飘忽行动，以避免正面不利的冲突。他同时强调希望单纯依靠交涉的方法，以恢复和国民党顽军的和平局势，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有危害的幻想，他认为部队要采取流动性、机动性，保持自己力量，在海陆惠之间活动，不要以高潭作根据地［15］139-143。部队不再向东北移动，亦不重返东宝地区抗日前线，而坚持在惠海陆之间，不固定地区作流动式活动，保持力量，等待时机［15］133。

4月23日尹林平、梁广、周伯明和廖承志在香港会面，交换意见后向南方局和张文彬报告，称东移中曾生部“表现慌张，并有将本队伍分散，令第二大队（王作尧部）回东莞之意向。干部有不团结之表现，大家都表示老大，谁都不服谁”，“政治上对目前危机估计不足，因此处处松懈”，“过于依赖谈判而中计，被敌袭击，对进攻我主力之反动部队，又放过歼灭机会”，“军事政治都取被动方针”，对此梁广、廖承志等检讨原因在于对“目前形势之险恶完全估计不足”，对中央要求在逆流中提高警惕的决定，“只在干部中做了传达，而无配合东江恶劣空气，对全队做普遍政治动员，甚至出发前还估计，虽然形势不好，但突然事变暂不会到来”，所以“当前在部队中克服右倾观念抬头是最重要的任务”［8］288-289。为此决定派梁广重回部队深入检查，召集会议，使部队在政治上坚定，反对单纯依赖谈判，消除失败观念。同时强调队伍仍以梁广为最高领导，曾生负责对敌和地方工作，梁鸿钧负责军事责任。曾王部队在海陆丰和惠东地区游击，暂不返回东宝前线［8］289。

收到报告后，4月下旬张文彬在重庆发出指示，否决了曾王部队暂留海陆丰游击的决定，要求部队一半武装在紫金、海陆丰地区秘密活动，同时分出一半武装重返惠东宝原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在敌后占领区域建立政权并和当局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5］187”。随后张文彬抵达延安，4月29日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广东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今后工作方针，应把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发展进步势力的中心，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20］188。随后5月8日中央书记处便向广东省委和东江军委发出指示（又称五八指示），称“目前全国尚是拖的局面，不易整个投降分裂，也不易好转。当局尚保持抗日面目，但也在进行反共准备投降，地方突变随时可能，所以必须要大胆坚持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要求曾王部队务必全部重返东宝惠抗日前线，“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日寇进攻，而向我后方行动的政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8］290。在政治上，两部回防前需在“适当地区整理内部，加紧团结，进行打日本政治动员”，“慎重取得地方党的帮助，到达东宝惠要努力进行各方统战工作”，指示同时强调“曾生部梁鸿钧作参谋长，梁广为政委仍任大队长，应互相团结不应自起纠纷，内部不团结就是失败之道”［8］290-291。5月17日，广东省委致电中央和南方局等，称完全同意中央指示，要求曾王两部政治方针上积极站在自主精神上，不怕摩擦仗，坚持敌后应战，力争开回原防。同时加强政治工作，大造舆论，争取同情，打击顽固派的造谣，尤其人事方面，对中央的意见无条件执行［15］259。

1940年6月，张文彬从延安赶回并在韶关召开省委会议，会上根据毛泽东加强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的建议，将广东省委改组成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两个机构，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专门负责国统区和东江游击区工作，粤南省委书记梁广，负责沦陷区和珠江三角洲游击区等工作。曾王部队原由东南特委负责，现划交粤北省委和东江特委领导［7］4。会后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受命于危难之间，亲自到惠阳、宝安勘察，布置好曾王部队返回路线，动员海陆丰、惠阳、东莞沿途党组织帮助部队安全返回，并选定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作为部队整理内部之地。8月初曾王部队离开海丰，9月中旬抵达布吉，尹林平亦赶到上下坪村，召集中队长以上进行会议。在会上，尹林平一字一句背诵传达了中央“五八指示”［18］41，对东移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要求部队重返前线，确定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和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方针［10］107。同时曾王部队放弃国民党军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由尹林平任政委，取代梁广成为部队最高领导。

上下坪会议之时，“曾王两部汇合，到达广九路以西，现有150人［8］298”。上下坪会议之后，曾生、邬强率部挺进东莞大岭山，王作尧在宝安阳台山开辟抗日根据地，“不到一年，部队和根据地就打开了局面，人和枪的数量都增加10倍以上，部队发展到1000多人，武装民兵1000多人［18］39”。经过四年发展，武装和根据地不断扩大，截至1945年8月，东江纵队已有11000余人［2］322，故而1940年3至8月间的东移，明显成为东纵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三、东移决策的思想根源

对于东移，廖承志当年9月总结：

（东移事件的）教训在于：简单自卫，单纯防御，而平时又疏忽警戒，致遭受大损失。我们政治应自卫防御，但顽固派行动开始时，军事上即应采取主动的断然处置，并求迅速解决。一、不扩大；二、不要拖成持久局面。事件有利于解决时，政治上即开始扩大解释工作，并强调团结，以打击顽固派。［8］297

东移的教训首先在于单纯防御，疏忽警戒，这源于对统一战线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性重视不够。抗战爆发之初，广东党认为广东地区国民党如余汉谋是可拉拢的对象，“余汉谋埋头苦干，企图以较进步方法运用青年，拉拢第三党，同时仍以地方口号团结、巩固自己势力［15］107”，属于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1940年2月东移发生前夕，省委判断虽然广东反共逆流加剧，但多是由新任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引起，而李汉魂和余汉谋之间的矛盾，会促进“余汉谋之相当进步等，都会向前发展”，所以在惠阳的曾生部队，“当局几次解散未逞，现有派人入内监视，虽香翰屏有意拉作己用，但仍未危险”［15］27。3月7日事变前一天，张文彬在重庆尚认为要“加强统战工作”，要求“广东游击战争和力量的建立，必须用当局的名义，不暴露面目，多争取中间分子与进步分子来领导”［15］85，对余汉谋尚存幻想。曾生指出张文彬对余汉谋的态度过于依赖［17］64，连贯亦有类似看法，认为张文彬对余汉谋有些幻想，想通过统战工作改造余汉谋共同抗日［17］72。廖承志指出长江局的博古曾在省委会议上反对在长江以南搞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1939年前后张文彬对余汉谋有些幻想，过于强调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搞好统一战线。但1940年东移之后，张文彬就和博古、王明的观点完全不同［17］51。

对统一战线的依赖则造成对武装斗争重视不够。东移前夕，广东党尚认为广东目前还不是“以军事工作为第一”的时候［15］85，在组织和掌握领导武装问题上，估计的太过轻易［12］118。“只是机械地了解建立党的武装这个问题了”，“组建所谓的武装还是那种新四军、八路军化的做法，还是在组织正规军，而不是组织游击队”，并未发动广大民众，“只是动员了一些党员与一些最进步的群众参加了抗日战争，却没有动员一般的群众的抗日战争，没有领导一般群众的抗日战争”［12］75-76。经过东移教训，省委深刻认识到“以前为了顾忌对余的统战关系，发展部队采取慎重态度”，结果造成可依靠的武装不足，“以后为准备反攻，克服突发事变危险，须大量发展武装。以后应把扩大武装放在第一位，采用少而单的方式，先用抗日游击队名义，以后改用新四军”［15］255-256。尹林平认为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抗战初期省委一些同志强调搞统战，说帮助国民党联合抗日，搞“统一战线模范省”，忽视了独立自主在农村发动群众，搞工农武装的工作。抗战爆发后，省委对曾王部队等抗日武装只派了不足30名干部，并且没有放手发展革命武装组织，派往国民党军队的却有80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4］419。直至1942年春张文彬到曾王部队总部白石龙村亲自查看后，态度才有所转变［4］435。

其次是斗争经验的不足造成广东党在抗战初期困难之际，常产生一些撤退思想，此问题亦由来已久，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广东抗战爆发后，当时省委和很多地方党员都未做好充分准备，也缺乏在地方坚持工作的决心，如“中山县（打）算把武装拖住高明到云浮，东莞打算往紫金”［9］349。惠阳“一些人主张马上拖到紫金去建立根据地，一些人主张就地隐蔽，训练好了再算”，针对这些“逃跑主义变相”的错误，东南特委曾明确指示要加紧扩大部队，充实力量，发动群众，反对“上山埋藏”或到“紫金训练”［9］356。紫金是大革命时期重要根据地，张文彬1938年曾做过东江地区“以海陆丰、紫金为一区，而以紫金为后方根据”的战略设想［8］97，1940年3月逆流加剧之际，他也提出如果发生突变，“必要时也准备到紫金、海陆丰一带山地作暂时游击，保存实力［15］78”，同时“争取香翰屏等游击区指挥者对我们的谅解”［15］127。事实上突变之际东移到紫金、惠东一带保存实力的设想，省委一直都有所考虑，故而尹林平才指出1939年12月之前部队就已做好东移的打算。

从社会基础上看，广东产业工人和海员居多，是大革命发源地。尹林平认为1936年广东党恢复组织后，有两个弱点，“一个是组织上的马虎，组织路线无原则；一个是过‘左’关门，干部不团结，产生以后广东党某些错误的根源［4］394”。其实早在1937年12月，南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表示要警惕广东地方党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8］46。以东南特委为代表的香港党组织，是广东地区武装抗日的直接发动者，也是广东省委以下最大、最老的单位，实际中却常犯“关门主义”左倾错误。对此吴有恒检讨“香港地方党对于统一战线的工作是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从来没有做好过的”，“看不起国民党，不和国民党合作，不屑把它当做统一战线对象”，“对各个统一战线过份地戒心，因此所有的统一战线工作都是从单纯的利用观点出发的。甚至抗战初期时候的一些同志，穿着破衣烂衫周旋于太太小姐之间，在宋子文的老婆的面前大骂其‘日本金融寡头、财阀如何玩弄战争’等等，引起了各种不必要的打击”［21］510-512。由香港党推动成立的曾生部队，在统战工作方面“起初是我们不睬人家”，“后来去找人家，人家不睬我们”，“只有斗争没有团结”，“没有和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一派、任何一人作过任何合作”，“在群众运动上我们只自做自的”［12］91。结果突变发生之际，各方同情者不少”，却“无人敢言”，“对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不注意，没有建立经常的统一战线工作，用一下就把他丢开了”［21］352-353。东南特委在香港还将苏维埃口号提到议事日程，组织上关门主义，团结不够［15］304。这种左倾的态度势必造成和国民党关系的紧张，引起顽固派的怀疑打击。吴有恒承认香港党“只知道强调斗争而不知道有时也要团结，因此对于统一战线的分裂有了过早的估计”，“在政治上的领导一贯地采取了过左的倾向”，“采取了突出的‘八路式’的工作方式”，从而引起和国民党不必要的冲突，所以梁广和自己“对政治逆流的估计是错误了，所采取的态度是过左了”［12］131。

左倾错误还导致逆流来临之际，只看到统一战线中的斗争，而未意识到通过斗争亦能促进团结而非全面分裂，从而做出类似东移的战略失误。早在1939年张文彬亦预见到此点，他指出在反共逆流第二个阶段合浦事件、平江惨案和边区冲突发生后，有些同志惊慌失措，看不见前途，要求回家避难；有的则产生过“左”的反应，认为要和国民党彻底决裂，只是准备分裂后如何打游击，完全放弃了统战工作。对此省委要求各地巩固组织，加强统线，检讨盲目乐观和惊慌失措，及过“左”的错误思想［15］109-112。1939年12月省委报告中就指出，如中山县过于相信国民党县长如何开明，形势一旦严重，又将组织的武装队伍自动解散。中路特委许多干部只从统一战线好的地方看，不从另一方面去认识，因此形势一严重就手慌脚乱，形势坏了上山隐伏不动，形势好一点即又下山，想再出风头［9］51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广东地区的党员很多都从和平时期与政治环境顺利时期成长，没有进行秘密斗争生活的经验，抗战初期“大出风头，而完全把力量暴露出来，突出孤立”［9］516。在党内老干部缺乏，新干部经验少，逆流到来的时候，事先的盲目乐观和事后的慌乱现象时有出现，组织暴露，左翼分子突出［15］198。事实上1939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听取南方局报告后就指出包括广东党在内的南方党，因斗争经验不足，常会有“非左即右”的缺点，如关于统战工作，“在国民党退步、妨碍统一战线开展时”，“怕反摩擦破坏统一战线，不知道反摩擦的必要，忘记了区别性”，“在摩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政策”［20］134。1940年针对顽固派频频挑起的摩擦，中共中央再三强调“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22］263，要“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但同时对右倾错误亦不应放松”［22］422-423。1939年12月，广东省委也认识到广东党目前最大的弱点与危机，是“整个力量的相当暴露、突出与孤立，以及广东组织的年轻幼稚，真正能够经得起任何大的斗争考验与打击，还是相差太远”，但“如果依靠中央正确的领导，依靠全党的努力与工作，在这一时期集中力量，积极进行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工作，则它将是不可摧毁的力量”［9］519。罗范群认为东移后的1940年广东省委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才使广东地区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踏入了健康的大发展时期”［5］656。

四、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开端

通过梳理史实，可知东移绝非一次简单的军事战略失误，更非作战失败后的突围行动。东移是抗战初期广东党对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方面经验缺乏、把握不足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在党内从省委乃至广大党员当中，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思想基础。具体而言，则是广东地区因远离党中央指导，1936年恢复党组织后，在实际工作中常有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对统一战线往往只注意到分裂的一面，遇到反共摩擦，便多认为统战全面破裂，内战全面爆发，而未向“以斗争求团结”的方向多努力。广东同时又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抗战爆发后，省委在积极构建统一战线之际，对于国民党给予过多希望，相对忽视了独立自主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警惕不足。广东党的缺陷亦非孤例，几乎同时毛泽东针对项英领导的新四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扩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的缺陷，提醒项英“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采取斗争的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20］188-189。然而正是通过东移，这些深刻的思想缺陷方得以暴露，在党中央的及时指导下，广东党从省委到部队积极整改，从组织和斗争策略上予以调整，曾王部队得到淬炼，更加深刻的领悟了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武装斗争的内涵，从此快速成长，迅速发展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移才会成为东纵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亦是中共在华南地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开端。

注释：

①目前关于东江纵队的研究相对薄弱，涉及东移的有左双文的《华南抗战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朱姝璇的《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7-88页；杨汉卿的《论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杨新新的《在“统战”与“敌后游击”间徘徊：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及发展（1938-1943）》，《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李翔的《东江抗日根据地选址考析》，《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钟健的《从统战到自主：中共广东省委开展武装工作的历史考察（1938-1942）》，《抗日战争史研究》2020年第3期。既有研究多认为东移是1940年3月东江军事委员会做出的匆忙决定。然而揆诸史实，可知早在1939年12月前，曾王部队乃至广东党就有向东转移的预想，并派遣干部到惠东进行前期准备，并非仓促之举。至于有论著指出东移是因曾王部队装备很差，“在战争中一败涂地，士兵中普遍存在失败情绪”，以至未经省军事领导的批准就决定东移的说法（陈瑞璋《东江纵队——抗战前后的香港游击队》，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则更与史实不符。从3月1日东江军委决定东移并部署实施，至9日夜从国民党军包围中突围，期间并未发生重大战斗。

②1939年11月东南特委解散后，东江军事委员会直属省委领导。可参见中共广东省组织部等编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

③详情可参见李添华的《博罗队事件探析》，《惠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35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