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露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361005）

近代中国大学学科的存在往往建立在某一机构的基础上。谈及近代大学教育学科的机构嬗变，不能想当然地划分四个阶段，有失学术公允。在近代知名大学中，厦门大学值得专门探究：一方面，厦门大学教育学科系1921年创立，距今即将百年；另一方面，私立厦门大学的教育学科的影响面广，影响力大。

一、近代厦门大学组织架构的变迁

1921年厦门大学创办，原为私立大学，类似于今日的民办大学。陈嘉庚是该校的创办人，长期被誉为大学的“永久董事”，而非大学的“校主”①“校主”是简称，全称应当为“学校主委”，最早用于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学校主委”不止一个人，陈嘉庚和陈敬贤兄弟均被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尊为“校主”。同一时期，私立厦门大学对陈嘉庚的称呼，书面上有考证的有：“倡办人”“创办人”“创校人”“发起人”“校董”和“永久董事”等，却几乎不存在“学校主委”或“校主”之称。厦门大学称陈嘉庚为“校主”，书面上最早的证据只能追溯到1949年，在叶和中撰写《欢迎陈嘉庚先生特辑：陈校主嘉庚先生》一文中，并非民国传统；频繁使用“校主”一词是为了凝聚学校共识，达到宣传和集资的双重目的，以此撇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直接联系。。1937年厦门大学由私转公，升为国立大学，在一段时间内是福建省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在近代办学活动中，厦门大学的组织架构发生调整：

创立初期，私立厦门大学的校长为邓萃英，他设计了学校的组织架构。学校被设计为二级组织架构，即“学校—学部”二级。学校为最高一级组织架构，设立各种机构，分管行政、教学和后勤等事务，保障学校的整体运行；学部为第二级组织架构，主要从事人才培养。不久，陈嘉庚与邓萃英发生争执，邓萃英辞职。

私立时期，厦门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是林文庆。从1921年7月到1937年7月，“他执掌厦门大学16年”，［1］期间秉承独特的教育理念，取得明显的办学成就，“在中国大学史上产生积极示范效应”。［2］他改变了私立厦门大学的办学定位和方向，主张建立研究型大学，并设计了学校的组织架构：

第一，转变大学发展理念。私立厦门大学的创校最初是为了建设应用型大学，从学部的设置可以看出。当时只有两个学部，一为“师范部”，另一为“商学部”。这种学部设置就是为了建设应用型大学，例如，当时学校设置“师范部”是为了“养成中等学校教师，以期发达本省之地方教育。”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林文庆不赞同这一理念，认为私立厦门大学应以研究型大学为目标。

第二，横向上主张多科并立。就任伊始，林文庆决定拆解原有学部，实现多科并立，增加学科的数量，“以期与国内外各大学编制相当”。［3］225-2261921年秋，林文庆先后将“师范部”拆为“文学部”“理学部”和“教育学部”。所以林文庆不光奠定各学科的基础——为日后厦门大学中文、外语、历史、哲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出现创造可能性，还实现大学办学重心的转移——建设研究型大学。所以，林文庆“为当今大学教育发展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启示”。［4］

第三，纵向上设计三级组织架构。在实现多科并立之后，林文庆再一次改革大学组织架构，实现三级组织架构。具体而言，将学校组织架构调整为“学校—科”；“学校”有权决定“科”的类型、数量和师生规模。再赋予“科”的自主权，使其能够细化组织架构，所以“科”之下开始设“学系”，“科”有权决定“学系”的类型和数量；“学系”开始承担人才培养的重任。在林文庆的努力下，私立厦门大学“学校—科—学系”三级组织架构逐渐形成。

第四，妥善处理附属机构。很多高等教育研究者低估了中国大学的复杂性，中国大学有着庞杂的附属机构，如附属中学、附属小学、附属速成学校、附属师范学校等等。私立厦门大学也有附属机构，如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大学的组织架构中如何融入附属机构呢？林文庆将附属机构进行划分，附属中学归于学校辖制，附属小学归于“教育科（学院）”辖制。

为了满足南京国民政府对教育宏观管理的需要，1930年私立厦门大学的组织架构改为“学校—学院—学系”，这一组织架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初期。

二、近代厦大教育学科机构的演变概况

从近代厦门大学组织架构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学科历史较久，她是学校的创校基石之一。但受到近代各种因素的影响，她的机构得以调整，机构名称有所变化，机构地位亦发生变化。

（一）初创时为大学基石

教育学科是近代厦门大学最早创立的学科之一，是创校之基，亦是私立厦门大学的多科源头，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培养人才，进行教育科学研究。

第一，近代厦门大学教育学科的创立凝聚了首任校长的心血。邓萃英担任私立厦门大学第一任大学校长，［5］他原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6］对办理近代师范教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推动了北京高师和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7］邓萃英认为私立厦门大学应建为应用型大学，因此设“师范部”，培养各级、各类学校的各科教师，以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满足地域性师资的需求。

第二，近代厦门大学教育学科的创立招收了为数不少的学生。创校初期，“师范部”先后两次招生，一次在3月，一次在8月，共计112人。其中，有48名新生选择文史地的方向；有46名新生选择数理化的方向。此外，“特别生11人，旁听生7人”，并借集美学校的“即温楼”正式开学。［8］30

第三，近代厦门大学教育学科的创立受到世界关注。时值约翰·杜威博士访华，邓萃英邀请杜威博士参与私立厦门大学的创校仪式。［9］杜威博士对“师范部”寄予希望：“我很恳挚地希望在座的教员及将来预备做教员的先生们，应该常时设计用怎样最好的方法，才能使学生得到最大的益处。”［10］678所以，教育学科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间很早就建立学术联系，像欧元怀、姜琦、陈友松等教师均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二）复杂变化（1921-1930年）

从1921年到1930年，教育学科的机构名称变化频繁，这是时代变迁的缩影。1921年“董长之争”后，邓萃英辞职，厦大校长出现空缺，最终由林文庆接长。［11］林文庆是著名华人学者之一，“他出生于新加坡，其祖父来自中国福建省的海澄县。”［12］接长厦大后，他坚持大学存在的目的是“给他们知识之光，使他们可以认清一切”。［13］所以，私立厦门大学向研究型大学努力，“诸生来大学读书，是感觉自己智识的饥荒，而求其饱满。希望今后能在饥荒之中，力求其饱满与充实。将来要有新的贡献”。［14］因此，林文庆对学校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1921年“师范部”一分为三，即在教育学科的基础上分化出文科和理科。这是当时厦大学人公认的事实，1928年《文科概况》指出“本校评议会决议，将原属师范部之文理两科改设文理两学部”；［15］《理科概况》指出“后经评议会议决，将理科改为学部。”［16］“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部”的事实背后，教育学科不再为学校发展的重心，学科地位下降。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备案之后，为了满足教育宏观管理的需要，1923年4月私立厦门大学“改学部为科”。［17］1926年8月正式恢复“教育科”。是年招生，私立厦门大学将“教育科”列为人才培养的教学机构之一。在学校组织架构纵向调整的背景下，1926年“教育科”细化组织架构，最初设有两学系——“教育学系”和“心理学系”，所有课程分为四类：“（一）普通必修；（二）主课必修；（三）辅课；（四）选修”。［18］

1925年秋，私立厦门大学附属小学设立，定名为“私立厦门大学模范小学”，公开对外招生；学校设主任一人，由教育科主任孙贵定教授兼任，处理一切校务。1926年夏，模范小学确立独立的校址，完善各类教学设备，并探索设计教学法的学校教育试验。在学校妥善处理附属机构的背景下，“教育科”下辖模范小学，“乃增开学级，扩充学额”，试行小学教育试验，把三个学级增加为五个学级。

（三）由盛转弱（1930-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一开始施行大学区制，［19］后调整福建省的大学区归属，［20］并要求私立大学向所在大学区备案。［21］不久，大学区制遭到社会热议；因其与现实差距太大，遭到了废除。［22］

为了满足教育宏观管理的需要，1929年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统一全国高等院校的机构名称。为了响应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号召，1929年11月底私立厦门大学“遵照教育部颁布之大学规程”，［23］开始改“科”为“学院”；1930年初，“教育科”因时改为“教育学院”，由蔡元培题名。

1930年私立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开始调整下辖机构。一方面，扩充“教育学系”，依据当时教育学的学科细分，将“教育学系”细分为“教育原理学系”、“教育行政学系”和“教育方法学系”等。另一方面，扭转“心理学系”，将心理学视为教育学的重要补充，将其转型为“教育心理学系”。所以，1930年后教育学院下辖四个系，分系招录新生，实施专门人才培养。但是，这种机构调整既没有考虑当时社会需求，也没有考虑当时学科实际。

与此同时，私立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强化对附属小学的教育实验。1929年8月，模范小学更名为“私立厦门大学实验小学”，学校校长由教育学院院长兼任。教育学院推动附属小学的教育实验，包括“（一）学级编制；（二）学级升降；（三）课程分配；（四）教材；（五）教学方法；（六）训育”等。

受到经费的限制，1936年私立厦门大学陷入财务困境，大学运营不畅。因此，大学董事会不得不调整大学组织结构，重新整合校内资源，逐步改善大学运行。

（四）趋于定型（1936-1949年）

1936年大学董事会决定采取并系、裁院、转隶的措施，改革教育学院；从根本上说，这是受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一场经济危机爆发后，陈嘉庚“经营颇感竭蹶”；［24］341企业困难导致陈嘉庚减少对厦大的经费支持；这造成厦大办学的困难。在此背景下，私立厦门大学不得不探索自救道路——缩小办学规模，精简办学机构。教育学院在这一背景下接受改革。

第一步是“并系”。综合考虑教育学院各系的办学历史和育人成果，大学董事会决定将教育、教育心理二学系合并，合称为“教育学系”。但保留实验小学。第二步是“裁院”。在“并系”之后，“教育学系”的师生人数有限，没有继续保留“学院”建制的必要，所以大学董事会取消教育学院的建制。第三步是“转隶”。一方面，教育学科与文学科具有相似处；另一方面，“教育学系”1924年曾挂靠“文科”下。所以大学董事会决议将教育学系置于文学院之下。

1937年7月，厦门大学改为国立。1938年，国立厦门大学迁入闽西长汀。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国立厦门大学依然保存教育学系，目的在于：“一则培养中等教育之优良师资；二则培养地方教育行政人才；三则培养钻研教育学术之专门学者，”困难的环境塑成教育学系的精神：“即为‘亲爱精神’与‘一团和气’。”［25］1945年抗战胜利，厦鼓重光。1945年8月成立国立厦门大学复员委员会；经勘查，厦门大学原址“大部校舍尚存，仍为日俘所盘据”；12月初，国立厦门大学一年级新生在鼓浪屿福民小学附近开课，此地“原为本校廿六年（1937年）自厦迁鼓办公之旧址”；［26］12月17日新生注册。在这段时间内，教育学系一直置于文学院之下，受到文学院管理。

1936年私立厦门大学大学董事会“裁院并系”的决议具有争议性，尤其是在教育科（学院）校友当中。客观而言，这一决议大大削弱了教育学科的学科地位，致使教育学科长期受到文学院的管理。

三、近代厦大教育学科机构嬗变的原因

近代厦门大学教育学科机构出现的复杂变化，受到内外因的共同影响。所以，我们应全面看待这一机构的历史嬗变。

（一）外因

我们应考虑外因造成的影响。正如邓萃英所说：“研究教育问题，最要紧的根据固然在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27］一方面，地方新式教育的需求。“永久校董”陈嘉庚很早发现地方新式学校对师资有着巨大的需求，这是私立厦门大学设立教育学科的重要原因。福建一省，即使每一县设立一所新式学校，也要大量新式教师，而当时新式教师的人数少。“吾闽自兴学以来，师范学校仅设四所，毕业生岁不满百数十名，就使悉任教务，尚不及四十分之一，每县平均不满二三名。”［28］可见私立厦门大学创立教育学科，走应用型大学发展的道路，是为了给地方学校教育储备人才。

另一方面，不同政权的影响。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要求私立大学向教育部备案。为了满足当时教育宏观管理的需要，1923年4月私立厦门大学更改机构名称，“教育学部”改名为“教育科”。南京政府统治时期，同样要求私立大学向教育部备案。为了满足当时教育宏观管理的需要，1930年初私立厦门大学再一次更改机构名称，“教育科”更名为“教育学院”。此外，社会经济的影响。私立厦门大学教育学科由“学院”缩减为“学系”，深受社会经济的影响。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波及陈嘉庚经营的产业，这直接造成当时厦大的经费困难。受此压力，私立厦门大学不得不探索自救——缩小办学规模，精简办学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学院被裁撤的命运。

（二）内因

我们不光要看到外因，还要看到内因，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内因可以从校长理念、组织架构、校园学潮和教师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第一，校长理念的推动。以第一任校长邓萃英为例，他是私立厦门大学章程的主要制定者，决定了“师范部”的机构，确保了教育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私立厦门大学）《大学章程》已由筹备委员会公推，母校①注：此处的“母校”指的是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师②注：此处的“郭师”指的是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及邓萃英、余日章、黄琬三位先生等起草。”［29］以第二任校长林文庆为例，他改革“师范部”，“至教育学院，在本大学开办时，原系师范部”；［30］削弱了教育学科的地位。他“感觉这种办法，仅仅是个大规模的师范大学”，［30］远远不符合大学真谛。

第二，组织架构的调整。私立厦门大学组织架构的横向调整影响了教育学科机构。1921年在林文庆的主导下，从教育学科中拆出文学科、理学科和教育学科等，这一举措削弱了教育学科的地位。1936年在林文庆的主导下，将教育学科压缩为一个学系，撤销教育学院，这一举措再次削弱了教育学科的地位。私立厦门大学组织架构的纵向延伸影响了教育学科机构。1921年私立厦门大学的纵向组织架构为二级，即“学校—学部”。1926年在林文庆的主导下，私立厦门大学的纵向组织架构改为三级，即“学校—科—学系”；后略微调整为“学校—学院—学系”，仍是三级。每次纵向组织架构变革均对教育学科有影响。

第三，校园学潮的冲击。近代大学学潮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厦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两经学潮冲击。以1924年的学潮为例，林文庆“终生致力于对儒学的研究和宣传”，［31］这似乎不符合“民主”“科学”的时代主流，引起当时厦大部分师生的愤懑，最终导致1924年5月学潮的发生。此次学潮对学校破坏极大，当时厦大半数以上的师生辗转上海，“创办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32］以“教育科”而言，主任欧元怀被解聘，学生反对校长林文庆及“教育科”教师孙贵定①注：林文庆和孙贵定均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关系密切，理念相似。。在诉求未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教育科”绝大多数师生放弃学籍，辗转上海，师生共创私立大夏大学，这是私立大夏大学为何较早设有教育学科的根本原因。受校园学潮影响，师生大量脱离私立厦门大学。“为行政上简便起见”，1924年秋私立厦门大学不得不调整组织机构。其中，降低“教育科”学科地位，将“科”降为“学系”，即“教育学系”；转移“学系”的隶属关系，为“文科”②1923年4月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部”改名“文科”。下辖的学系之一。但是，“惟所有课程及教授方针等，与设科时无异”。［33］经一年办理后，教育学科逐步恢复元气。1926年1月，私立厦门大学校董会决定恢复教育学科的学科地位，将“教育学系”从“文科”中拆出，独立为“教育科”。同年8月，该科正式独立，作为招收本科新生的学科之一。

第四，卓越的教师能力。近代厦门大学教育学科出现很多名师。如私立时期的孙贵定教授，林文庆评价为：“孙贵定博士始终力求进展，对于本大学名誉上，确有不少的贡献。”［34］如姜琦教授，著作等身，后被聘为福建省立师范学校校长③抗战发生后，福建省立师范学校从福州内迁，在福建永安办学，后逐步发展为如今的三明学院。；［35］如雷通群教授，他是“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36］著作等身。再如国立时期的陈友松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财政学开拓者”；［37］如林砺儒教授，被誉为“近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38］著作等身，在从教过程中积极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39］如陈景磐教授，担任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教务长，［40］“他的博士论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文版”。［41］

第五，突出的育人成果。近代厦门大学教育学科出现不少优秀学生。学生出路广泛，“毕业生足迹遍国内外各地……各能本其所学，恪尽职守，发挥教育专业之精神”。［42］其中，知名毕业生有吴江霖、高时良、徐君藩、潘懋元等。

四、当代反思

正如前文所述，近代中国大学学科往往建立在某一机构的基础上，现代中国大学学科亦建立在某一机构的基础上。一旦承载学科的机构被撤销、被降级、或被调整，这无疑会影响学科的发展环境。从2016年以来，南开、中山、山大、兰大等综合性大学相继调整教育学科，“这引起国内教育界的一片哗然”。［43］

有的学者对此持乐观态度，以顾明远先生为例，他认为在机构上调整教育学科是一件好事。［44］好处在于：第一，打破高校建设“同质化”的倾向，使高校办出特色，避免“千校一面”；第二，发挥高校自身优势，挖掘高校自身学术底蕴，发挥高校自身学科和专业的特长；第三，更加注重市场需求，有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充学科和专业；第四，节约高校资源，以此整体提升高校办学效率等。

有的学者对此持悲观态度，认为在机构上调整教育学科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有人持“功利说”，知名大学相继在机构上调整教育学科，实际为“应对‘双一流’建设和新一轮学科评估”。［45］有人持“不理性说”，“感性和急功近利下砍掉教育学科”，［46］这不一定是理性的选择，也未必能够获得最好的效果。有人从学生的视角出发，“在裁撤参与中，被排斥、被边缘、被防范”。［47］

通过梳理近代厦门大学教育学科的机构嬗变，我们应看到综合性大学与教育学科的互动关系。无论是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建设还是教育实践的中国化方案，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可持续发展都无法离开对传统教育经验的再度诠释与创造性发展。［48］7具体而言：第一，教育学科是否帮助大学适应内、外部环境；第二，教育学科是否顺应大学发展的理念和战略；第三，教育学科是否拥有卓越的教师；第四，教育学科是否培养优秀的学生；第五，教育学科是否推进大学教育的革新等。如果教育学科无法与综合性大学产生互动，自然会处于危机之中。总之，我们既要看到大学对学科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这是一种外在激励；更要看到学科对大学发展的实际贡献，这是一种内在任务。应将外在激励和内在任务结合起来，大力建设教育学科；而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应强化教育学科的实际贡献，捍卫教育学科的地位，体现教育学科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