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玉，吴胜楠，杜学元

（1.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河南 新乡453007；2.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4；3.乐山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乐山614000）

文辅相先生（1937—2011）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事业的早期开创者，长期致力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大学教育思想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他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杰出学者之一，提出了素质教育观、反思和批判专业教育模式，大力提倡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文辅相先生的许多思想直接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实践，其事迹被列入2004年版《湖北省社会科学界名人》（第3卷），无愧为高等教育界一代宗师。他一生勤于思考，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献计献策，为教学科研奉献才智，为学生后辈精心指导，他的思想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为当代“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引领。

一、文辅相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

文辅相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于早期教育和成长环境，其高等教育思想来源于丰富的中、基层管理与教育教学实践。

（一）早年勤学，立教育之志为国效力

先生3岁识字，5岁进入父亲创办的私塾读书，11岁便能背诵《大学》《中庸》《诗经》等经典著作。先生生长在“敢为天下先”的侨乡文化和“追求卓越”的状元文化之地——湖北省天门县，这些文化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激励他自幼勤学好问，立志报效祖国。先生的父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其取名为“继承”，期望他能继承父业，从事教育工作。文先生不仅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而且志向更加远大，他后来改名“辅相”，意在激励自己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先生热爱并终生以教育为事业，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深入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与父母的早期教育和地方文化是分不开的。［1］3-4

（二）青年时期深入基层甘为“孺子牛”，教学管理才能渐渐显露

文先生1959年考入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学习，专业为水电站动力装置。大学长期担任学生分团委（副）书记，其中1961年4-11月脱产调任分团委书记，表现突出，1965年8月毕业留校任教。1975—1980年，任校水电站自动化教研室副主任；1980—1987年在教务处工作，历任该处教学研究科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等职。基层工作期间，先生对大学学生发展与教师教学管理等问题有相当深刻认识，先后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转变旧的传统教学思维着重培养学生的能力》《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按学科设置专业》等四篇学术论文，对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中年求索，成果丰硕，学术水平高

1987年9月—2000年，先生先后担任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全心投入高等工程教育与教学改革研究工作，先后承担完成“华中工学院本科基本规格问题调查”等多项研究，编写、出版《中国高等教育目标论》一书，发表《高等工程教育目标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目标是教育思想的核心——兼析我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目标》《论教育目标的系统性》《东西方大学文化教育削弱的共同趋势及对策》《论大学素质教育》《我国大学的专业教育模式及其改革》等论文三十余篇，在工程教育、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提出了“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等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是其学术产出的关键期和高峰期。先生的高等教育学术思想逐渐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许多理论成果被政府相关部门和高校管理者采纳。

与此同时，在文先生的带领下，经高教所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华中科技大学的教育学科完成了从弱到强的转变，奠定了华中科技大学作为一个工科院校在教育学界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界的坚实地位。［2］484-4851996年担任高等教育学博士点首位博士生导师。

（四）晚年与病魔博斗，坚持学术研究

2000年先生患重病，直到2011年去世，一直与病魔不懈抗争。尽管重病在身，文先生依然坚持科学研究，发表了《文化素质教育应确立全人教育理念》《我对人文教育的理解》《论高等教育的基本性质》《大学的学术性与中国大学的改造》等论文，在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等方面颇有建树，自成体系。

文先生一生只发表了50余篇文章，数量虽少却篇篇言辞精辟，充分反映了文先生的教育大智慧。先生最初是工科出身的留校任教老师，之后在教务处工作，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积极探索教育教学规律，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后，开始潜心钻研高等教育学理论，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3］448

二、文辅相高等教育思想内涵与学术贡献

文先生长期在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术型大学从事高校教学管理与教学科研工作，针对该类大学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教育理论观点，我们主要从人文教育、素质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三方面阐述。

（一）人文教育：教人成人的教育

文先生指出，大学的基本性质主要有三点，一是人文性，二是综合性，三是学术性。［4］433教育是有关于人的教育，大学是文化领域中的高等教育机构，这就决定了大学首要的基本性质便是人文性，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人文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5］388人文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的人具有止于至善的人性，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实现人的全面价值。［6］388过强的专业教育和过细的专业设置会弱化人性教育，人的教育就是灵魂的教育，失去灵魂的人也将难在专业上做出杰出成就。基于此，1987年，文先生对工科本科生培养目标和基本规格的研究中，“探讨新时期工科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研究工科本科毕业生应当达到的起码要求”，［7］164提出工科毕业生不仅要具备基本的专业素养，还应具备基本的人文素养，包括政治素养、体质素质和文化素养，［8］166基本人文素养是大学生必不可少的重要素养之一。人文教育的内容比较丰富多样，“不仅限于学科知识范围，而且涉及文化氛围与学生体验；学科上也不仅限于人文学科，而且包括人类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里所沉淀的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与认识自我的思想精华，人们可以从中受到智慧的启迪与心灵的撞击；而且所有这些，都要透过其层层外壳而深入到内核去吸取其中的精神养分。”［9］388-389通过人文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这对于人性境界的提升具有深远影响。先生最先从熟知的工科本科生教育入手，提出“中国高等教育中本科生教育缺少‘支柱’”的问题，由工科生教育到理科生、文科生教育，从而提出“双重教育目标”，即专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的辩证统一。

（二）素质教育：发展与内化的教育

文先生认为，尽管素质教育是针对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提出来的，但并非中小学教育所特有，大学同样也应强调素质教育。［10］240面对高等教育中过强的专业性教育及其体现的过重功利主义，文先生坚定大学要回归素质教育。“所谓素质教育，是指这样一种教育，它利用遗传与环境的积极影响，调动学生认识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生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智力、认知与意向等因素全面而和谐的发展，促进人类文化向学生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从而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因此，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与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这就是素质教育的实质。”［11］240教育，都应该首先是素质教育，都注重发展并强调内化，长期以来强调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质就是素质教育。但现实社会中，功利教育观普遍存在。文先生肯定教育同时具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但反对过分强调教育的功利性，强调重在培养人的整体素质，重视教育的长期效应和系统效应，通过学生的全面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的正向功能。［12］241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正是教育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而逐渐实现的，教育的功利性是依靠教育的非功利性来保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容易忽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等综合素质的非功利性教育，而过分强调专业性教育和职业性教育等功利性教育，阻碍人的全面发展。树立发展的教育观，是破解功利教育的关键。重素质的发展的教育观就是旨在使每一个人通过教育获得对于自身而言是最好的发展，努力实现“人人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提高大学生素质是大学的最根本也是最首要的使命。大学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作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素质教育。教育者的努力是大学开展素质教育的根本保证，学习者的全身心投入是有效接受素质教育的关键，良好环境的支持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条件。［13］241素质教育是大学实现人才培养“高科技水平与高文化素养”双目标的充分且必要保证。先生一直对“素质教育”持有恒心，担忧大学教育，担忧当代大学生发展，积极开展大学素质理论与实践研究，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三）反思与批判专业教育模式：不做脱离“人的灵魂”的教育

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和计划体制的束缚，中国高等教育体现出明显的专业性特征。文先生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模式过分强调专业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口式”的专业教育，专业口径过于强调与社会部门对口、专业教育中工科与文理科截然分割，人才培养单一化；二是“处方式”的知识、技能教育，强调按照职业要求开出的“处方”培养知识和技能，旨在培养“现成的专家”，这只能培养一般标准的人才，难以培养出“有高度才能”的人才；三是“划一式”的教育管理，即一切教学安排采取了统一的步调，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材，统一进度，体现出一种“划一式”的教学进程和刚性的教育管理办法，严重抹杀了学生的个性。这种专业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视野囿于狭窄的专业、学科范围，切断各科之间本来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难以成为第一流的专业人才。文先生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单一的专业教育模式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引起了高等教育学界与政府的深切反思。［14］48-50大学偏重于专业教育，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时代背景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逐渐面向市场办学，专业教育遇到了来自教育自身与时代发展的众多挑战，包括来自素质教育的挑战、来自科学技术综合化发展趋势的挑战以及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众多挑战面前，长期以来过度强调专业教育的大学教育值得审视。文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本质区别是“博”与“高”，“博”是指广博的学科基础，宽阔的思维视野。“高”即高层次的素质，高深的学术。“高”即是深，这其中必然包括“专”，一个人不可能样样精通，只能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力求精深，这是规律。［15］300-301“专业性”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一种普遍特征，但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专业性”也并非从来就为高等教育所必备，综合性才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特征，既包括专业性或称为高深性，也包括广博性。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大学（university），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大而全的宇宙’（universe）。尽管有系科的划分，考察和科研的工作还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学术靠的是与知识整体的关系。倘若脱离了与知识整体的关联，孤立的学科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6］75

文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在专业教育模式下，我国大学存在“四过”问题，“其一，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想底蕴不够；其二，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受到局限；其三，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其四，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17］307文先生建议反思大学理念、变革教育观念，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具体方面推进改革，并强调多样化才是大学教育模式改革的根本出路。［18］318-325

三、文辅相高等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文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者和奋斗者，研究文先生的学术思想，可以宏观把握建国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当今“双一流”大学建设新时代，先生的很多教育思想弥足珍贵。

（一）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

文先生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当下，看到大学中人文教育的缺失，提出贴合的“良方”——素质教育。先生发表的五十余论文中论述“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的论文就达13篇。先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思想对当今各高校积极开展的“双一流”建设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面对“中国本科生教育缺少支柱”这一问题，文先生指出如果只一味依赖专业教育，缺失人文素养的本科生教育将会不利于大学生人格的整体发展，因而文先生花费极大精力研究大学文化教育，即极力倡导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的价值在于：可以弥补大学生文化素质缺陷；可以校正教育目标，改变长期以来大学本科教育中存在的“四过”状态。［19］340人文教育旨在提升大学生人性境界、塑造理想人格，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人文教育重在涵养与充实大学生人文精神，而非仅仅关注获取有关的人文知识。［20］338人文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而达成的。通过人文教育涵养人文精神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心灵觉解、人性境界提升的内在生长和文化化成的过程，是一个养成过程，一个知行统一的过程。”［21］338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弥补我国大学生人文教育薄弱的关键。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坚持以大学生为本、以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为宗旨，弥补文化素质缺陷，将大学生培养成为完全的人。在2017年1月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定）》（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中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双一流”大学重要遴选条件之一，［22］“文化传承创新”需要人文素质教育思想，因而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要想做出成就，就必须把人文素质教育添加到未来变革计划中去。最具有说服力证据的就是：这一探索研究理工科大学或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的未来发展模式的“人文素质教育”，经过文先生等一代老先生们的不懈努力与积极实践，华中科技大学已经成为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杰出的代表之一。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是教化、示范与养成。［23］34-35先生做学问少鸿篇大著，而每一篇“小”文章都无不是来自于对他自身教育生活感受的真研究，［24］人文素质教育理论独创观点自成体系，不愧为高等教育学界大师。“先生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热爱学生，对学生高度负责，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工作细致耐心。”［25］6先生的弟子罗海鸥教授回忆：先生与学生同吃同住、密切互动以及带病教学的种种事例，深切赞扬先生有教无类、关爱学生、严谨负责的高尚师德，并强调了先生的包容宽仁与深厚的人文素养对他自己的深刻影响。［26］449先生弟子董云川教授真切表露：拜文先生为师“学一时，领一生”。［27］448文先生以身示范，有相当理解深度和相当人格魅力的文先生通过对有一定深度的知识的教化，培养学生养成文化素养，实现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教师队伍”是《实施办法》中“双一流”大学的遴选标准之一。［28］拥有高尚人格品质和高水平学识的教师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关键。“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文先生为人为学的风范值得每一位教师学习与敬仰。

（二）关注人才培养，培养高素质综合性人才

文先生曾明确表示“我特别重视两个问题：一是人的素质，二是学术水平”，［29］1因而先生一生致力于人才培养，在他的人文教育思想中也深刻表达出此类意愿：关注大学生人格整体水平，大学生不仅仅要有专业素质和学历水平，而且也要有相应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素养。

先生曾指出，“传统教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单纯传授知识，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认为有了知识就有了能力，把知识与能力等同起来；二是把智育与德育相分离，认为智育是教师的事，德育是政治工作干部的事，把德育从教师的责任中剥离开来。”，［30］126要改革传统教学思想，把能力培养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面对“中国本科生教育缺少支柱”这一问题，先生认为如只依赖专业教育，缺失人文素养的本科生教育将会不利于大学生人格的整体发展，难以向社会输送高素质综合性人才。大学生人格的整体发展关乎国家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关乎国家未来的发展态势。注重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从短期来看可以增进人文知识、陶冶情操，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国民总体素质、利国利民。《实施办法》中给出明确的人才培养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高度认可”，［31］而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关注此问题，并给出阐释，当前“双一流”建设中人才培养要求可借鉴先生对此问题的有关探讨。

（三）促进大学改造，开展全面教育

大学有四大使命：培养人才、探究学问、服务社会和传承创新文化，文先生强调要完成大学的使命，大学应坚持人文性、综合性和学术性的统一。

文先生在对我国大学教育领域中专业教育模式的弊端概括为“四过”，这一概括高屋建瓴，无疑可以算是对过去大学教育的经典性批判，［32］如今部分大学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过于功利地一味强调要在办学规模、科研数量上赶上国际、国内一流大学，而忘记了大学最原本使命是“教书育人”，面对此种问题，文先生的高教思想在各高校开展“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对于防止出现“四过”等有很好的引领作用，必须得以重视。文先生曾提出面对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大学将会更加开放包容与更加社会化、同时大学也将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33］281“一所学校的学风，是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办学水平、精神风貌的显著标志，是学校教师治学态度和学生学习风气的集中体现。可见，学风问题既是一个重要问题，又是一个复杂问题”，［34］406因此，“学风建设是一项系统的育人工程，学风与教风有关，学风与教学管理有关，学风与环境有关，学风与学生状况有关，需要全员、全方位、全力地抓，不可推卸责任”；“学风建设是一个动态工程，需要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抓紧，抓实，抓到底，坚持不懈，不可满足于短期的、表面的效应。”［35］406加强大学学风建设，解放大学生产力，使大学内部创新机制不断完善成熟。“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面对高等教育多样问题，各级各类高校需要全方位地对大学进行改造，大力开展全面教育而非片面教育，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文先生这些论述，在当今“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对于加强大学学风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值得珍视。

文先生一生投身高教事业，忧心大学的发展，并以昂扬斗志针砭时弊、以饱满精神迎接挑战。其对教育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不断的批判与反思，对教育改革提出的真知灼见，对我国“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快速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