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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黑格尔的实践哲学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贴上普鲁士的国家哲学、保守主义等标签，黑格尔也被看作忽视个体的特殊性、崇尚伦理国家的普遍性的保守分子，甚至被当作开放社会的敌人。例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分析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与现代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的联系，指出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是反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维护国家的权威性的官方意识形态，其《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两个凡是”命题被看作是为普鲁士政府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在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看来，黑格尔把国家看作“地上的神物”，创造了“国家”神话，这样的“国家”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严格控制的机制。由此，他们给黑格尔贴上了保守主义者、官方哲学家等标签。

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黑格尔实践哲学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开始为黑格尔正名，强调他并没有扼杀个体的自由和特殊性，而是针对由主体性和特殊性所导致的现代性挑战，致力于建构一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融合的伦理实体，以重塑现代生活的整全性。例如： 阿维纳瑞(Shlomo Avineri)在《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一书中就企图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重新阐释，打破自由主义传统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偏见和无知。他指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并没有忽视个体性或特殊性，而是在承认自由主义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对其局限性的超越。意大利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多梅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在《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中也开始为黑格尔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