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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性论源远流长，儒道释皆有其性论。就儒家来说，从先秦的人性善恶之辨，到汉唐的人性品级之分，再到宋明理学的天命与气质之辨，最后到明清之际戴震提出的“一本”、“二本”之辨，虽然命题范畴和理论构架不断转换，但其核心关怀一直未变，那就是关注人如何在当下的生命中实现自身之完善。儒家人性之辨，始终围绕着为善去恶、即凡而圣的内在可能性来展开。要实现这一指向，也就必须要回答何为善，何为恶，善、恶从何而来以及如何为善去恶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层层解剖，也就构成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内容。就戴震来说，其身处清雍正乾隆时期，上承明清之际的儒学转型，下启乾嘉汉学的道问学精神(1)余英时指出，清代考证学，从思想史的观点说，尚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儒学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向“道问学”的层次，并将其称之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参见氏著《论戴震与张学诚》，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页)。，这就使得他有条件从新的视角疏解和融会前代诸家人性论，从而实现返本开新。关于其人性论与孟、荀的关系，前人多有探讨，如程瑶田说戴震性论“与荀子《性恶》篇相为表里”(2)程瑶田： 《论学小记·诚意义述》，《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51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43页。。钱穆也认为：“东原之所指为性者，实与荀卿为近。”(3)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94页。劳思光则认为戴震“与孟子不同处在于其所谓‘性’非专指人所异于禽兽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