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懿

引言

九一八事变后为人所熟知的国联调查团五位代表分别是：意大利代表马柯迪（Luigi A.Marescotti）、法国代表克劳德（Henri Claudel）、英国代表李顿（Lytton）、美国代表麦考益（Frank McCoy）、德国代表希尼（Heinrich Schnee）。但是，1931年12月14日，国联理事会起草委员会向日本驻日内瓦代表团提出来的代表名单是：意大利代表施恩泽（Carlos Schanzer）、法国代表吉拉马特（Adolphe Guillaumat）、英国代表麦克米伦（Macmillan）、美国代表海因斯（Walker D.Hines）、德国代表希尼。〔1〕对比这两份名单，可以发现只有德国代表是一致的，但日本仅对希尼出任德国代表提出异议，要求换成佐尔夫（Wilhelm Solf），内中缘由饶有趣味。

实际上，尽管国联调查团的五大代表是为人所熟知的史实，却鲜有人发问为何调查团的代表人数是五人，也少有人探究为何是上述五国代表构成调查团，更遑论作为当事国的中日两国如何因应调查团代表选定。目之所及，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没有分析调查团的人数与来源国设定、成员遴选与确定等问题。①既有研究关注国联调查团的调查过程和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关于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的研究相对薄弱。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调查过程和调查团报告书是构成国联调查团这一历史主体的三个阶段，都具有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学术界近年的重要研究可参见洪岚：《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崔海波：《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日本与国联的交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武向平：《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