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峰，秦佩，张新科

(深圳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019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同时又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笔者在本年年初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指出：“2018年美学、艺术学、文艺学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在纪念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40年来美学、艺术学、文艺学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所取得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与‘总结’”。对于2019年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主题将如何演进，笔者做了这样的预测：“‘回顾’与‘总结’仍将成为2019年美学、艺术学、文艺学的一大重要主题。……只不过其‘回顾’与‘总结’的具体内容有所区别，在广度、深度、视角、视野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1]在辞旧迎新之际，回首刚刚过去的2019年艺术学理论学科所走过的轨迹，可以说这一学科，的确与我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同频共振，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及五四运动100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艺术理论及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道路、历史经验，已经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主题。与此同时，这一活力四射的年轻学科，放眼世界，紧盯实践，着眼未来，不断探索新域，踊跃迈入新境，在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及艺术交叉学科等各个领域，均提出、探讨了一系列新的、有意义的问题，取得了丰硕而又喜人的成果。

一、艺术理论

(一)核心主题：“回顾”与“总结”

回顾学科发展道路，总结历史发展经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的艺术学理论，以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艺术理论、艺术学的历史经验与发展道路为主线，兼及对于五四运动百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艺术理论、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道路、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深入的“回顾”与“总结”，成为学者广为关注的重要话题。

仲呈祥《道艺统一褒优贬劣——新中国70年文艺评论断想》[2]总结新中国艺术历史，着重聚焦后40年，指出40余年来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党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政策性调整，关系着文艺评论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艺与经济的关系的方针指南。文艺评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指引，获取历史镜鉴的启迪，更好地用中国文艺理论解读中国文艺实践，做到以文化人、以艺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文艺评论应坚持培根铸魂、道艺统一、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激励作家艺术家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

夏燕靖围绕新中国70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进程，勾勒出艺术学理论历史沿革的不同风貌。作者将艺术学理论发展进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学理论处于酝酿和探索阶段，一方面体现在其理论体系建构尚未健全，另一方面体现在艺术学理论获得诸如学科设点或学术平台作为支撑的条件也未健全。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99年，艺术学理论迎来了春天，艺术理论和艺术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艺术学理论研究逐渐走向自觉、自醒和自主。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艺术学理论在全面清理与反思基础上，呈现出向主体回归的研究态势，在学术自觉的基础上形成多元探索格局。尤为重要的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艺思想鲜明的实践品格给予艺术学理论新的认识和新的方向，推动其向着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前行。作者认为，新中国70年，艺术学理论既有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上的内在连续性和变化性，又显示了各个历史阶段艺术学理论各自鲜明的理论面貌和特定性，这是时代发展趋势使然。对新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时代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不能脱离历史发展的多元语境。[3]作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学史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艺术学理论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学术史路径；另一条是按照学科体制建构起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自醒发展的学科史路径。为此，中国当代艺术学史实现了两个基本转变：一是开辟和扩大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领域，构建起“新范式”，形成了日益鲜明而富有特色的“学术史”路径；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获得重大进展，由“潜学科”逐渐成为“显学科”，并在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时成为一级学科。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回顾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学40年的发展历程，并在深层次上探讨了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建构”中的一系列学理问题。[4]

王一川在回顾五四时期艺术时，将焦点集中于辛亥到五四这一特定时段，认为“有必要把五四文学同辛亥文学联系起来并扩展为五四艺术去分析。伴随政体由古典帝制向现代共和制的根本改变，现代中国艺术逐渐开始自身的现代性转变。”作者集中分析了徐枕亚的断魂之痛、苏曼殊的无魂之殇、吴昌硕的强骨向生、鲁迅的丧魂之狂语和胡适的白话文乌托邦等艺术个案，指出“它们的共同点之一在于要在丧魂落魄的年代为现代中国艺术寻找和建构新灵魂，尽管魂归何处仍是一个待解的疑难。”[5]

李心峰以十年为单位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的发展做了简要概括：第一个十年(1978-1988)主要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系中艺术学“单列学科”的形成和艺术学在学理上的“学科自觉”；第二个十年(1988-1998)主要是“元艺术学”的相关研究和在文学学科门类下“艺术学一级学科”及其体系的形成；第三个十年(1998-2008)是中国当代艺术学扎实推进的阶段，体现在博士点、硕士点的规模化建设、全国性会议的举办、丛刊论丛的推出以及国家重大课题、基金项目等几个方面；第四个十年(2008-2018)主要是《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全部完成、出版和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1]

学术范式对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艺术学人的努力，中国艺术学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术范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范式，对新时期以来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李若飞认为，20世纪80年代在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形成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共同体：一是以刊物《世界艺术与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为学术平台的译介性研究共同体，二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研究群体，三是艺术学学科研究共同体。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艺术学理论领域“译介”“艺术史研究、志书编纂或艺术文献学研究”“学科研究”的三种学术范式。[6]

此外，李庆本分析了百年中国艺术理论话语的现代性转型。[7]陈宗花通过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艺术学发生、发展的总体历程，分析了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力图梳理中国艺术学发生、发展的整体脉络，概括其发展规律[8]等，均值得关注。

(二)重大课题：探索三大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此后，包括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理论、语言学等学科在内的诸多学科于2019年纷纷就这一命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述，中国艺术学界也就这一时代命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在《关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韩子勇、祝东力等认为，艺术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构成，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用中国化的理论阐发中国艺术经验，是艺术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艺术研究的使命所在。深入理解和准确阐释中国独具一格的艺术经验和美学精神，是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目标所在。从这个立场和角度出发，文章首先概括了中国艺术经验的独特性，然后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的学术历程，最后集中辨析“三大体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尝试提出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在今后应采取的策略措施以及所应着手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作者认为，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制度化的架构和表现形态，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语言表达。“三大体系”建设的要求源自时代，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任重道远。[9]

李心峰基于个人学术视角，对其在新时期探索中国艺术学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方面的学术实践进行了整体性回顾。在学科体系建构方面，主要回顾了有关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建设现代艺术学体系、艺术学四大骨干学科以及“元艺术学”的建构等几个方面的探讨；在学术体系建构方面，主要回顾了对于作为艺术学根本道路的“通律论”、作为“特殊精神生产”的艺术本质论、艺术类型体系、中国艺术历史类型演进的人类普遍意义、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等几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在这种个人学术史的回顾之中，辨析了知识体系与三大体系以及三大体系相互之间的学理关系。[10]

“三大体系”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的要求。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仍将持续作为艺术学界的一项重大主题而存在。

(三)新聚焦点：艺术学中国学派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9年对“艺术学中国学派”的探讨成为学界一个新的聚焦点。

2019年7月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编辑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联合主办第13期“当代艺术学与美学论坛”，主题为“探寻艺术学中国学派的学理可能与路径”。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深圳大学李心峰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刘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悦笛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刘嵘教授等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在此基础上，《艺术学研究》杂志2019年第2期设立“艺术学中国学派的学理可能与路径”专题，刊发中国艺术学派、中国乐派、中国电影学派等十篇文章。

王一川认为，探讨艺术学中国学派是有意义的，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要区分两个系列的关系，一个是艺术门类流派和艺术门类学派的关系，另一个是艺术流派与艺术门类流派的关系，这两个系列又涉及至少六组关系。另外，还要考虑四个问题：其一，当今世界是否存在艺术学派？其二，什么是艺术学派？艺术学派的内涵、标准及研究方法等是什么？其三，倚靠什么力量去指认艺术学派？一个艺术学派的成立，不仅要靠自证，也要靠他证。其四，现在研究艺术学中国学派有什么现实意义？作者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要建艺术学中国学派，应先练艺术学中国学说。一步一步地来，一点点积累和突破，当积累和突破足够多了，艺术学中国学派的基本条件也就可以满足了。[11]

李心峰认为，“艺术学中国学派”是艺术学学科未来发展所要面对的一个极其重要、亟需探讨的学术话题，它不但具有宏观性、全局性，而且具有前沿性和引领性。不管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艺术学的“中国学派”都是可以成立的。但为了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需要将几个关系梳理清楚：一是区分“艺术的中国学派”与“艺术学的中国学派”；二是要思考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三是要区分有关艺术的一般原理或理论的“中国学派”与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学的“中国学派”，特别要看到中西方在艺术原理和学理上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显著差异。此外，探讨这一话题时，还应注意当下的历史文化语境，即我们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中外文化艺术及学术充分交流交融的语境下，而不是在一个孤立封闭环境下建构艺术学的中国学派。构建艺术学的中国学派不是为了筑墙，而是要以自己的独特面貌为丰富和完善全球的艺术理论做出更大的贡献。[12]

刘悦笛从中国艺术语言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艺术学派成立的可能性，他认为一个学派或流派的成立至少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规范性标准，一个是境界性标准。规范性标准指的是“艺术的语言”，当中国化的“艺术语言”成熟了，中国性的艺术流派和艺术学派也就成形了。境界性标准指的是“美学的品格”，艺术学派和艺术流派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真正得以确立身份，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学派和艺术流派。[13]此外，鲍元恺、谢嘉幸以及贾磊磊、刘军、潘源、黄今分别从中国乐派和中国电影学派的角度分析了建构中国艺术学派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方法和路径等内容。

对于如何开创和构建当下中国艺术学理论和中国学派，金丹元也做了一些思考，并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首先，要搞清楚两个最基本的学理性认知维度，即如何对待中国传统艺术学理论和外来文化、外国理论；其次，要顺应当下艺术观念、艺术思维的变革，去探索和提出新的理论；第三，可以从艺术种类与艺术题材的“变与不变”中发现新观点，总结新理论。[14]

如果说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是对学科系统性和专业性的完善，那么艺术学中国学派的探讨不但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也体现了对学科原创性和时代性的追求。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科，要在系统性和专业性、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这三个方面下足功夫。

(四)注目高峰：详析主体力量

艺术高峰是艺术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现象，而艺术高峰的形成机制、主体构成、客观要件、评价体系等等，又成为艺术基础理论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高峰问题为起点，艺术理论界便将艺术高峰作为一个重要话题生发开来，并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本年度《民族艺术研究》第2期刊发“艺术高峰的主体力量研究”专题，聚焦构成艺术高峰的各个主体要素，将艺术高峰的理论研究引向了深化和系统化。

该专题首篇论文王一川《论艺术高峰场》运用布尔迪厄“文学场”“艺术场”理论提出“艺术高峰场”的新概念，试图探讨艺术高峰所赖以生成的奥秘。“艺术高峰场是指每座艺术高峰的生成都是由它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关系网决定的。”作者认为，“作为决定艺术高峰的客观关系网”的艺术高峰场，其本身“可以被视为由立峰者、造峰者、测峰者、观峰者和护峰者等五要素组成的社会空间构造。”文章对这五大要素分别做了详细的分析，以塞尚、晋代艺术高峰和唐代艺术高峰等为例，具体阐发艺术高峰场的重要作用。“谈论艺术高峰场，意味着强调艺术高峰对于它所孕育和发挥作用的客观社会空间网的依赖关系。当前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铸就艺术高峰，意味着把艺术高峰场的营建当作艺术高峰伟业的基础性工程。真正重要的是艺术高峰所赖以孕育的艺术高峰场及其五要素的建设本身。”[15]

该专题其他五篇论文分别考察了构成艺术高峰场的上述五大要素。孔令旗着眼于“立峰者”，通过对西方艺术高峰创作主体所形成的类型和特征的研究，探讨中国当代艺术高峰创作主体如何养成。[16]李洋通过哲学与艺术经典之间的关系去理解“造峰者”，以外国哲学家、艺术家为案例，探讨哲学在艺术高峰建构中的重要作用。[17]唐宏峰认为艺术批评家的根本属性在于“同时代性”，由此阐述其作为“测峰者”在艺术高峰生成中的积极介入作用。[18]刘涵之将艺术“观峰人”界定为具有一定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的普通公众，认为艺术观峰人的主体力量集中于对艺术高峰的甄别作用，认为应加强他们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交往等方面的作用。[19]韩思琪着重探讨“护峰者”及其三个层面，强调关注特定社会制度、艺术管理者和民间力量等对艺术高峰的支撑和维护作用。[20]以上这组专题论文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文艺发展史与文艺高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格外引人注目。

(五)重释传统：寻求理论资源

李心峰将儒家艺术理论放在儒家整体学说中予以阐释，试图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艺术理论的意义做出新的评价，认为儒家艺术理论是儒家学说中最核心的部分，“离开了儒家的艺术思想，儒家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学说则说不完整、说不透彻。‘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些儒家核心的思想、观念，无不与儒家艺术思想、艺术观念密切相关、水乳一体。”文章通过与西方近代以来割裂艺术与人生关系的自律论艺术观的比较，认为“儒家所倡导的礼乐相合、依仁游艺的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的思想，更凸显其非常宝贵的人类普遍意义与永恒价值”。[21]

周世露、杨广越认为孔子的乐论是中国古典艺术思想的重要源头，值得深入发掘，但以往学界过度关注其依存美而忽视其纯粹美特质。他们通过对《论语》的重新解读，认为孔子的乐论具有依存美与纯粹美两面特质。“所谓依存美特质是指孔子乐论中蕴含的功利性或目的性方面；所谓纯粹美特质是指孔子乐论中含有不依赖于感官欲望或外在道德教化等功利性目的的方面，而以‘乐以忘忧’的审美态度来观照对象，从而达到‘游于艺’的自由审美境界。”只有对孔子乐论的美学特质做全面的阐发，才能对孔子的艺术思想产生新的识见。[22]

(六)夯实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自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在当时文学门类下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增设“艺术学”二级学科(也就是现在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至今(2019年)，已有22年历史；从2011年艺术学理论成为艺术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至今(2019年)，也已走过了9年的历程。但是，在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学科依旧存在着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学者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多元的思考，其目的都是为了夯实基础，促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和完善。

1.艺术学理论学科构架研究

王一川认为，探讨艺术理论可以采取非共通性、异通性和完全共通性三种视角。由此一来，门类艺术理论、跨门类艺术理论和一般艺术理论的行家都可能按照自己的论述需要跨越艺术门类界限，发掘艺术门类之间的异质性和共通性联系。作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中国式艺术理论构架：艺术理论、艺术品、艺术创作与艺术体制、艺术门类与艺术变迁、艺术鉴赏与艺术批评。[23]

彭锋尝试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现有艺术学学科进行重构，认为可以将艺术学科门类分为艺术学和艺术两大板块。“艺术学”指的是艺术的理论研究，包括一般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艺术”指的是艺术的创作实践。[24]

还有一些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对艺术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置和构架等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25]

2.艺术学理论学科问题分析

随着艺术学理论学科化和学术精细化研究的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表达和研究方法在学理层面上所形成的范式逐渐成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夏燕靖指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艺术学理论的基础研究、艺创理论研究中越来越偏离艺术本体，偏离艺术范畴的认知和认识，进而沦为哲学、美学、史学乃至社会学、考古学和政治学的附庸，这使得研究内涵越来越不像艺术学理论。为此，作者呼吁艺术学理论研究应回归“艺术本体”。[26]

梁玖对艺术学理论学科本体等相关问题的思考，可以归结为认识论、方法论和评价体系三大方面。在《当代中国学科制度下艺理学的三大认识问题》一文中，作者认为通过回顾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以来的建构历史之路，可以厘定学科在当下的问题并寻求解决的办法，为此，作者从“难与行”“视角与解读”“共同与价值”三大认识维度系统地论析了艺术学理论的认识论问题。[27]一个学科的评价标准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梁玖认为，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教育中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辨学科是非”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准确认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基本特质，其次是要确立基于学科立场生成专业艺理的学科基本评价标准，第三是要提升个体辨别艺术学理论学科与专业之对与错的意识与能力。另外，建立健全艺术学理论学科评价体系对于本学科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作者从专业性、建构性和原理性三个原则论述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评价标准问题。[28]

3.艺术学理论学科性质、学科关系辨析

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性质一直以来也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宋伟、谢纳认为，艺术学理论应以人文学科为理论旨趣和学科定位，以艺术哲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原则，以跨学科交叉渗透为互动融合视界，对艺术本体、艺术史、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批评以及不同艺术类型进行综合、宏观、系统、整体的阐释研究，从而揭示出人类意识审美活动的本体意义、共同特征与普世价值。所以，从学科性质来说，艺术学理论是人文的，而非实证的；是理论的，而非技能的。总之，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中最具人文性和理论性的基础理论学科。[29]

面对是否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这一现实中常见的问题，周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在现实中，我们需要一门跨越性的学科概述来聚焦基础艺术理论，每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就是有一种能够提炼概括而作为基础的理论。对艺术来说，就是艺术学理论或基础艺术学理论。艺术学理论对于艺术的创作和认知具有重要意义。[30]

探讨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依旧是学界关注的话题。高建平通过回顾建国70年以来的三次“美学热”，分析了美学与艺术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联系。第一次“美学热”(1956—1964年)时期的“美学大讨论”，就是从文艺问题的讨论开始，并最终又实现了对文艺问题的回归，这场讨论除了几大派的抽象观点，处处沉浸着对艺术的思考和建立艺术理论的尝试。第二次“美学热”(1978—1985年)，由“形象思维”的讨论激活了沉寂已久的文艺理论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学界致力于两件事，一是引进外国美学，二是研究中国古代美学，这两种活动都使得美学研究回归到艺术，开始从艺术批评和艺术史中寻找美学理论发展的依托。第三次“美学热”(从世纪之交到当下)，中国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新技术等的发展使艺术的边界发生变化，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通过美学研究在新的语境下反思艺术的概念。作者认为，中国美学与艺术学具有密切联系，70年来的三个不同阶段的美学对艺术学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作为对艺术的哲学思考以及艺术与自然、社会之美的连续点，美学是艺术学发展的动力源。[31]周计武《后美学时代的艺术学——重构艺术论》着眼后美学时代艺术学理论重构问题，重点辨析“后美学”“艺术学”与“艺术理论”三个关键概念，认为后美学时代的艺术理论不应再沉溺于本质论美学的迷思之中，而应在祛除审美幻象的过程中重构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政治美学。[32]

贾涛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科命名、学理认知与分支学科的关系、学位点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思考。[33]刘剑认为，要留意沿用理性主义路径进行艺术研究的限度，关注艺术学的经验性学科品格。[34]

4.元艺术学再获关注

元艺术学是元科学或元理论研究在艺术学学科中的应用。它的产生，一方面源自元理论研究的启发，另一方面则是艺术学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元艺术学对于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体现着艺术学研究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学科自觉。自 20世纪 80年代元艺术学概念提出以来，元艺术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探讨。2019年，元艺术学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李心峰在回顾新时期“元艺术学”探索历程时分析这一新兴艺术学科的学科建构意义：首先，“元艺术学”是由中国学人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的学科概念，并进行了系统的学科建构。元艺术学的创建，填补了艺术学领域元科学性质的学科的空缺状态，具有整体上的原创意义，为中国也为世界的艺术学体系，添加了新的分支学科、新兴学科，丰富了人类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其次，元艺术学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艺术研究中史、论、评三科并列的简单初始的结构，不只是在艺术理论之上的一个层次上增设了“元艺术学”这一新兴艺术学科，而且对艺术学学科体系进行了结构性的变革。第三，元艺术学的提出，为整个艺术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元科学的学术研究范式、元思维的运思方法，极力提倡一种“自觉的反思精神”等。[10]宗祖盼运用元艺术学理念于文化产业学，发表了《文化产业学需要“元科学”研究》[35]并引起了关注。张新科在回顾新时期元艺术学发展的基础上，对“元艺术学”这一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元艺术学”不同于“艺术哲学”或“艺术美学”，元艺术学强调的是从“反思”的角度对艺术理论的合法性、有效性等进行论证。作者还对元艺术学的内涵加以扩展、丰富，认为除了“艺术理论的元研究”之外，还应该把对于“元艺术”的研究也纳入到元艺术学的体系之中。这样一来，元艺术学就包含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元—艺术学，即艺术理论的元研究；二是元艺术—学，即元艺术的研究。[36]

(七)直面现实：追踪艺术实践所提出的理论问题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马克思语)艺术学理论在关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应关注时代、关注社会、直面现实，从实践中发现艺术问题，然后用艺术理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2019年，面对人工智能、数字媒介等科技发展以及艺术法等现实问题，艺术学界或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思考和阐释，或努力从艺术理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1.科学技术、数字媒介与艺术

互联网、数字媒介等科技的发展，在给艺术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施旭升《数字媒介时代艺术学理论的使命与担当》认为，面对媒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应思考艺术学理论的历史责任。一方面，艺术学理论既需要守其“恒”，即面对文化艺术新变担当起理论阐释和思维创新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艺术学理论又要应其“变”，即抓住机遇，开拓以往时代无可比拟的艺术批评和理论言说的空间。作者还就数字媒介时代艺术学理论的建构路径、生产内容等作了深入的思考。[37]楚小庆积多年心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38]共分六章，主要探讨了六大问题：一、技术与艺术之关系发展的理论思考；二、技术与艺术关系的形成及相互影响；三、技术推动艺术形态表现变化与门类拓展；四、技术推动艺术创作领域产生变化；五、技术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六、技术与艺术关系发展的新趋势。整篇论文洋洋洒洒，结构宏大，共约60万字，对艺术与技术的关系这一艺术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做了相当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尤其对当代技术进步给艺术形态带来的深刻变化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是近年来围绕艺术与技术关系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宋德泳[39]、范振坤[40]等也就新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学理论的任务等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思考。

从艺术跨媒介性的角度出发，周宪提供了一种艺术学理论知识建构的方法论。他认为，“跨媒介性”概念既是一个艺术本体论的规定，也是一个古老而又出新的方法论。尤其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而言，跨媒介性及其研究不但是对这一知识系统合法性的证明，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把握艺术统一性及其共性规律的独特视角。艺术的跨媒介性作为一种观念或方法，并不是让各门艺术分道扬镳，各说各的话语，而是着力于考量不同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把握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统一性。这正是当下提倡跨媒介研究对于艺术理论学科知识建构的意义所在。[41]

2.人工智能与艺术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与艺术的关系也成为近年的热点话题，学术界纷纷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艺术评论》《装饰》《江海学刊》等期刊还设立了人工智能专栏。深圳大学举办的“2019文化科技创新论坛”主题是“数字人文与文化创新”，论坛围绕“人工智能艺术”“数字艺术”“未来艺术”“传统文化”等相关议题展开了研讨。[42]对于人工智能与艺术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机制问题。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艺术创作的不同之处。张登峰从人工智能的艺术生产逻辑、创造性和主体意识三个方面比较了人工智能艺术生产和人类艺术创作的区别。一方面，人工智能严格执行由代码编写的命令程序，局限于人为制造的规定性，这就决定了它只能作为一种技术化、复制型的生产，因此不同于人类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艺术作品的创造性无法离开深厚的现实社会历史语境，而这方面的缺失也限制了人工智能艺术的创造性。人工智能艺术生产中，主体意识以及实践意识的缺乏使它从根本上只是一种去意识化的活动，这与充满主体意识的人类艺术创作活动也是不同的。[43]张新科比较分析了当下人工智能与人类创作艺术的区别，并且认为这两种艺术创作的本质区别在于“身体”。因为人工智能没有人类的身体，而人类的艺术创作与身体具有密切联系。一方面，作者并不否定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但另一方面作者也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但不能取代人类进行艺术创作，这不仅仅因为二者的艺术创作机制不同，而且也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身是需要艺术创作这种活动的。[44]

其次，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准则构建问题，也就是人工智能对于“艺术性”或者说对艺术本质的理解问题。詹好指出了人工智能构建艺术准则的三条路径：第一条为自上而下的路径，即事先预定一个艺术性的概念或准则，将其代码化，并以此作为评判或预测的标准，人工智能就依靠这种代码化后的规则来判断所创作的艺术是否具有“艺术性”。这条路径面临着两大难题：如何制定判别规则以及谁来制定判别规则。第二条是自下而上的路径，即事先提供一些学习资料给计算机，让计算机通过各种模型和算法去提取这些资料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作为后续评判的“艺术性”。这条路径的难题在于计算机所学习的资料本身的“艺术性”如何判定。第三条是将上述两条路径融合的混合路径，这条路径依旧无法回答“人工智能何以独立构建艺术准则”的问题。综合作者的分析表明，目前的人工智能之所以无法实现独立构建艺术准则，主要在于“艺术性”并不是一个可以靠数据分析总结出来的特征。[45]

最后，是人工智能艺术的审美、形式、版权等问题。周臻认为人工智能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形态，既需要用新的美学研究范式加以观照，也需要重新反思“技术”与“艺术”的关系。[46]刘吉祥等从形式美学视角阐释了人工智能艺术中有关形式的美学问题，借此提高了对人工智能艺术这种新的审美形态的认识。[47]刘方喜则从艺术评价体系的角度分析了在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时代之下，文论将面临新的转向，即马克思生产工艺学。因为当人工智能作为智能主体成为艺术生产主体的时候，文论的诸多旧范式已无法再对此作充分有效解释。[48]此外，还有学者讨论到了人工智能艺术的版权问题。[49]

以上探讨人工智能与艺术关系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包括艺术学理论、美学、文艺学、人工智能研究等，这表明虽然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艺术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原理”[50]，但其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人文学的(艺术学、美学、哲学、文艺学等)，也可以是科学的(人工智能研究)。这也表明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3.法律与艺术

2019年11月22日，中央美术学院举办“2019艺术法国际论坛”。这是国内首个艺术法国际论坛。论坛围绕“艺术法与文化治理”这一主题，通过主旨演讲和若干议题发言，共同探讨了艺术法领域的最新观点与研究成果。随着我国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与艺术相关的涉及拍卖、抄袭、所有权等问题的案件也与日俱增。为此，与艺术相关的法律即艺术法问题成为现实中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包括跨学科研究内容在内的具备开放性的学科，理应在艺术法这一问题上有所关注和推进。

二、艺术史

本年度，艺术史研究向纵深推进。其中，艺术史基础理论研究，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以及中国视域中的海外艺术史研究，是本年度该领域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几大重点版块。

(一)关注艺术史理论，为艺术史学科提供学理依据

近年来，围绕“艺术史”的学科命名、学科术语、学科本体、学科实际存在等问题，学界展开了不同维度和立场的讨论。学界对这些最基础的问题的关注，不但为艺术史学研究提供了学科目标、学术使命、研究范式等学理依据，而且有利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内部构成要件与学科相互关系、学科内在结构、学科整体体系等理论架构及关系问题的建构。

李心峰《艺术史三题》聚焦艺术史研究中三个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问题：“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的学科名称问题；“元艺术史”问题；“一般艺术史”问题。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深入辨析，作者认为：第一，学界有关“艺术史”和“艺术史学”两个词语的辨析虽然不无意义，但根据一般史学等历史研究领域的惯例，仍将这两个词语视为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一概念。第二，对于以艺术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将其命名为“元艺术史”。该学科着重关注艺术史的一般理论问题、艺术史原理问题以及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可细分为“艺术史哲学”与“艺术史科学(狭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第三，对于“一般艺术史”是否可能的问题，作者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特别指出：“一般艺术史”主要是强调它“是以整个艺术世界整体为对象的‘一般艺术史’。在这里，恐怕不能将‘一般艺术史’理解、阐释为‘艺术一般’的‘历史’、以‘艺术一般’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史。”为此，作者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艺术世界的系统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史，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这种综合艺术史的写作，以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房龙《人类的艺术》、李泽厚《美的历程》、李希凡主编《中华艺术通史》等为代表，已然客观存在着。近年来，长北《中国艺术史纲》、徐子方《世界艺术史纲》等也是这种整体艺术史研究的有益实践和开拓。因此，“一般艺术史”的书写和研究需要人们努力探索、积极实践、大胆开拓。[51]

徐子方《艺术史理论再思考》亦强调“打通”和“综合”的艺术史观，认为艺术史的创新应该建立在跨界、中国视角和本土化的基础上，可大体归结为：第一，学科的跨界正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专业本质，自然也是在艺术学理论视野下的艺术史思考的创新出发点。不解决观念问题，不建立真正意义上打通和综合的艺术史观，艺术学理论学科中便没有也不可能有艺术史的合法地位。第二，重视艺术本质的诸要素平衡，以艺术品为中心，同时摆脱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艺术史学传统，将艺术家生平及其创作观念摆到适当位置，将艺术理论史纳入艺术史的范畴。第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与艺术史的本质不相容。必须以全面再现和阐释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艺术现象为主要目的，不刻意将不同时代的艺术品之间是否有联系作为艺术史展开的前提。第四，应当重视艺术史的历史本质，艺术史不应孤悬于历史科学之外。勾画艺术演变规律，不能脱离文化社会背景。[52]

(二)关注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他者为鉴，以明得失

这类文章把目光投向海外，冷静客观地反观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考察其研究范式与研究特征，辨析其研究优劣，为今天中国艺术史的本土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曹顺庆、佘国秀《本体与镜像——20世纪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指出20世纪英语世界的汉学家与艺术史家，运用各自的学术传统与方法论模式阐述中国艺术史，使处于西方艺术史研究边缘位置的中国艺术史，以多种学术样态呈现于西方知识体系中。文章深入分析了其中的几种研究范式：第一，“视觉透镜”下的门类解构与重组研究，这导致中国传统艺术门类被解构和重组，过滤、误读、遮蔽与发掘、创新、启示同在，中国传统艺术史的书写范式被视觉艺术的考量标准替换，中国艺术步入“失语”状态。第二，艺术史学科的“元理论”研究，规定了中国艺术的“时间形状”，这使中国艺术史获得了时间维度上形而上的体系，却失去了自身的话语权力。第三，文化原境的现代性重构研究，对中国文化原境的重构不可避免地处于现代性意图的预设之中。第四，非本质的类比研究，这种跨文明研究中对中国艺术非本质的类比，使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艺术史具有“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隐喻色彩。文章认为，汉学家与艺术史家共同构建了西方学术视野中偏离中国艺术本体的中国艺术史，体现了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对中国哲学性艺术本体的解构、重组与想象。文章最后指出，西方世界“若想真正理解异域理想，则应当在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与尊重差异性的前提下，摆脱行使权力的‘自我中心’企图，努力接近‘异域’话语方式，构筑‘杂语共生’的和谐文化生态。”作者作出的对于海外某些中国艺术史研究成果的这种具有批判性的分析值得肯定。[53]

张旭《福柯与中国艺术史研究范式》认为福柯一生的三个思想阶段分别以知识、权力和主体为轴心，提出了三种分析现代性经验的方法，即20世纪60年代对话语实践的知识考古分析，70年代对规训身体和治理人口的生命权力配置的权力谱系分析，以及80年代对主体化模式的伦理问题化。作者指出，中国艺术史研究在90年代全面展开时，遭遇了“福柯效应”在当代各个学术领域中引发的冲击和挑战。福柯在三个思想阶段的三种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异和错位，让我们陷入理论适用性的困境。中国艺术史学派的中国“艺术史的知识生成”研究在分析艺术史知识生成的谱系时非常有效，但集中于西方现代绘画的视觉认知结构分析，在处理非西方绘画时则显得格格不入。为此，作者给出的建议是：要想跳出这一困境，福柯晚期发展出来的主体化形式的分析方法会给我们很多启示。[54]

吴佩烔《审美意识的重新发现：美国汉学研究中的艺术与审美意识关系问题》一文聚焦海外汉学对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一对重要且特殊的关系——艺术与审美，文章认为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建立发展过程中隐伏着艺术和审美意识关系的张力，产生了不同观点和处理方式：从以客体化的要求将二者区隔切割，到在艺术研究中回避和淡化审美意识问题但又保持二者的微妙关系，再到“新艺术史”潮流要求重新关注与发现审美意识。文章进而指出，当美国汉学家将西方艺术史研究路线带入以中国传统绘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艺术研究时，以画论为重要锚点，对艺术与审美意识关系的处理既形成了与同期西方艺术史论中相似的微妙性，又遭遇了具有独特性的中国传统艺术史观及其对艺术与审美意识问题的不同倾向，并先于西方的“新艺术史”潮流开启了对审美意识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其后又在“新艺术史”推动下产生了新旧融合的多元阐释路径。[55]

(三)中国视域中的海外艺术史研究，问题意识更加自觉

近年来，中国艺术学界在构建本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与尝试。同时，阐释、推介、反思和借鉴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并未停下脚步，而是以一种更加自觉的问题意识去关注西方。这在当前艺术史的研究中尤为如此，学界对西方艺术史中那些带有启示性、前瞻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为关注。

张伟、祁新淼《根植模仿与理想重现——古希腊造型艺术史美学研究》一文，以综合西方美学史和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思路，阐释古希腊美学家对于古希腊造型艺术的观点，探讨造型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美学特征，分析其所反映的是追求规范有序而又自由舒展、根植于模仿却又充满着理想重现的造型艺术美学思想。作者认为，古希腊造型艺术带来的启示在于艺术根植于模仿，但又不局限单纯的模仿，同时强调理想的再现。它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而被后世奉为范本，是由于其对客观自然和主观理想双重肯定的缘故。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和造型艺术美学不仅在历史上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和理论的启迪，还给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思考提供了借鉴与启示，那就是在模仿中再现理想。[56]

李梦雪《从三角社会模型浅析T.J.克拉克的社会艺术史研究方法》从方法论角度，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作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研究中相继呈现出多元的研究态势。其中，T.J.克拉克以其艺术社会史研究方法为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克拉克指出现代绘画是对现代生活的社会与政治条件的阐述，但他否定绘画可以直接表现“阶级”和“意识形态”，借助“传统惯例——绘画——对象”这个重要的三角结构，实现了对现代绘画与社会两者关系的考察。也正是借助这个三角结构，克拉克既维持住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同时又为现代艺术和艺术家的创造力与超越性提供了一个可以活动、发展的空间。[57]

彭贵军《社会史与跨学科视域下的艺术史研究——以温尼·海德·米奈的<艺术史的历史>为例》一文同样关注艺术史的研究方法，认为美国艺术史家温尼·海德·米奈的《艺术史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社会史背景下的艺术史跨学科研究的范例。作者指出，该书将艺术史研究与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史、文化史、美学史、哲学史融为一体，为我们呈现出西方艺术史理论发展演变的清晰脉络。作者强调，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中，坚持文化的统一性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具有重要意义。[58]

此外，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集刊《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值得特别关注。该刊物2018年创刊，由周宪任主编，每年出版两辑，旨在以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为基础，聚焦于当前艺术理论及艺术史、艺术批评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目前，设置有“艺术理论：学科与知识谱系”“艺术史的理论视界”“艺术的跨学科研究”“艺术批评聚焦”“国外知名艺术史家访谈”等几个栏目。2019年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3辑和第4辑。其中，有关艺术史的重要文章有：[美]W·尤金·克莱鲍尔《何谓艺术史》[59]、[法]安东尼奥·索马伊尼《艺术史、美学和艺术批评》[60]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艺术史的疆域及其相关学科进行了颇具启示性的说明。[美]克劳德·赛努齐《巴内特·纽曼和海德格尔哲学》[61]、毛秋月《作为哲学家的巴内特·纽曼》[62]两篇文章，不仅均以美国抽象表现主义重要代表巴内特·纽曼为研究对象，而且不约而同地将哲学作为切入点，揭示出纽曼乃至美国现当代艺术的某些特有质素。另外，该刊“知名艺术史家”栏目推出的两篇访谈文章亦值得关注。一篇是法国美学学会会长卡罗尔·塔龙-于贡教授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宪教授的对谈——《美学的发展趋势：从法国视角看》[63]，另一篇是现任国际艺术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朱青生教授的访谈录——《作为志业的艺术史：教学、研究与专业建设》，他们由各自的切身体会出发，对当代艺术史、艺术理论以及美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发展趋势给予了深刻的思考。

除上述文章外，本年度艺术史领域出版的译介著作亦有值得特别关注的成果。T.J.克拉克著，徐建等译《告别观念——现代艺术史中的若干片段》(全二册)[64]，该书属“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丛书之一。该书被认为是T.J.克拉克最重要的艺术史批评作品，并被认为是一部使克拉克挤身格林伯格、夏皮罗、列奥·施坦伯格等现代主义的著名倡导者和批评者之列的著作，克拉克本人也借此成为了一位反思传统美术史学科、代表新的倾向和观点的重要艺术批评家。在该著作中，T.J.克拉克提供了一个考察过去两百年艺术的全新视角，不同于常规艺术史关注技巧、色彩、构图等要素，他特别关注的是艺术如何以极端的方式对正在发生的、可以称之为灾难的现代主义时刻进行回应，这些时刻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大卫的新古典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学盛行时期塞尚的静物画、集体主义年代的立体派、冷战时的抽象表现主义等等。作者通过该书展示了艺术如何通过不间断的努力，摆脱了被宣判终结的命运。瑞典喜仁龙著，陆香等译《中国早期艺术史》(全二册)[65]，属“西洋镜：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之一。该书初版于1929-1930年间，是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早期艺术史的发轫之作。该书共分为汉朝之前、汉朝、雕塑、建筑等四卷，共计26万字，收录作者亲自拍摄的海内外博物馆、私人藏家珍藏的文物和名胜古迹的照片1000余幅，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和地域分布、艺术演变等。该书是喜仁龙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代表作在国内的首次出版，原书为丹麦语发行。

此外，在中国艺术史撰写方面，本年度出版的新书有：木基元、何兆阳著《南诏国、大理国艺术史》[66]，毛建波等著《吴越国艺术史》[67]，“河北艺术史”系列丛书等。这些区域艺术史，资料翔实，图文并茂，较为全面地收集了某一特定区域的艺术史料，综合绘画、书法、雕塑、石窟、音乐、舞蹈、建筑、装饰等各种艺术类型，梳理艺术发展脉络，总结其艺术成就。断代史和区域史的撰写，不但有力补充了中华艺术通史的内容，而且能够给艺术理论研究提供深厚的艺术实物例证。

在本领域的学术活动和会议方面，值得关注的有：

2019年9月6-8日，“乐·图·文深度对话”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第二届艺术史研讨会暨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举行。[68]来自全国6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文博部门和文化机构、出版媒体以及承办方的100余名教师代表参会。会议围绕“艺术史学科体系与内涵建设研究”“乐舞史、艺术史、艺术管理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艺术图像综合考证及个案研究”“黑龙江地方音乐史、艺术史研究”等主题展开研讨，巩固了音乐图像学与艺术史学学科建设，加强了各高校、科研单位之间的联系与学术交流。会议还特别设立了青年(硕博)论坛，为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争鸣、交流与对话搭建了学术平台。

2019年11月9-10日，“范式与外延——2019·第二届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会议聚焦“原理：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与维度”“书写：艺术史的书写范式与外延”“视角：艺术史的多元视角与文明跨越”“学科：艺术史的学科建构与拔丁抽楔”等主题，旨在促进艺术史学科评价体系日益完善，使得评价结果能深刻影响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艺术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

2019年11月30日，全国“艺术史：边界与路径”学术研讨会召开，会议由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协办，并由《民族艺术研究》杂志社、《现代传播》杂志社、《艺术传播研究》杂志社提供学术支持。会议围绕“拓展艺术史研究的学术边界”“开辟艺术史研究的新的路径”“揭示艺术史研究的跨文化特质”“把握艺术史研究的跨类型品格”等主题，开展对话与讨论，旨在推动我国艺术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以进一步开拓艺术史学的新视域、新路径、新方法。

三、艺术批评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第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对近年来文化艺术界的新变化给予了高度肯定，指出“总的看，过去几年，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明方向、正导向，转作风、树新风，出精品、育人才，事业发展欣欣向荣，队伍面貌焕然一新。”事实正是如此，自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文艺事业迈入崭新境界，尤其在艺术批评领域，努力“重塑批评精神”，自我剖析、正视不足、理性反思、守正出新，是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方向。可以看到，从艺术批评实践到艺术批评理论，都愈加呈现出清风拂面的气象。

整体而言，本年度艺术批评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亮点主要集中在：践行习近平有关文艺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对艺术批评原则定位与价值导向的共识；多角度、多层面建构中国艺术批评话语体系；聚焦中西方艺术批评家的个案研究，以艺术特殊观察艺术一般；密切关注融媒体背景下艺术批评的新问题、新现象。

(一)践行习近平文艺讲话精神，明确艺术批评原则定位与价值导向

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系列讲话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近年来，对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研究、贯彻和落实，是艺术理论批评界普遍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

仲呈祥《文艺工作者要担当起铸魂明德的使命》对文艺工作者如何坚持培根铸魂做了探讨，认为习总书记着重强调的“铸魂明德”是对艺术使命认识的深化。作者提出文艺创作和批评应遵循三点原则：第一，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当二者冲突时，市场价值需服从于社会价值，经济效益需服从于社会效益，文艺绝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而是要向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靠拢，向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处开掘。第二，坚持守正创新。“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之正，守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先进文化之正”。第三，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作者进而重申了习近平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四个坚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69]

潘鲁生《牢记“四个坚持”践行文艺使命》详细解读了“四个坚持”的内涵，明确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使命，指出：第一，记录新时代，为时代前行提供精神力量，回应时代发展命题，是文艺最本质的使命。第二，提高文艺创作质量的根本，在于扎根人民。第三，只有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才能在为祖国、为人民的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第四，为文从艺，必先为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崇德尚艺作为文艺工作者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做到德艺双馨。[70]

可以看出，对于艺术创作和批评的原则使命的追求、对于艺术发展守正、创新的重视，是当前批评界旗帜鲜明的态度。陈振濂《“守正”和“创新”：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的新命题》指出：“守正创新”的“守”是强调对文化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要“守”；“正”强调的是正大光明、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明立身的根基。“守正、创新”关注的是推进文艺发展的方法论，两者互补互制而有侧重，必然成为当下我国文化发展的新命题。[71]

(二)多角度、多层面建构中国艺术批评话语体系

这方面的研究从批评方法论、批评家群体、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批评家个案研究等方面，开展多角度、多层面的讨论，既有学理阐发，也有历史性回顾，还有从特殊个案分析到一般规律的提炼，是学界自觉建构本土批评话语体系的表现。

汪余礼《审美感通学批评：内涵、特质与旨趣》从方法论视角指出，“审美感通学批评”是一种立足于中国本土感通思想，以“审美感通”为始基，以“面向作品本身”为第一原则，以“再植灵根重续慧命”为基本意向，以探讨作品、作者“生命境界与内在智慧”为核心旨趣的新型审美批评。作者强调，这种批评方法的特质在于“感通”二字，其旨趣主要有二：一是探析作品中隐蕴的生命境界和人生智慧，并纵横勾连交互阐发，接通历史文化命脉；二是探讨作品中隐含的诗性智慧，建构文本诗学，丰富本土文论话语。这两种旨趣可融合为一，共同指向当代文化创造。[72]

徐承《当代艺术批评的归途与人的审美发展》也对艺术批评的方法展开了讨论，并进而思考艺术批评的功能，指出促进“人的发展”是艺术批评的规范性功能，因此艺术批评应该被当成一种特殊的审美教育活动。作者认为，当代艺术批评应该破除形式崇拜和体类自主乌托邦，走上一条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体类批评与跨体类批评相结合的综合批评道路，把生动活泼、细腻入微的人道关切建立在熟谙技术语言、推崇风格创新的形式分析基础上，并把形式分析结果向进一步涉及内涵阐释的批评方法开放，最终以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个人发展为尺度做出价值判断或评价。[73]

宋家宏《论文艺批评家群体的变迁》从历史视角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当下的批评家群体之间变化。文艺批评家群体经历了从“四个群体”——文艺界各级领导、高校教师、文学艺术家和报刊编辑、文联和作协系统联系的文艺评论爱好者，到“三分天下”——学院派批评、媒体批评、大众批评的历史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用大量例证分析了批评特点、批评载体发生着的深刻变化，指出文艺界领导逐渐从批评现场隐退，学院派批评转型，大众文艺批评从弱势走向蓬勃发展。作者最后指出，批评群体发生的结构性改变，新空间、新表达方式的不断出现，需要得到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并提出适应其变化的策略。[74]

汪涌豪《及物批评亟待重返现场》聚焦当下艺术批评常与创作脱节的问题，讨论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关系，为批评家如何介入创作、开展批评开出了药方。作者指出：第一，好的批评家必须有洞察的本能和介入的意识，以时刻准备出发或已在途中的姿态，投身到变动不居的创作大潮中，既对作者有感同身受的了解，又对自身保持高度警惕，由此将一种深刻的洞见赋予对象，开显出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在这个过程中，要拿捏好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真正的及物应与对象既契合又疏离，两者的博弈尽显饱满郁勃的生命张力。第二，重视思想的可视性，不故弄玄虚(故弄玄虚是批评不能及物的表现之一)。第三，批评家须加强人格修养，有明确的岗位意识和责任心。有守有为，才能使批评尽显高品位和高格调。[75]

(三)注重中西方艺术批评家的个案研究

这类研究往往从特殊个案分析入手，提炼出艺术批评的一般规律，这无论是对于当下的各类批评活动，还是对批评的学理研究而言，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郁火星《西方艺术史中的瓦萨里艺术批评体系分析》，从西方艺术史之父瓦萨里的名著《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入手，对其艺术批评体系展开了分析。作者指出，该著作不仅记载了文艺复兴时期众多艺术家的事迹和作品，而且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艺术批评体系。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评价艺术家的标准以及文艺复兴艺术的分期等关键理论问题做了界定说明；对当时流行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进行了深入阐释；对艺术发展的模式、艺术风格的渊源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在西方艺术理论发展史上独具重要意义。作者认为：瓦萨里从古希腊、罗马“艺术摹仿自然”的观念出发，阐释了艺术发展的规律，得出了“艺术进步”的结论；并且以“逼真”“规则”“秩序”“比例”“设计”“风格”等六种尺度衡量了每一位艺术家的成就与高下，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判。这不仅对艺术史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西方艺术批评发展进程和方向。[76]

常培杰《有经验的形式：格林伯格艺术批评观辨析》一文，对美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的艺术批评观展开了辨析，认为“整体而言，格林伯格真正认同的艺术是现代主义自律艺术”，这种艺术“拒绝极权政治和媚俗文化的侵蚀，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其批评方法注重的是，在丰富的艺术感知和审美经验基础上的“形式”。作者强调，格林伯格艺术批评的理论核心是“有经验的形式”，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认为是形式主义或本质主义。[77]

与格林伯格齐名的另一位美国现代艺术批评家罗森伯格，也是学界关注的典型个案。张园《哈罗德·罗森伯格关于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批评》指出，“二战”后，美国现代艺术的崛起与艺术批评家的积极阐释和努力推介密切相关。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离不开格林伯格和罗森伯格的支持与促进。该文关注罗森伯格的艺术批评，梳理罗森伯格对艺术与媒体、设计、博物馆之间关系的讨论，展现他对美国在现代艺术向后现代艺术转型时期的艺术趋势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反思。作者认为，面对新时代艺术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境况，罗森伯格意识到艺术在呈现出新的元素和方向的同时也有走向庸俗的危险。他严厉地批判艺术家的一味求新，要求批评家明确辨认创新和伪装机制的差别。作者指出，罗森伯格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批评不仅预见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趋向，引发了艺术批评对设计、建筑等问题的关注，而且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新艺术史研究的雏形。[78]

宋生贵以李健吾《咀华集》体现出的批评特质，结合当下文艺评论出现的各种问题，探讨了批评家应有的姿态、心态、语态。第一，自觉的姿态——作为文艺评论家的李健吾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使我们认识到，就文艺评论家自身而言，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必然会提升其开展合规律文艺评论的自信；第二，真诚的心态——李健吾的《咀华集》洋溢着文艺评论家的真诚和勇气，这是当下文艺评论值得特别提倡的方面；第三，融情见理、鲜活生趣的语态——李健吾“含英咀华”式的文章说明评论家只有与作者同行，平等而诚恳地从走进作品，再一直到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写出既深刻、中肯又富有活力的批评文字。[79]

王柱人《评论家如何影响艺术家——以杨·柯特与彼得·布鲁克为例》一文，从莎士比亚评论家杨·柯特与莎剧导演彼得·布鲁克作品之间的联系，分析讨论艺术评论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作者指出：评论家并不具体评论已完成作品的优劣，而是相对超脱地、针对多个相关的作品发散性地阐发其独特理念；导演则通过主动学习了解评论家的理念，依据其理念进行艺术创作。就评论而言，评论家要把握经典的精神内核，发掘其深藏的普遍意义，找到经典作品与现代作品、现代社会、现代思潮的联系，既需要针对每个演出及其当下受众群的“即时评论”，聚焦于分析“这一个”演出的独特之处；也需要运用联想思维分析剧本的哲学内涵、美学意蕴的评论，以求对“未来受众群”也有长远的价值。[80]

宋聪聪《让艺术为历史建基——论海德格尔艺术批评的历史维度》反对学界对海德格尔艺术批评的某种误解，即认为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主要源自艺术哲学，缺乏像夏皮罗那样的艺术史眼光。作者认为，实际上海氏的艺术批评始终贯穿着一个历史维度，因为他同样追问了艺术的历史，而且十分关注艺术与历史的关系。只不过夏皮罗考察的是具体艺术作品的历史，海德格尔探究的却是艺术之本质的起源。前者主张把历史作为评价艺术的基础，后者却试图让艺术为历史建基。作者指出：纵观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这一维度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让艺术为此在历史建基、让艺术为民族历史建基以及让艺术为存有历史建基。[81]

除上述文章外，王志亮《1969年：艺术体制批判思潮的兴起》[82]、刘志《批评与救赎：论本雅明的现代性文化史叙事》[83]、黄小娇《阿多诺对前卫艺术创作技法的批判》[84]等文章分别对美国艺术界1969年的艺术体制批判思潮、本雅明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批评方法、阿多诺对前卫艺术的批评等方面问题展开研究，并以此关注西方艺术批评现象和艺术批评家，值得推介。

(四)密切关注融媒体背景下艺术评论和批评的新问题、新现象

现今，不同媒体之间的融合交织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这成为艺术批评及其理论必须要面对的大背景和新现象。回顾历史，从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纸质媒体，到广播、影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再到当前以各种短视频、微评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网络时代媒体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取代，而是各种媒体之间的彼此交融。在这种新背景下，艺术评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艺术批评的学理思考，必然会随之出现新变化。如何应对并积极介入这些新变化，是当下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论题。

周星、姜丹《媒体融合背景下的文艺评论的影响力、价值观、感召力》聚焦互联网时代融媒体背景，关注评论载体的变迁及其对文艺评论的影响，回答文艺评论的影响力、价值观、感召力等问题，指出：第一，文艺评论的影响力是其效能的体现，当前不可忽视那些最大的受众群落和网络媒体。第二，文艺评论的价值观是其核心，它决定了文艺评论自身的价值。当前，以人民利益为基础、满足人民精神情感需要的主流价值观，应该成为文艺评论的核心。第三，文艺评论的感召力是实现其价值的所在，是批评传播效果的显现。当下受众对感召力的接受，取决于文艺评论的角度和创意。那么，面对融媒体的新变，对文艺评论者和批评者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作者指出，跨媒体的文艺批评者需要宽阔的视野和多样的语言结构，既不能失真也不能屈就，但需要懂政策，不能偏离主航道，还要呈现自身的文化学术的文艺评论素养。要能和更多的网络评论者相较高下，与海量自发的评论者们在语言形态和认知接受方面同场竞技，呈现自身的内在涵养并让人信服。最后，作者强调：评论者和批评家要能够区别文艺评论和文艺批评的异同，能够明确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助力性作用，能够认知文艺评论重艺术、重人物、重审美的功用，能够严守评论的操守等。[85]

该文与其他几篇文章，如金丹元、田承龙《对融媒体格局下网络影评的重新思考》和张国涛、纪君《电视剧评论的全媒化及其特征与问题》等，组成专题“媒体融合趋势中的文艺评论”，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讨论融媒体背景下文艺评论的新特征、暴露出来的弊端和影响，以及未来发展走向等问题。这些文章普遍认为：融媒体或称之为全媒化的时代，为文艺评论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活力，但其中隐含的诸如深度缺失与语言暴力、资本的强势介入、价值观异化、社会责任缺失、评论权滥用等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因此，文艺评论和批评者们，在强化文化自觉、文化自律的底线，及时完成由传统模式下的专业者、评判者到融媒体时代下的阐释者、参与者的角色转型等方面，要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

除上述文章外，本年度艺术批评领域出版的著作亦有值得特别关注的成果。

范周主编“中国网络文艺批评丛书”[86]以网络文艺各种类型为研究对象，深入讨论了网络文艺的性质、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聚焦数字时代网络文艺批评的现状与问题。该丛书是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网络文艺批评人才培养”的结项成果，这是国家艺术基金第一次设立的网络文艺高端培训项目。这套丛书是该项目成果的集中体现，收入《网络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网络文学批评》《网络视听艺术批评》《网络剧与网络综艺批评》《互联网电视导论》等五本著述。丛书认为：与当前繁荣发展的网络文艺相比，网络文艺批评却相对滞后与薄弱，缺少有价值、有针对性的高质量批评。为此，丛书给出了多层面的建议：网络文艺的新特征要求批评家们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深入了解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话语体系以及互联网用户，积极开展网络文艺批评。坚持文本上的技术美学和生活美学并重；关注叙事模式的变化，及时作出从学术理论到互联网话语的转变；关注受众的变化，全面走进“网生一代”；注重专业网络文艺批评人才的培养。总之，网络文艺批评要在对网络文艺现象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在传统文艺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杜晓杰《多元共生——艺术批评的文化视野》一书，从艺术社会学和艺术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艺术理论领域较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和范畴——如“诗言志”、柏拉图叙事理论、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等——进行了内涵阐发，尤其侧重于探讨这些理论命题和内涵演变的社会文化原因。同时，选取了民族动画、流行影视作品、青年文化等进行个案解读，探讨这些文艺现象所体现的当代文化生态和价值观取向，并对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有评论指出：该著作“第一，无论从研究对象上，还是研究方法上，均具有多元并蓄的特点。第二，力图建构一种完整的批评视域。第三，在具体的论述中深具一种比较的文化视野与纵深的历史视域。”[87]

在本领域的学术活动和会议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第四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发布典礼暨2019中国文艺评论峰会。该活动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于2016年发起，每年举办一次，是全国范围内的中国文艺评论推优活动，涵盖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书法、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杂技、电视等共12个艺术门类，旨在团结和激励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奋发有为、建功立业，推动全国文艺评论的创新和繁荣，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2019年12月31日，该活动在京如期举行，共评选出38件优秀作品，包括著作7部，如高建平《中国艺术：从古代走向现代》[88]等；文章31篇，如彭锋《艺术的终结与禅》[89]等。

四、艺术交叉学科

本年度，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管理学、文化产业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艺术交叉学科表现突出，主要表现在：新的机构建立、新的专门刊物创办、新问题与新思考不断见刊，各学科内部专题会议纷纷举办，等等。艺术交叉学科已经成为艺术学理论学科里参与人数最多、辐射范围最广、跨学科研究最引人瞩目、发展态势强势的学科群。

(一)艺术人类学

本年度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田野个案调查研究两大版块继续稳步推进。

艺术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示出把学理思考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把艺术与美好生活结合起来、把数字化的时代特征与艺术人类学自身建设结合起来的特点。代表成果有：方李莉《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概念阐释——以费孝通论文化艺术与美好生活的思考为起点》对费孝通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理念的历史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该文从“活历史”的思考、“人文资源”的思考、“从实求知”的工作方法、艺术与人类的美好生活、以艺术作为桥梁参与全球化建构、文艺复兴与人类的未来走向等六个方面，对费孝通有关艺术与美好生活的思考进行了再阐释，对中国艺术人类学起到了引领作用。[90]许晓明、方李莉、王永健《<民族艺术>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回溯了《民族艺术》的创刊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起步直至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创立后，二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发展历程。文章从学术理念、学术风格的形成、研究范式的确立、刊物栏目的设置，以及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等多个角度展开了回顾与探讨。[91]孟凡行《艺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发展新方向》通过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设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分析其理论与方法对艺术学研究产生的革新价值和意义。[92]向丽《审美人类学》，立足当代多重文化叠合与社会转型语境，对审美人类学的产生背景和价值意义、审美人类学在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审美人类学如何可能、审美人类学的学科构建、基本问题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审美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中国美学的当代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93]王可《虚拟艺术的人类学阐释》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虚拟艺术，阐释在人类的数字化生存中虚拟艺术之于人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而从虚拟艺术的本体、类型、美学和文化特征等维度反观人类学，并结合虚拟田野和民族志书写进行艺术形态、艺术现象和艺术行为的人类学思考，构建虚拟艺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学术框架。[94]

田野个案调查研究，依然是艺术人类学科中最引人瞩目的版块，其成果呈现出体量庞大、视角多样、调查扎实，理论思考深入等特点，这与该学科致力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属性密不可分，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者均可使用人类学的方法介入到本学科的田野工作中去。值得注意的是，田野调查不等同于调研材料的机械堆砌，它不但要求有深入细致的田野观察和记录，更重要的是在考察实事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进而达到“从实求知，研以致用”的目的。优秀的田野调查既是艺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交叉学科的最大特点，又是艺术人类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本年度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既体现出田野调研的扎实厚重感，又具有理论思考与启发的深刻性，如许晓明《族群认同与壮族三月三文化再造——云南马关县个案》，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详实的文献资料，对云南马关县壮族三月三歌节文化再造的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这一再造是当地壮族精英基于族群认同的需求而组织的，体现了节庆的当代变迁，是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再造。该研究把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运用多重证据法，关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视角独特，观点新颖，颇有启发意义。[95]王永健《后工业社会城市艺术区的景观生产——景德镇陶溪川个案》，以景德镇陶溪川城市艺术区为例，结合近三年的田野调查，就景德镇的后工业社会特征、陶溪川的历史发展脉络、城市艺术区的景观生产中对工业遗产资源的再利用、规划与设计理念，以及业态布局控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陶溪川的建构过程就是将这些工业遗产作为文化资源进行活化利用，再生产出符合现代审美的艺术区景观的过程。在它身上体现着对工业文化遗产的承载和利用，以及与工业化历史、未来发展的连续性。”这为观照城市艺术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丰富了对后现代社会的认识。[96]张娅妮《脱“俗”求“艺”：现代舞台化背景下传统秧歌的民俗因素分析》，探讨了传统秧歌在现代舞台化过程中与民俗文化的不同疏离关系问题，作者将这一过程概括为脱“俗”求“艺”，一是创作主体为迎合现代文化规则，与本土民俗文化的暂时性远离，称为被动疏离，二是创作主体积极融入现代文化语境，与本土民俗文化的持续性远离，称为主动疏离。这一研究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聚焦民间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如何协调与本土民俗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民间艺术的发展变迁与当代转换。[97]

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舶自西方的学问，以往几乎都是学者向国内译介西方的理论著述，这为中国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开拓了眼界、扩展了思维。但事实上，艺术人类学在引入中国后走过的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亦积累了一大批扎根中国田野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这些成果承载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者们的心血与努力，热切期待能够与国际学界分享。本年度，英国剑桥学术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莱顿和罗易扉主编的《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文集[98]，这是第一本译介到国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集中展现了艺术人类学在中国总体的发展样态和水平。该文集可视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界以英文正式出版物的方式走向世界的一大进步，预示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界的国际化学术程度不断提升。

本年度艺术人类学的学术活动主要是每年一度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于10月24—26日在云南艺术学院召开，来自国内外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工艺振兴、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高度以及“艺术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理论研究”“造型艺术研究”“民俗与表演艺术研究”等切入点对“艺术人类学与文化复兴”主题展开讨论。

(二)艺术社会学

本年度艺术社会学研究在学术平台搭建、学术会议举办、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不俗的成绩。尤其以东南大学为典型，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建设，在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常设学术会议等方面稳扎稳打，不但已经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强劲研究队伍，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聚集起一批艺术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呈现出学科发展的乐观局面。

在学术平台建设和学术会议方面，本年度，以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为依托，搭建学术平台，举办专题性、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三次：2019年4月8—9日，举办艺术社会学工作坊，以“21世纪城市中的艺术与文化：一项社会学研究”为主题，邀请美国著名艺术社会学家Wendy Griswold分别作“文化的社会学研究：生产、接受和意义”和“艺术和后工业城市”报告，聚焦文化和艺术机构在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6月6日，东南大学举办了“艺术的文化、社会与历史研究研讨会暨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揭牌仪式”。会议对艺术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关系，艺术的跨学科研究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推动和促进、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艺术理论研究有责任对艺术领域的现实问题做出应对，艺术人类学侧重文化维度、艺术社会学侧重社会(制度)维度、艺术—历史人类学侧重历史维度，将艺术的文化、社会与历史有机结合起来的艺术综合研究，无论是对艺术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即以此为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对艺术现实问题做出分析并努力提出切实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6月8日，举办第三届艺术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以“艺术社会学的想象”为主旨展开讨论，力图把握历史、社会、政治与审美在现实之中的关联。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位青年学者参与了研讨，从艺术社会学的西方观照、艺术社会学的中国经验、艺术社会史的个案呈现与理论建构等多元视角与不同方法之中出发，探讨了艺术社会学的相关问题。

此外，2019年10月10—12日，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艺术与社会：跨学科对话前沿论坛”亦值得关注。该会议有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十余所高校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这些学者从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美学等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围绕对“艺术与社会”的命题，从中国艺术社会学理论建构、国外艺术社会学理论、文学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新方向、文学艺术研究如何突破学科本位的束缚、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中国早期玉石的物质文化研究、文化记忆与表征、文学的社会学反思等不同角度，展开交流与对话。

在该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卢文超《艺术事件观下的物性与事性——重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99]《中间道路的艺术社会学——詹尼特·沃尔芙艺术社会学思想探析》[100]和《是欣赏艺术，还是欣赏语境?——当代艺术的语境化倾向及反思》[101]，杨一博《艺术社会学“作品向事件还原”方法论缺陷及矫正方案——兼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作品与事件的关系》[102]、刘东《中国的皇族艺术家：一个社会学的解释》[103]等文章，或深入艺术社会学领域的某位代表学者、某种典型思想理论之中进行深度挖掘，或以社会学的视角重新考察某一类艺术家，把艺术史的例证引入艺术社会学，凸显艺术研究的社会向度，都是本年度该领域值得关注的文章。此外，由刘东主编的“艺术与社会”系列译丛推出的三本译著非常值得推介，分别为：[美]戴安娜·克兰著，常培杰、卢文超译《先锋派的转型：1940—1985年的纽约艺术界》[104]，[美]保罗·F.伯利纳著、任达敏译《爵士乐如何思考：无限的即兴演奏艺术》[105]，[美]斯图尔特·普拉特纳著、郭欣然译《外乡的高雅艺术：地方艺术市场的经济民族志》[106]。

(三)艺术管理学

本年度艺术管理学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显示出许多新变化，在新刊物的创办、学术活动的高频次举办、学术文章的集中发布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所关注的问题也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性。

在学术成果发布的刊物建设方面，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由上海戏剧学院创办《艺术管理(中英文)》刊物，这是国内第一份专门研究艺术管理的学术刊物。专属学术阵地的创建，不但为学术成果的发布提供了良好而稳定的平台，而且中英文双语的设置，拓展了中国艺术管理学科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该刊物出版周期为季刊，常设“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艺术管理研究方法”“历史、理论与方法”“艺术机构运营、管理与发展”“名家访谈与对话”“艺术产业、市场与法律”等栏目。

在学术会议方面，2019年11月15—17日，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年会暨2019年全国艺术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成果展示大赛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该会议的主题为“经济·市场·消费与艺术管理”，来自海内外各研究机构、高校近二百名专家学者参会，并围绕“艺术管理的学科构建与专业发展”“文化经济视域下的艺术创意策划管理”“市场博弈背景下的艺术生产运营管理”“消费多元引领下的艺术传播营销管理”“文化社会语境下的艺术资源开发管理”等热点问题展开研讨。年会还专门设置“艺管金课”实践教学项目竞赛单元，全国近二十个项目团队参加现场竞赛交流，全面展示各高校在艺术管理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2019年11月11—12日，“第十四届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年会”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数百位来自国内外艺术管理领域的教学科研专家学者、行业机构负责人、文创产业人员参加了会议。该年会的主题为“艺术管理教育的全球视域与本地经验”，旨在探讨艺术管理的学科规范和创新发展。该年会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以“微文旅·融媒体”为主题的“全国大学生艺术项目创意策划大赛”，这吸引了全国各类高校艺术管理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大学生踊跃参赛，为该专业大学生提供了展示才华与创意的舞台。

在该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值得重点关注：蓝凡《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体系建设刍论》认为：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艺术管理理论，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矛盾，是艺术的精神性、消费的市场性和管理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础性逻辑也就是艺术的精神性、消费的市场性和管理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统一。文章进而指出：建立在艺术性、市场性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基础上的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体系的三大框架模型——类别模型、层级模型和阶段模型，是区别于西方当代艺术管理的特殊结构模型。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的四大主要特征为：政治为根、三位融合、阴阳之道和以人为本。政治为根是管理制度的方位性特征，三位融合是艺术管理类别、层级和阶段的融合发展特征，阴阳之道是中国哲学和儒释道文化在当代艺术管理中的呈现特征，以人为本则是中国学派艺术管理以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特征。文章强调：中国艺术的世纪大发展，需要以管理创新作为契机，以管理创新作为抓手，以管理创新带动艺术业的创新发展。[107]

景小勇《艺术管理的深刻意涵与当代制度体系构建》试图在艺术管理概念界定纷纭、管理体系尚不完善、管理制度尚未健全的背景下，对艺术管理的深刻意涵进行深入探讨。文章认为：第一，艺术管理的目标是：提升艺术品质，推动艺术的繁荣发展；扩大艺术普及范围，满足人们精神需要；拓展艺术市场，增加经济效益。第二，艺术管理的功能分为内在的直接功能，即服务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外在间接的多重社会功能，即审美教育功能、艺术批评功能、艺术传承创新功能、艺术传播交流功能、艺术市场监督功能。第三，艺术管理具有复杂性、系统性、交错性、多面性、综合性、体系化等特点。文章进而提出提升我国艺术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有效举措，即：加强艺术管理学科建设、强化艺术管理法制建设、创新艺术管理领导和监督机制、提升道德伦理的人文管理、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管理。[108]

李荣有追溯了中国古代艺术管理机制的历史，探讨了艺术管理学科专业异军突起的原因，展望了艺术管理学科体系建构与发展走向，认为我国古老悠久的艺术管理传统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艺术管理学科理论体系、确立其创新发展的新走向与新格局过程中应发挥其自身的重要作用。中国艺术管理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石，必须根植于中华母语文化的土壤之中方能真正凸显中国特色。[109]

此外，还有一批视野多元、见解深刻的文章值得推介。如：[日]李知映、[日]小林真理《日本艺术管理的新趋势(英文)》[110]、[美]安东尼奥·蔡勒《艺术管理的研究议程：未来的路径(英文)》[111]、[中国香港]许焯权《新时代的文化和艺术管理(英文)》[112]等文章，对国外艺术管理现状与趋势作出了研判，对中国艺术管理学科发展具有启发意义。王婧《由IJAM热点专栏及选题思考中国艺术管理研究》[113]、黄海《重新思考艺术管理学科范式》[114]、王相华《论数字经济时代文艺院团管理研究视角与思路》[115]、杜娟等《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审美体验的影响特征与管理策略研究》[116]、朱恪孝《新时代艺术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17]等文章，密切关注当下社会发展动态，把对艺术管理的考察放到数字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回应了艺术管理学科自身应用性的属性问题，对当下中国艺术管理发展中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给予了对策性建议。

(四)艺术教育学

本年度，艺术教育学研究比之往年明显活跃，既有从宏观视野讨论中国艺术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也有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外某一艺术教育的具体案例，进而提出普遍性规律的文章。这表现出学界对艺术教育这个兼具理论与实践，更强调应用性研究的学科越来越重视。

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成果发布平台方面，《艺术百家》《美育学刊》《艺术教育》等刊物成为本年度艺术教育成果集中展示的重镇。《艺术百家》先后推出两个专题栏目，集中讨论中国艺术教育理论体系的话题。第1期“艺术教育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栏目，共刊出五篇文章：易晓明《论创生性艺术教育》、徐承《从人文教育到审美教育再到公共艺术教育——西方美育史的话语变迁》、胡海《美育的传统内涵和新时代目标》、冯学勤《儒家心性之学与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发生》、杨文燮《新时代公共艺术教育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价值意义与建设路径探究》，这些文章从艺术教育的传统与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对艺术教育的意义等方面，共同探讨艺术教育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问题。第3期“构建中国特色艺术人才培养与教育理论体系”栏目，共刊出四篇文章：孙惠柱《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人才培养国家体系——兼论当前艺术人才培养的悖论与前景》，胡智锋、樊小敏《从国家发展战略到人才培养模式——当代中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现状论析》，贾涛《艺术专业教育中的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以艺术学理论学科认知与课程指南编写导向为例》，陈传文、陈俊奇《聚焦国家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新时代背景下综合性大学艺术学科建设论析》，这些文章分别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编写等层面深入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艺术人才培养和教育理论体系的问题。《美育学刊》以“艺术教育研究”和“美育研究”两个栏目为平台，征集并刊发艺术教育与美育领域的相关文章，涉及艺术教育基础理论、艺术教育与美育的关系、艺术教育史、艺术教育家、中外艺术教育实践与案例等研究，刊发了一批思考深入、现实意义强烈的文章。杜卫《当前美育和艺术教育关系的若干认识问题》深入细致地讨论了美育与艺术教育、专业艺术教育与普通艺术教育、美育与德育、美育与艺术教育评价、美育与艺术知识和艺术技能教学等关系，对于提高当前美育教学实效具有重要意义。[118]肖李《艺术教学实践中能力化倾向的公正性审视——基于“道德应得”的视角》对当前艺术教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艺术天赋和能力不足的学生往往被忽视，展开了对策研究，作者从艺术教学的理念、评价、制度和方式四个方面探索破解之道，试图由此给每一个学生创造公正的艺术学习环境，进而促进教育公正的真正实现。[119]

此外，钟仕伦《朱光潜高校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120]，陈星《李叔同艺术教育事业年表》[121]，周宪《知行张力、多媒介性与感同体验——当前大学美育的三个问题》[122]，彭吉象《新时期中国美育与艺术教育的跨越式发展》[123]，梁晓萍《艺术美育的生成及其在消费时代的作为》[124]，郭声健、刘珊《新时代学校艺术教育必须把握的几个基本点》[125]，王煦《艺术教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存在”之路》[126]等文章亦值得关注。

2019年《艺术教育》杂志创刊40周年。从1979年创刊至今，《艺术教育》杂志作为国内宣传艺术教育方针、政策，交流艺术教育改革经验，探讨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汇集国内外艺术教育信息的综合性刊物，已经成为艺术教育领域中的一份重要刊物。本年度，该杂志刊登了系列“创刊40年回眸”文章，许多艺术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或回忆与该刊物的交往经历，进而追溯中国艺术教育曾经走过的路程，或借此对艺术教育学科进行新思考和再认识，先后出现了一批兼顾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如：郭淑兰《<艺术教育>在艺术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嬴枫《见证时代风云 记录艺苑春秋——我与<艺术教育>刊物20年》、冯健亲《关于艺术教育的再认识》、吕艺生《我与<艺术教育>——写在<艺术教育>杂志创刊40年》、仲呈祥《四十春秋不寻常——我与<艺术教育>》、凌继尧《我国高校通识艺术教育的内驱式发展》、彭吉象《崎岖漫长、成果辉煌的中国艺术教育70年》、郭必恒《反思与展望：近年来高校艺术教育的新动向》等。

在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教育成果展”系列活动。该活动于2019年12月15日至2020年1月5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分为“教育发展史”“教育科研成果”“教师创作成果展”“毕业生优秀作品展”等几大板块。同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教育发展论坛”、《中国艺术研究院教育成果论文集》《中国艺术研究院教育成果作品集》出版亮相，“艺苑国风国乐经典”音乐会等也都一一举办。该系列活动从学术传统到发展现状，从教育科研成果到创作实践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近70年的教育发展历程和教育科研成果。

此外，有关艺术教育的常规会议，2019年3月22日，第六届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学术会议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课程研究”，围绕研究生课程理论、课程教育实践、课程开发等内容，就研究生课改目标定位、基础理论课程设置、学术训练方式、研究生论文开题等展开了深入讨论，来自全国74所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共240余人参加了会议。10月19日，第十四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召开。论坛主旨为“始终紧跟时代脚步、不断探索新形势下艺术教育发展”，围绕艺术教育未来的发展之路和人才培养新模式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可以看到，有关艺术教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等问题是关注的焦点。

(五)文化产业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文化产业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两个方面在当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中，都属于是多学科、多行业相互融合、参与人数众多的领域。因二者每年均专设有《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蓝皮书》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蓝皮书》出版，故这里仅简略阐述。

文化产业学领域，值得关注的文章主要有：宗祖盼、李凤亮《论中国文化产业观念的发生》一文，追溯并梳理了中国文化产业观念的发生与影响因素，对于厘清“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具有重要价值。文章指出：中国文化产业观念的出场，与三重因素有关：一是文化转型，表现为大众文化的兴起、主流文化的模糊和消费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文化产业观念发生的文化基础；二是研究拓展，表现为“人文阵营”向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拓展，“经济阵营”向文化经济研究拓展，文化产业观念获得了学术话语的支持；三是体制改革，表现为文化市场从“地下”转到“地上”，文化产业观念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并纳入到政策话语体系之中。[127]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文化产业研究的发生学视野》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文化产业的某些“元议题”，具有追根溯源的意义。文章认为：文化产业实践与研究要进入“自觉时代”与“理论总结期”，亟需在方法上寻求创新和突破。引入发生学方法是丰富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一种有益尝试，是站在“释义范式”的立场之上对文化产业做出的一种理论阐释，有利于强化对文化产业“是什么”“如何是”这一“元议题”的回答。文章指出：文化产业发生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化产业观念的发生与变迁、文化产业的历史与规律、文化产业发生的动力机制、文化产业发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因此，文章强调：文化产业的发生学研究具有理论建构意义、方法论更新意义、学科建设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128]

田川流《文化艺术政策与文化法的同一性及差异性》从学理上辨析了文化艺术政策与文化法的异同，为二者实现求同存异给出了解释。文章认为：二者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对人民负责和对文化艺术建设负责的一致、致力于推进文化艺术建设的健康发展,以及努力保障文化与艺术的安全等方面。二者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政策具有战略性,法律法规具有现实性；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法律法规具有稳定性；政策具有抽象性,法律法规具有具体性；政策具有引领性,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等方面。[129]

此外，陈波《互联网条件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模式研究》[130]、宣晓晏《人工智能时代文化生产与管理机制革新》[131]、颜玉凡《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路径转型：由政府主导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132]、俞锋《产教融合背景下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策略》[133]、范丽甍《新时代中国特色艺术智库建设之总体思考》[134]等文章也值得推介。

在学术会议与活动方面，2019年5月17-19日，“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深圳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要传达教育部有关会议精神，并对本年度的工作目标、工作要求和工作任务进行部署。会议同时聚焦“文化产业与艺术管理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机遇与挑战”这一议题展开研讨，积极探索艺术学理论类专业与其他学科门类专业间的互动关系。与会专家就艺术学理论类专业的学科归属、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认为艺术学理论类一流专业建设是本年度工作重点，目前艺术学理论类专业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尚需完善，艺术学理论类专业建设需要面对理论与社会需求结合的实际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就培养好传承人做出重要指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印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颁布、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等七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正式命名等，是本年度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发生的大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尤其是非遗界的广泛关注。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方面，总结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开展遗产项目调查与传承研究、讨论如何进行设计转化和文旅开发等问题，依然是经年不衰的研究热点。其中，王福州《非遗文化形态学》[135]、乔晓光主编《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136]、杨红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承到传播》[137]、满珂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传承·发展》[138]等著述值得重点推介。需要重点关注的文章有：赵旭东《文化互惠与遗产观念——回到一种人群互动与自主的文化遗产观》[139]、巴胜超《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理论与建议》[140]、徐望《以文化消费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探索》[141]、梁光焰《从观念到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世界”与生活化传承》[142]、左国华《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评析——基于2009—2018年CSSCI文献的可视化分析》[143]等。

五、艺术学学科建设

(一)学术会议与论坛

2019年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会议和论坛精彩纷呈，并且朝着多样性和专业性的方向发展。就多样性而言，既有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也有地方性的精彩会议，既有已经形成一定影响力的常设论坛和青年论坛，也有首次举办的博士论坛等。众多学术会议和论坛的举办，既表明了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蓬勃生机，也推动了艺术学理论学术界的互相交流，尤其是为青年艺术学人提供了可贵的交流和学习平台。

1.学术会议

2019年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于10月12—13日在东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学艺术和审美教育等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以“百年中国艺术理论的现代性建构”为主旨议题，全面回顾了百年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现代性建构历程，总结了艺术理论生成发展的内在机理，探寻了社会历史转型与文化艺术嬗变的互动与关联，以展望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未来走向。

2019年10月30日，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国际教育学院和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共同承办的“从‘四海’到‘七海’——跨文明交流中的艺术对话/2019南京·国际艺术史论研讨会”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此次研讨会，借以古老的世界观来为认识新世界的新视野作铺垫，力求打造中外艺术对话的新境界，在尊重各种文化与艺术多源性、多样性的基础上，以平等和开放的姿态为各国朋友提供相互认识、相互欣赏和相互探讨的学术平台。

2019年11月6—7日，第四届北京电影学院艺术学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影像媒介的文化、历史与理论”。

2.青年论坛

201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共同主办了4期“当代艺术学与美学论坛”，主题分别是：“艺术学中国学派的学理可能与路径”“诗·书·画——古典艺术理论的边界与会通”“艺术社会学的潜能与限度”“礼乐文明与当代艺术学研究”。这些选题有的具有前沿性和引领性，有的则关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和跨学科研究，对于思考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建设现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东北大学艺术学院共同承办的“第五届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于2019年9月21—22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探赜索隐——艺术史研究中的‘他域’探寻”。论坛依循“体现当代青年学者的精神担当，为艺术学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搭建平台”的主旨，展现当前艺术学界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弘扬青年学者的探索精神。

3.博士论坛

2019年7月27—28日，首届中国艺术学理论博士生论坛在上海戏剧学院召开。论坛围绕“百年中国的艺术学理论”主题，以及“中国传统艺术学的传承与理论革新”“域外艺术学的借鉴与本土的理论自觉”“艺术批评的品质与艺术史写作”“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艺术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等几个议题，回顾总结了中华民族百年历史浮沉中所遭遇的多元思想激荡，探讨了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应如何顺应潮流的问题，也为本学科的青年学者搭建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8月30日—9月1日，2019北京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此次论坛主题为“全球与地方”，旨在推动青年学者思考艺术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即艺术史、艺术理论的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应该追求普遍适用的全球化标准，以及如何理解和面对艺术理论的地方性特征。

10月12日，“第一届三校艺术学博士论坛”在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召开。该论坛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联合(轮流)举办，首届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本次论坛以“跨媒介艺术研究”为主题，分为四个专题：“跨媒介艺术的基本概念”“跨媒介研究的范式与历史”“知觉与跨媒介”“技术与跨媒介”。

10月18日，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共同主办，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多维视野中的艺术理论暨第五届南京三校研究生艺术学论坛”在东南大学举行。此次论坛围绕中国艺术史论、西方艺术史论、当代艺术文化及其传播，以及跨学科视野中艺术理论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12月6日，河北大学艺术学院举办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工作室揭牌仪式暨“南北博士论坛”，主题为“艺术学理论研究之范畴·视角·方法”。

(二)期刊建设与图书出版

1.期刊建设

2019年艺术学界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是《艺术学研究》的创刊。这是自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以来国内新增的第一个以艺术学为具体研究内容的学术期刊。该期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为双月刊，2019年共刊发4期。此外，设置“艺术学理论”专栏或者刊发艺术学理论相关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主要有：《文艺研究》《艺术百家》《艺术学研究》《艺术评论》《民族艺术研究》《美育学刊》《民族艺术》《艺术探索》《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等期刊；《艺术学界》《北大艺术评论》《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等辑刊。虽然艺术学理论学科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和其他几个具体艺术门类学科相比，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期刊阵地仍比较薄弱，有待加强。像美术学、设计学、音乐学、舞蹈学、戏曲学、戏剧学、影视学等一级或二级学科，都有以这个艺术门类命名的与一级或二级学科相对应的期刊或辑刊，唯独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没有一个与这个学科相对应的专门期刊，而仅仅以“艺术学理论”专栏形式存在。

2.图书出版

继2018年出版“艺术学之祖”康拉德·费德勒《艺术活动的根源》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又出版了马克斯·德索的著作《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德索是“一般艺术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他和埃米尔·乌提兹都是德国“一般艺术学”运动的倡导者，这一运动把艺术学的探讨推向了高潮，最终确立了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并使该学科走向国际化轨道。[144]1987年该书曾出过一个中文版本，是根据美国底特律出版社1970年英文版翻译，书名译作《美学与艺术理论》[145]。新译本是根据德文原版翻译，在内容上也有显著差异，比1987年版多了“近代美学史”这一部分内容。除译著外，2019年出版的艺术学理论重要图书有高建平《中国艺术：从古代走向现代》[88]，李心峰《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学正名》[146]《艺术生产论的视野与射程》[147]，周计武《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148]等。

(三)学科评价

由李心峰作为首席专家，孙晓霞、秦佩、张新科、王莎莎、颜景旺、穆晨曦等共同编写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发展报告》(2014—2017)于2019年6月完成，此报告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要求组织编写的。本报告以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学科建设和硕博培养情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检索文献等进行梳理和剖析，力求概括本学科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服务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揭示出艺术学理论的整体状态，为未来学科建设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咨询参考。报告从学科概况、学科基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比较分析、未来展望等七个方面对2014—2017年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硕博学位点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四)学位点和学术平台建设

2019年5月，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18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学位〔2019〕8号)显示，新增3个艺术学理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分别是北京印刷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和东北石油大学；撤销2个艺术学理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景德镇陶瓷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撤销1个艺术学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西北工业大学。

2019年，众多艺术学理论学科相关的学术平台成立。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艺术学研究所；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成立“艺术符号学与生态文化研究所”和“美国艺术史研究所”；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成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工作室”；等等。

六、结语

整体而言，2019年艺术学理论学科蓬勃发展，成果丰硕。首先，通过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五四运动100年、改革开放40年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对于学科史有了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有了清晰的历史定位，艺术学理论学科将会走得更加自信和长远。其次，展望未来，“三大体系”建设将促进整个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完善；“艺术学中国学派”建设将使中国的艺术学充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离不开这两大学术工程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