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祥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单位犯罪的发展历程和逻辑线索，单位犯罪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宽到严、从严到宽的不断演进。在此过程中，刑事政策作为“动力源”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的现代转型，成为企业合规改革正当性的重要基础。然而，作为政策导向的刑事合规在司法中如何实施，如何在合规改革中坚守刑事法治原则，也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通过梳理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的发展与转型，有助于正确把握刑事政策的边界，为企业合规改革实践提供正确的方向。

一、单位犯罪的产生：一个功利主义的刑事政策选择

在传统刑法理论视野里，单位（法人）缺乏自然人的意识和意志，也无法直接感受刑罚的威慑，既无犯罪能力，也无受刑能力。如此，究竟如何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易言之，追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正当性依据何在？面对这种自然而然的诘问，理论界一直试图寻找一个逻辑严密能够自洽的解释，但好像至今仍是无解（至少没有形成统一的解释）。现阶段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回答，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源于刑事政策的选择。

在域外，英国法学家威康斯指出：“法人的刑事责任是功利主义政策应用于刑法领域的一个典型，它不是以公正的理论为基础，而是基于遏制犯罪的需要。”①参见何秉松：《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54 页。美国学者也指出，刑法的目的主要在于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