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

一、引言

自2020年以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推动和指导下，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开始推行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改革试点。①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合规激励模式》，《中国法学》2020年第6 期。202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这一改革试点的范围扩大到10 个省市的部分检察机关。同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行政监管部门，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首次将行政监管部门引入到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改革试点工作之中。②参见《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2012年6月3日发布。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开始寻求与当地行政监管部门展开合作，或者联合组建“合规监管委员会”，或者请求相关监管部门在合规考察期间担任合规监管人，或者在合规考察期结束后，邀请监管部门对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进行专业性验收，以此作为是否提起公诉的参考依据。还有一些检察机关提出了“事前合规”的概念，注重在企业犯罪案件发生之前，引入行政监管部门的合规管理机制，强调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源头治理”，使行政监管部门在预防企业违法行为方面发挥“防洪堤”和“阻隔墙”的作用。

对于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改革问题的考察，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所关注的是，企业合规在行政机关的监管过程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可以发挥哪些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