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在依法追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对于本罪客观犯罪事实的描述和认定比较到位，但是似乎对本罪罪过形式有一定的回避倾向。从已经公开的判决书来看，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行为不是故意而为”之类意见的，法院往往不作出正面回复。

一、案例引入与问题的提出

在已公开案例中，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法院不回应有关行为人主观心态这一问题的情况。笔者从中筛选出了两个典型案例，下文将予以简述。

案例一：居住于上海市金山区的李某某在武汉市旅居三日后，因得知武汉即将实施“封城”措施，于1月23日离开武汉，辗转南昌返回上海，于1月24日抵达上海。此时上海已经启动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一级响应，要求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实行居家或者集中隔离观察14天。李某某未按要求隔离，并隐瞒武汉旅居史入住酒店。后回到家中独居，期间多次出入超市、水果店等公共场所。而后，李某某身体出现不适，看诊期间，其违反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隐瞒武汉旅行史。2月2日，在医护人员追问下，李某某承认其途经武汉的事实，后被隔离。同月4日，李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与其密切接触的55人被隔离观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某某的辩护人提出，李某某对导致“55人被隔离观察”这一结果的主观态度系过失。而判决书中，法官并未对这一辩护意见作出回应。

案例二(1)参见(2020)川0603刑初210号。：被告人郭某与同伴郭某甲、邱某甲于2020年1月22日自武汉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