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俭

《体育之研究》：揭示体育的力量，修身立志的篇章

秦 俭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四川 成都，610041。

青年毛泽东在23岁时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思想宏大深邃，涵盖了哲学、古今中外历史、文化教育、人生观等诸多方面内容，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文章。写作此文时，青年毛泽东的体育实践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通过对体育本质的研究，他对体育的理解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不拘一格的锻炼方式。对比《体育之研究》写作发表前后青年毛泽东的体育活动形式和内容的巨大变化，青年毛泽东认识体育的足迹，也是青年毛泽东走向伟大的路径，清晰可见。

《体育之研究》；力量；修身立志；身体与精神；体育锻炼的本质

在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对体育既有深入的理论论述，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体育有一个由表及里认识过程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非毛泽东莫属。青年毛泽东在23岁时写就，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距今已有100多年了。李锐认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思想见解，应该更加重视他在1917年4月用“二十八画生”这个署名，在《新青年》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毛泽东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他曾经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昌济奖掖备至，打了100分。可惜这篇文章世人已无法看到。《体育之研究》这篇极其珍贵的文章，似可说是弥补了《心之力》失传的遗憾[1]。

今天，在世界面临百年巨变之时，在我国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之时，在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力倡导奋斗精神之际，回顾探讨青年毛泽东认识和实践体育的过程，追寻共和国缔造者所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对于我们，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 《体育之研究》：意志的研究，生与死的研究

《体育之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一篇深入探讨体育本质的理论性文章，是关于意志及其核心内涵生死磨炼的研究，同时也是作者初步体育实践的心得小结。它充分汲取了当时思想教育界对体育认识的精华，是时代和青年毛泽东个人需要的反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时期，经历了1894-1895年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签订，1898变法维新，1900-1901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签订，1904-1905的日俄战争及英国入侵中国西藏，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1911年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及武昌起义，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日本吞并中国“二十一条”条约，新文化运动开始及护国运动，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等一系列事件。内忧外患让中国深深陷入民族危亡的空前危机之中。事实上，自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相对稳定的结构已逐渐被打破，政局动荡，中华民族一步一步走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一代代仁人志士，知识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救国图存之道。

以魏源为代表的爱国知识精英提出了“以夷之技以制夷”的思想。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开展了声势浩大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师夷长技，中体西用”，从而只是停留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器物制造层面上。随着技术学习和器物制造的深入，中体西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不可调和，促使人们深入探究西方物质兴旺发达的表象下蕴藏的东西。

甲午战争（1894年）爆发前出版了一本名为《盛世危言》的书，作者郑观应在自序中写道，“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本书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洋务运动及甲午战争的结局，也成为日后维新派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本书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他在休学耕读的两年期间，以及后来在一师求学时，都在反反复复阅读。1936年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两次提到这本书[3]。

然而，戊戌变法（1898年）的失败彻底破灭了有志之士从上而下改革的梦想。随之而来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国民改造浪潮，开始全方位了解西方文化历史，思维习惯，生活习俗，将以前寄希望于上层的维新变革，转向对大众进行西方文化思想的启蒙。欲挽救国家先改变民众。对国民的改造，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是改革教育思想，从学校做起，从青少年的教育开始。

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西方思想启蒙书籍是思想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本书宣扬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这既构成严复的政治理论基础，也是其教育思想基础。他早在1895年《直报》上发表题为《原强》的文章时就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人民大众的三个基本素质：“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新民德。”并写道，“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这三个素质中，将人民大众的身体康强放在首位。对于质疑在热兵器时代是否仍需要勇猛无畏的精神，他说，“顾今人或谓自火器盛行，懦夫执靶，其效如壮士惟均，此真无所识知之论也。不知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4]。”

可是，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深刻认识，刚开始并不为多数人接受。民国名将蔡锷将军在1902年谈及“原强”中这一观点时写道，“严子之《原强》，与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中，尤注意体育一端。当时读之，不过谓为新议奇章。及进而详窥宇内大势，静究世界各国盛衰强弱之由，身历文明之地，而后知严子之眼光之异于常人，而独得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又进而写道，“野蛮者，人所深恶之词。然灵魂贵文明，而体魄则贵野蛮，以野蛮之体魄，复文明其灵魂，则文明种族必败。”在列举了斯巴达、日耳曼等彪悍民族后说，“有坚壮不拔之体魄，而后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后能有鬼神莫测之智略，故能负重致远，而开拓世界也[5]。”

随着对西方文化了解研究的深入，这种身心关系也愈来愈多的被有识之士接受。

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著名“新民说论尚武”中，对野蛮与文明和三力（心力、胆力、体力），有精彩的阐述。他写道，“吾闻吾国之讲求武事，数十年矣，购舰练兵，置厂制械，整军经武，至勤且久，然卒一熠而尽者，何也？曰彼所谓武，形式也；吾所谓武，精神也。无精神而徒有形式是蒙羊质以虎皮，驱而与猛兽相搏击，适是供其攫啖已。诚欲养尚武之精神，则不可不具备三力。”论及体力部分，他写道，“体魄者，与精神有密切之关系者也。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6]。”《论尚武》其实就是对体育中最高层次的研究。如果与“研究”对比，梁文是从历史和思想深度层次的挖掘，而后者不仅有思想根源的追溯，更有对现实情形鞭辟入里的分析，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身为革命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蔡元培先生在1912年谈及德、智、体三育关系时写道，“修己之道不一，而以康强其身为第一义。”“为德道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并引用西方文化教育名言，即“康强之精神，必寓于康强之身体”[7]来阐明体育与智育、德育之间的关系。

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我们一代老师的陈独秀[8]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谈到“兽性主义”，认为“强大之民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玩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谈到青年说，“吾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身心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翼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勠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穷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9]1915年11月15日第一卷第三号“抵抗力”文中言，“抵抗力者，万物各执着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之谓也。”“呜呼国人，倘抛置抵抗力，惟强有势力者是从，世界强有势力者多矣。盗贼外人，将非所择。厚颜苟安，真堪痛哭矣！呜呼国人，须知奋斗乃人生之职，苟安为召乱之媒。兼弱攻昧，弱肉强食，中外古今，举无异说。”“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绝无逃遁苟安之余地。”[10]大力倡导斗争抵抗意志。在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上第一篇名为“新青年”的文章中，也就是更名后首期《新青年》，他把新旧青年，中外青年作对比，对我国青年的身弱体质及陈旧落伍观念深感忧虑，大声疾呼着青年人的家国责任，时至今日仍犹言在耳，能感受到那股振聋发聩惊醒梦中人的强音，指出，“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11]

对青年毛泽东有全面、深远影响和引导的杨昌济先生学贯中西，作为修身课的老师，对身体健康和意志有大量的论述，对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有独到理解并积极实践。他的“论语类钞”就是研究意志的文章，通过列举圣贤豪杰卓尔不凡的思维及行为准则来阐述修身之道。而在“教育学讲义”，“余改良社会之意见”等多处提出了体育锻炼的最佳方法，即户外运动[12]。他在“教育学讲义”中写道，“身体与精神有密切之关系，互相感化。例如身体强健，则精神壮快，若有病之时，则精神沉郁。身体之状态既为原因，而生变化于精神之上，精神又与影响身体。例如心感愉快，则身体之机能活泼；心感沉郁，则身体之机能缓慢。”[13]他进一步指出，“欲为生存竞争，则于身体为大活动，不可不强健其身体，即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14]明确体育为教育之基的思想。在谈到“体操科”时说，“体操在助身体全部之发育，整齐其姿势，坚固其筋骨，使动作灵敏。且教授合宜，可以养勇气，励志操，强自信之念，并能养成守规则、忍耐、克己等习惯，皆其效也。”[15]他又说，“余尝谓东西各新兴之国，皆新自野蛮进于文明，故有朝气。”[16]通过对历史上朝代盛衰的研究得出“立国不可无野蛮之精神”[17]的结论。

而青年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这个云集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先进教师的学校，与时俱进已把学生的身体锻炼放在首位了。

1913年制订实施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章程》中第一章“教养学生之要旨”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学生务宜谨于摄生勤于体育。”[18]

以上这些都是《研究》阐述的核心思想，而上面屡次提及的“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这句名言在青年毛泽东《研究》中也有类似表述，“身体健全，感情斯正。”[19]

从上可看出，体育或尚武是增强体质，进而健全精神的重要途径。健全的精神就是具有意志品质，而“意志也者，故人生事业之先驱也。”那么意志是什么呢？“武勇之目，若猛烈，若无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而青年毛泽东正是在此背景下，汲取了时代的精髓，写出了《研究》。在《研究》一文中，青年毛泽东将体育的功效归纳为4个方面，即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应该说是4个层级，并层层推进加以阐述。他认为，体育的大效果，体现在强意志上，即第4层级上[20]。这一观点与上文屡屡提及那句西方文化教育名言的内涵想通。

在此，有必要追溯“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的出处，读读古罗马诗人朱文诺的“第十讽刺诗”。全诗是这样写的：

你应该祈祷，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

祈求一颗不惧死亡坚强的心，

视生命的长短为大自然母亲最微不足道的馈赠，

一颗能够承受一切苦难，

既不懂愤怒，也不知欲望的心，

即便是赫拉克勒斯的磨难和苦役也胜过

萨丹纳斯帕勒斯的美人，酒宴和绒毛软垫。

我赞美的这些品德，你能自我修炼。

因为享受宁静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德[21]。

简单的说，健全的精神来自健康的身体，而健全的精神就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这就是意志的核心内涵。

青年毛泽东敏锐捕捉到了时代的先声，将民族强烈的呼唤与自身的渴望融入一体。他在“讲堂录”中写道，“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22]然而，人生中第三关，即意志生死关，是每个志存高远之士，完人们必须翻越的一大难关。毕竟，本能反抗与自觉斗争不在一个层面。比青年毛泽东早出生十多年的杨度，有句尽显湘人血性，豪气冲天的话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23]这既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湖湘文化诠释，也是对意志的诠释。

2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伟人也不例外。梳理《研究》写作发表前后青年毛泽东体育活动情况，可比较清晰地看出其对体育的认识过程。这里，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六段运动”。在《研究》最后部分《第八运动一得之商榷》中，青年毛泽东介绍当时在做的“六段运动”。沈寿认为，“六段运动”，实际上是一套导引套路。是融入了我国武术基本功（或称“武术导引”，如“武八段锦”“易筋经”之类）和舞蹈等成分，并吸收了欧洲健身操的分类法。

1914年，杨昌济先生就曾创编了一套七段功......毛泽东同志创编的“六段运动”，很有可能是受了杨昌济先生的启发和影响......从现象上看，青年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和吸收了杨氏创编“七段功”的精神[24]。

对于“七段功”的功能，沈寿分析，杨昌济先生主要是为了消除学习，工作带来的疲劳，为自己的保健需要而创编的一套保健操。

笔者认为，“六段运动”这种运动方式最多达到青年毛泽东所说体育效果的4个层级中的第3层，也是多数人达到的层级，我们可将前3层级归为身体健康级，这与要到达的第4层级，即“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还有差距。《研究》中，举了冷水浴为例，来培养意志品质或说达到这一层级。文章其实在围绕达到这一层级在论述。看看这些例子：仲尼取资于射御，德国击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严习斋学击剑之术于塞北，顾炎武，南方人喜好居北方纵马驰骋。他曾在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非常崇敬当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西奥多·罗斯福在一次演讲中，被人刺伤，血流肠露，坚持演讲完后才就医之事，称赞其，“未尝不叹其勇且壮”。再看看这些用语：“野蛮身体”“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武勇之目，若猛烈，若无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冷水浴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是以练习敢为”[25]等等。这表达了时代的呼声，中华民族太需要这种精神意志了，这为大众身体锻炼勾勒出了路径。同时，青年毛泽东也明确了自己下一步的运动锻炼方向。

现在探究一下毛泽东一生钟爱的冷水浴和游泳的情况。青年毛泽东在写《研究》时，这两种运动，应该说，都还未实行。

我们知道，冷水浴最先是杨昌济老师向学生们推荐的。从杨昌济老师《达化斋日记》得知，他最早是在1914年9月28日开始行冷水浴[26]，然后于同年11月21日拟定的修身问题中有一道题是，“试言冷水浴之益处？”（卫生部分第60题）[27]。周世钊所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一书，有专题谈及冷水浴。现摘录冷水浴部分几个要点：

毛主席最初练习冷水浴是从炎热的夏天开始的。由夏天到秋天，由秋天到冬天，天气虽然渐渐冷下来，他这每天早晨第一课的冷水浴却没有一天停止过[28]。

从上可得到如下信息：（1）青年毛泽东实行冷水浴是从夏季开始的；（2）时间是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冷水浴是从哪个夏天开始的呢？青年毛泽东1916年4月12日致萧子升信中为我们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信中，他谈到了在校从早到晚的全部安排，称作“五段课程”，即“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以一时运动。”[29]此“一时运动”的内容，推断应是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六段运动（为“粗涉各种运动”阶段），而早晨没有安排任何锻炼。

1916年夏天是否已开始冷水浴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得弄清青年毛泽东大致在什么时候对体育健康问题有兴趣并开始研究的。单从致师友的信来看：1915年9月6日写给萧子升的信，涉及到伟人豪杰与身体锻炼问题。9月27日，也是给萧子升的信，在末尾说，因拉肚，感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望对方也重视健康[30]。1915秋冬，是思想比较波动的时期。他感觉一师在学业上已不能给他更多的指导，满足不了他的学习要求，又对人约束太多，因而想离开。据周世钊先生回忆，1915年底他都准备退学了[31]。然后，就是1916年4月12日信中提到的“五段课程”中的“熄灯后以一时运动”。6月24日致萧子升信，忧伤病中的母亲，信末尾再次有“爱护身体”言论。7月25日致萧子升的信是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是其思想上一个重大节点，一个鲜明的立志宣言。尽管当时中国时局动荡，前景不甚明朗，但他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了然于胸，提出“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未来的目标明确，当下自己要做什么明确。在叙及世界形势时，对美国的情况尤其关注，谈到西奥多·罗斯福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其“勇且壮”的意志力。这里不能说“完自身”、“止有磨砺”与“勇且壮”之间没有联系。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完全就是《研究》一文的思想内核，写作提纲或是简述。如果《研究》着重体、德、智的顺序，本末问题及写作动机的话，那么这封信再次简单明确地告诉我们写作《研究》的动机：解决敢用知识问题。当对事物有正确的认识时，是否敢在行动实践中坚持呢？即“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32]。要学好德智，无好身体不可；要用好德智，无意志不可！这些是我们从青年毛泽东给师友信中得到的。

此外，在1916年暑假里，青年毛泽东因为体育问题专程去高桥塘冲拜访了柳午亭先生，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仿[33]。如果这个夏天开始了冷水浴，则在1916年12月前后完成的《研究》中应有所反映，而不会仅仅提到“六段运动”及其效果。他在1916年12月9日信中有一句“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与他在《研究》中介绍“六段运动”时所写“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两者不仅语义十分近似，而且是同一时期所写。实际上，如将1916年12月9日信看作《研究》的另一版本的话，两相比照，会有更多发现。青年毛泽东身体锻炼的出发点是“弟身亦不强”，而研究体育的出发点是“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两者相同。

再从文章结构来看，《研究》除前言外，另有8个部分。其中，前4个部分是关于体育的本质论述，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的认识，后4个部分是作者自己体育实践经验的心得体会。在第6部分“运动之方法贵少”中，对锻炼方法多寡与锻炼目的关系有形象生动的比喻和高度概括：“巢林止于一枝，饮河止于满腹，吾人惟此身耳，惟此官骸藏腑络耳，虽百其法，不外欲使血脉流通。夫法之致其效者一，一法之效然，百法之效亦然，则余之九十九法可废也。”随后在第8部分，即是最后一部分“运动一得之商榷”中，就详细介绍了“六段运动”。两部分的逻辑关系十分明确。而“六段运动”的形成过程本身，并非那么容易简单，也是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多到少的过程，即“愚既粗涉各种运动，以其皆系外铄而无当于一己之心得，乃提絜各种运动之长，自成一种运动，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34]写作《研究》时，强调的是“运动之方法贵少”，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多。认识过程就是如此辩证有趣。这些都说明，当时的自觉运动只有“六段运动”，冷水浴开展时间应该在1916年之后。

至于青年毛泽东热爱的另一体育项目游泳的开展时间，就更加清楚了。1925年青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有关游泳而又远远不止是游泳的著名词《沁园春·长沙》。在1958年出版自己的诗词集时，他为此词写有注释：“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水中。当时有首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35]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不仅字字句句都值得深研，而且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各个要素缺一不可。究竟是哪年夏天涨水呢？这里把1913年春，青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年后该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1918年夏，从一师毕业，这段时间湘江涨水情况了解一下。据《中国水灾年表（1840-1992）》，1913年湖南局地水灾，1914年和1915年湘江大洪灾，1916年湘江无水灾，1917年湘江水灾，1918年湖南局地水灾[36]。1913-1915年可以排除，（1）是根据前面青年毛泽东的信函；（2）是1915年及之前，青年毛泽东注意力集中在外部发生的事情和知识的学习上。1915年5月与同学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及9月的征友启事，多少可得知他的一些内心活动。

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有些体育活动的描述：

杨怀中先生对同学的影响不仅在讲学上，而且在生活规则或规则生活上。他废止朝食，行深呼吸，主静坐，作体操，成年行冷水浴，冬天也不间断。青年热情的毛泽东、蔡和森等模仿他，大概有一年多二年他们都不曾吃早饭。以后更进一步，每天只吃一顿。一个假期内，毛、蔡和张昆弟同志三人住在长沙对河岳麓山上的爱晚亭读书、修养，每天吃新蚕豆一顿，既废朝食，也不晚餐。在那里他们每天清早在山上打坐，然后下来去塘里或河里洗冷水澡。这样继续到假期满后回校，到冬天十一月里还不停止。毛泽东同志等更扩大浴的范围。在太阳下面，在大风里，在大雨底下，赤着身体让晒、让吹、让淋。泽东同志叫这作“日浴”“风浴”“雨浴”。那时他们也常去水陆洲---湘江游泳[37]。

关于这“一个假期内”，周世钊在《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里也有相关叙述：

1917年和1918年的两个暑假，毛主席都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除开有一个时候到外县旅行外，每天都要到桔子洲边游泳一回。他这时共同的游泳伙伴是蔡和森、张昆弟几个同志[38]。

青年毛泽东的两位同学，革命先烈张昆弟和罗学瓒的日记均对1917年的情况有较详细的记录。

《张昆弟日记》有大量丰富体育活动记载及有关体育锻炼，磨炼意志的议论。据《张昆弟年谱》，1917年7月31日至10月2日“《张昆弟日记》记载的64天里，就有雨浴1次、露宿2次、划船2次、登山5次、游泳24次。”需说明的是，在8月4日、7日和9日的日记中均提到涨水情况。直接提到与青年毛泽东一起锻炼3次，其中游泳2次。多次提到静坐，在9月3日写道“自乔市归校后，每日早起至后山静坐运动共数十分钟。”9月22日始废止朝食。而且参与这些体育活动的人数少则二、三人，多则数十人[39]。

阅读罗学瓒烈士1914年至1918年的日记发现，1917年前3年的体育活动很少，仅提到1次，而到1917年，体育活动可谓激增，给人有突然爆发之感。游泳活动3次，另外，10月8日“与毛君泽东等复往河干洗擦身体一番，大好畅快。”野游2次，另有，五月四日记载“近数星期来，于每下午与同学远游三四里处，或临山、或眺水，觉心志愉快异常，真有大益处，较之闷坐书斋，不啻天壤矣！”五月二十一日有“今日定一功课表，在家是切实践履之。晨起，往野外行呼吸运动......晚餐前，野外游息或读诗。”日记里同样有大量涉及健康锻炼的言论，且提到参与这些体育活动的人数：少则二、三人，多则数十人。有5次提及青年毛泽东[40]。

1917年，青年毛泽东与同学们一起锻炼的这种群体性的，有组织的团体活动，在他的另一首有关游泳的应用诗中也有所反映：

他担任学友会总务兼研究部长的时候，就着手游泳组，他自己起草游泳组的启事，贴在“学生揭示处”：“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适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41]

由于青年毛泽东在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8月15日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42]，即是说1918年不可能“直到隆冬，犹在水中”。综合以上信息材料，至此，可以肯定，《沁园春·长沙》描写的游泳时间是1917年夏天，是对在洪水滚滚，波涛汹涌，充满惊险的这个夏季开展游泳活动的深情回忆，是作者及同学们搏击风浪，超越自我的描述，更是作者睥睨天下，壮志豪情，气度雄远，酣畅淋漓的表露！

青年毛泽东的求学经历在他的同辈人中是不同寻常的，在今天看来也与众不同。不管是不断变换老师也好，还是学校也罢，有一条贯穿其中始终不变的主线：那就是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知大本大源的探索。不止步于了解事物的表象，更想深入事物的核心本质，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当这种探索的目标，具体为“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时，改造内外部世界的方法，路径就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作为读书人的青年毛泽东有“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43]的思维，对事物首先要从理论上作充分的研究，从而实行起来才会不怕困难，坚决持久。

其实，青年毛泽东在《研究》的篇首写得明明白白，且反复强调对于体育“提倡者不得其本”“伤提出者不得其当”“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而“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之自觉不可”。那怎样才能做到动其主观而自觉呢？很有意思的是，青年毛泽东1916年暑假步行去杨昌济老师家以及柳家“黄棠山庄”本身就是对体力要求较高的身体活动，是种很好的身体锻炼，但当时他并不自知。他认为，“事之见于行为也，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有然为智。明白周详知所以然者，即自觉心也。”而对于《研究》中提到培养意志的诸多方式，明确坦言，“所言并非皆已实行，尚多空言理想之处，不敢为欺。”[44]

杨昌济老师说，“余生平持论，谓欲为政治家者，先不可无政治家之学问。今之从事政治运动者，多缺此一段预备功夫，故事到手来，总办得不好。”[45]并指出“凡欲意志活动完全，必须确有识见。”[46]

《体育之研究》就是极具识见的政治家之学问，就是政治家的一段预备功夫。它通过大量列举古今中外立功建业者及先进国家和族群对体育的认识和实践，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体育锻炼的本质问题，并透彻分析了我国民不好运动的根源及现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与方法。这也是作者对自己今后身体锻炼的理论预演，充分显露出未来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战略家，政治家的本色，即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必须先有深入全面的理论研究，谋定而后动，用理论指导行动的思维范式。用他后来在《实践论》中说的就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7]

3 绝云气，负青天

鹰击长空，离不开一双强劲的翅膀。漫漫征程，需具强健体魄和不屈意志。青年毛泽东通过体育修炼找到了通向意志的道路。然而，体育运动形式本身繁多，选择什么样运动既能锤炼意志又符合个性呢？对此，《研究》中已有论述，主要是从动静状态来分析。然而动态形式的体育活动也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又可分为室内户外活动，有氧无氧等等。但能配得上野蛮又顺乎人之天性的运动，当然是户外活动。这点，在《研究》中同样已流露出极强的倾向，杨昌济老师对户外运动也是大力倡导。

青年毛泽东和同学们视苍茫大地为一大运动场，用冷水浴、游泳、露营，爬山、远足等等形式来炼体练胆，在骄阳中，在风吹雨打中随心所“浴”。在山中，在城墙上高亢激昂，以声养浩然之气。这一切充满着野性，这些“野蛮身体”的运动，完全契合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48]对高远人生的入道要求。青年毛泽东及其同学们已大大超越同时代的人，通过体育修炼增其所不能，并预演了前进道路上的惊涛骇浪。

4 结 语

有句话，伟大的人不是生来就伟大，而是成长过程中显示其伟大的。青年毛泽东对体育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为健康而锻炼，为意志而研究，为“野蛮”而徜徉于山水间。这一认识过程有别于前面提及的蔡锷将军。这是一个急于投入行动而又渴望理论指导的青年书生探索事物本源的一个具体事例。青年毛泽东《研究》写作发表前后的体育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自觉的锻炼只有六段运动，虽然也经常有远足，爬山等活动，但并没有认识到其锻炼体魄意志的内涵。《体育之研究》的写作与发表，既是青年毛泽东体育思想及实践的分水岭，也是整个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节点。今天，我们回顾青年毛泽东认识实践体育的过程，探讨青年毛泽东奋斗精神源泉，应该对新时代教育观和体育观有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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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1994：13.

[3] 斯 诺，等.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M].刘统编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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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兴国编，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9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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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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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金民卿.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之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4：

[19]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61.

[20]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9-61.

[21] en.wikipedia.org/wiki/Men_sana_in_corpore_sano You should pray for a healthy mind in a healthy body. Ask for a stout heart that has no fear of death, and deems length of days the least of Nature’s gifts that can endure any kind of toil, that knows neither wrath nor desire and thinks the woes and hard labors of Hercules better than the loves and banquets and downy cushions of Sardanapalus.What I commend to you, you can give to yourself; For assuredly, the only road to a life of peace is virtue.

[22]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30.

[23] 杨 度.湖南少年歌[N].新民丛报，1903-10-04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刊）.

[24] 沈 寿.毛泽东“六段运动”考辨[J].体育文史，1994，2：9~10.

[25]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6~64.

[26]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72.

[27]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128.

[28] 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78：20.

[29]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3.

[30]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20~27.

[31] 金民卿.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之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0.

[32]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3~53.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3.

[34]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6~66.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34.

[36] 国家防讯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附录一 1840年～1992年水灾年表.中国水旱灾害[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519~520.

[37] 刘统编注.斯诺等.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73.

[38] 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78：29.

[39] 刘万能编著.张昆弟年谱[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185~227.

[40] 参见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编印：.罗学瓒诗文集[M].株洲：株洲市委机关印刷厂，1994：13~55.

[41] 王以平.走出韶山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109.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7.

[43]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31，第56~62.

[44]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6~62.

[45] 王兴国编.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67.

[46] 王兴国编.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74.

[47]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著作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79.

[48] 孟子.告子下.孟子[M].过常宝等评注.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471.

“A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 Article of Revealing the Power of Sport, and Self-cultivation and Resolution

QIN Jian

Institute of Sports History,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The article“A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y youth Mao Zedong at the age of 23 is full profound thoughts with broad prospective covering philosophy,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 at home and abroad, culture and education, view of life and so on, which is more than an artic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 probe is made into the process of youth Mao Zedong’s cognition to physical education: “A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theoretical article that deals with the nature of sports, i.e. willpower, and life and death as well as one about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of an initial sports practice. By comparison with the changes of sports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writing and publishing of “A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footprint of youth Mao Zedong’s cognition to physical education, or the route map to his greatness, is clearly visible.

“A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 Power; Self-cultivation; Resolution; Nature of sports

G812.9

A

1007―6891（2021）01―0005―07

10.13932/j.cnki.sctykx.2021.01.02

2020-03-09

20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