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静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当前有关新媒体和社会治理的讨论，大多将新媒体视为一种新的技术工具和工作手段，主要从治理效率和效果角度去考察新媒体的作用。但是，这样的观察方式，只是注意到了技术功用的表层现象，却忽略了新媒体给整体治理环境带来的深刻变革。新媒体便捷的沟通手段，的确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工具性效用——更为直接、更加迅速的监管与反应，但更重要的是，新媒体改变人的生活、行为和交往方式，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从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社会形态，为社会治理的观念和制度转型创造了新的土壤和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发挥新媒体的工具性效用以提高治理效率，而且更需要在深刻理解新媒体对人的生活、行为和交往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革的基础上，创造出与之适应性更强、匹配度更高的治理机制与治理方式，这才是数字治理的关键所在。大体而言，新媒体对人的生活、行为、交往方式的改变，具体体现为个体的流动性——抽象的思想观念和具象的身体的流动性——更大。传统社会相对静止、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结构，越来越被日益流动而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所取代。新的秩序在不断变动中沉淀又重组，由此带来冲突的可能性与合作的必要性也更高，为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如此背景下，我们党的传统“法宝”——统一战线——再次凸显其独特魅力：只有坚持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才能在新媒体环境下、大流动和大变局中更好地凝心聚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