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贵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昆明65011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到昆明，在1938年至1946年联合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这所大学名家荟萃，大师云集。他们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硕果累累，超越一般。同时，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爱国主义。在今天，认真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当代启示，对于当前的“四史”教育，对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强烈的担当精神

“七七”事变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们忧心如焚，对祖国和民族的未来焦虑难安。当时，国内许多知识分子的抗战主张表达了他们的心声（罗隆基、吴晗、潘光旦等西南联大的教师就是后来成立的民主政团同盟的领导人）。

早在日寇侵入华北的时候，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就提出“中国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应自对日战争始”，卢沟桥事变前夕，该党向国民党提出了八条抗日主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就发表了《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要求国民党实施抗战救国的政策，号召全国各地的救国会及其成员，“随时随地都准备着以他们所有的一切，贡献给他们的民族”，号召“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东亚的和平而战！为人类的文明而战”［1］！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非战无以求生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们致电宋哲元等，提出坚决抗战，“愿为后盾”［2］496。当时，国内各报刊纷纷主张武装抗日，例如，上海《申报》提出：“我们全国军民誓当为二十九军后盾，使侵略者不能越雷池一步。”上海《大晚报》说：“我们只有一句话‘唯抗战而已’。”上海《大美晚报》提出：“今日中华民族之出路，惟有努力自卫……全国上下，速起下最大之决心，作最后之牺牲，中国之存亡，悉在此一举，勉哉勉哉！”［2］498

这种担当精神，表现在西南联大，就是用实际行动进行教育救国。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华罗庚、黄子卿、陈省身、范绪筠、张青莲、王竹溪、张文裕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条件优越的国外回国，来到云南这个偏僻的地方，为祖国的教育科研作贡献。无论从个人的物质生活，还是科研教学条件，远远不能和他们当时所在国家的条件相比。例如，当时黄子卿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搞研究，条件优越，这个学院想尽办法挽留他，但他坚决要回国。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的家在中国，我一定要回去。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以美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留下来做研究也许会做出更杰出的成果，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国家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她出力的。”他还说：“当今吏治腐败，我绝不去做官，也不打算弃学经商。教育界虽清苦，却是儿尽责之处也。”再如，当时华罗庚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剑桥大学提出用优越条件留下他，被他拒绝了。这种担当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前提。新中国建立时，华罗庚是美国伊里诺大学的终身教授，但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他于1950年带领全家人回到祖国。在回国的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学美国的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西南联大师生的担当精神启示我们：

第一，要有新时代的担当精神。西南联大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在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征程中，我们要继承和进一步弘扬这种担当精神。担当就是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责任比泰山还重。这个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这种新担当的要求，体现在政治担当、历史担当和责任担当。所谓政治担当，就是要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忠诚，尽职尽责；对各种有悖于党的领导、有悖于社会主义制度、有悖于人民利益的各种行为做斗争，要敢于亮剑，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所谓历史担当，就是要有时代感。时代不同，人民的需要就不同。例如，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为建国初期，我们缺的就是物质和文化，所以，当时对我们的要求，主要就是如何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即着重解决人民吃、穿、住的基本问题，解决人民的基本文化问题。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上述主要矛盾基本得到了解决。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原来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我们就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就没有历史担当。所谓责任担当，就是要求各行各业必须尽职尽责，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指出：“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因为“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第二，弘扬担当精神，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任重道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中华民族有益的格言，正是西南联大担当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特别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的结合，强调在做事与做人二者问题上必须将做善良的人放在首位。在国家与家庭二者问题上，必须将国家放在第一位。在家庭和个人问题上，必须将家庭放在第一位。善与美不能分开，在儒家传统看来，善的就是美的。今天，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继承、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中国革命文化。对待传统文化，当然不能一概吸收，而是要吸收其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习近平指出：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第三，弘扬担当精神，需要弘扬革命文化。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要有“温情和敬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文化。继承和弘扬这些革命文化，对于坚持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例如，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坚定理想信念，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百折不挠等；井冈山精神：敢于继续斗争，坚持理想信念，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紧紧依靠人民等；长征精神：坚持理想信念，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团结奋斗等；延安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等；西柏坡精神：为了实现奋斗目标，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只有弘扬这些精神，才会自觉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

第四，弘扬担当精神，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将担当精神的根扎得更深，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中国价值的作用。习近平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否则，这个国家就会陷于一盘散沙，不能团结，就没有力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他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升华，是我们这个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的不断追求，是中国各民族的追求，就是在当代，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3］169。因此，弘扬担当精神，就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

中国广大的民众历来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然而，没有团结的爱国是不结果实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过去一盘散沙，所以有外族的入侵。

西南联大在八年的办学过程中还体现了一种反映西南联大现实特点的精神——团结。这种团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尽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办学方面各有特色，比如，北大是文理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主要突出的是理工专业特色；北大、清华都是公立学校，而南开是私立学校，这也是差异所在。然而，他们都将国家、民族的团结、利益放在首位。为了救国图存，三个学校却“合作无间”，“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当时西南联大的总教务长郑天挺教授也认为“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相互促进，这是取得惊人成绩的重要原因。

西南联大的团结精神表现在从上到下、从教师到学生、从教学到行政等各个方面。西南联大成立前，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而南开大学是私立的大学。西南联大刚成立时，曾定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一年一轮。而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将权力委托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常到重庆为西南联大联系政府与社会各界，实际上西南联大由梅贻琦负责。这也反映了北大、南开二位校长能够从全国大局出发，自觉维护西南联大的团结意识。这种团结保证了西南联大的稳定。如果三位校长为了各自的利益，即使是各自学校的利益，都会发生“轮流坐庄”的情况，那么，矛盾就难以避免。

西南联大教师之间也很团结。虽然教师之间为学术发生争论，但在相互关系上却能够相互关心，他们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生活中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克服当时的物质困难。他们总的目标就是致力于学术救国。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力量，而伟大的力量来自伟大的团结。没有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就不可能弘扬中国精神，不可能发挥中国力量，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梦。这种团结主要体现在：第一，政治上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留学生、海外华侨同胞和其他人士都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第二，民族要团结。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使全国人民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证明，没有民族的团结，国家就可能分裂。民族之间的团结是国家团结的重要基础。第三，要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只有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全国人民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才能凝聚各方面力量。这就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三、“刚毅坚卓”的意志和满腔的爱国激情与淡泊、宁静、致远的博大情怀的统一

在历史上，不乏爱国的行动，但不少爱国行动因不同的一些原因而流产。只有坚强、果敢、坚韧、超越一般，才能将爱国主义的精神贯彻到底。

干事业，需要刚毅坚卓。《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周易》提倡君子当自强不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热情。黑格尔说过，一个有热情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干事业，同样需要“非宁静不足以致远，非淡泊不足以明智”的情怀。这些精神集中体现在西南联大精神上。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刚强不屈、坚定不移；卓，超越一般。这个校训，蕴含着西南联大精神。这种超越一般，有多方面的内涵和表现，一是克服物质的匮乏超越了一般。二是西南联大人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克服一切困难、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超越一般。三是西南联大人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为成就学术救国、以文化振兴民族的大业出产的成果超越了一般。这正是在抗战时期对苦干、实干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这一精神最能反映出整个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精神风貌。如果说西南联大的校训较为含蓄，那么，西南联大校歌的爱国主义热情则更加鲜明、生动、震撼人心。歌词写到：“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校歌反映了西南联大师生不畏艰难险阻，救亡图存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其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原打算迁到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不到两个月，日军攻占南京，湖北、湖南二省战事吃紧，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决定立即迁往云南。这种不怕艰难，千里远行，正是“刚毅坚卓”的生动体现。

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很差，一是反映在个人生活方面。陈寅恪写诗道：“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4］吴晗卖掉了自己多年研究的明史著作，生物系的沈嘉瑞卖掉了自己的箱子，闻一多以刻章补贴生活，萧涤非将自己心爱的第三个孩子给别人抚养，等等。然而，这些都没有动摇他们学术救国的坚定信念。二是反映在西南联大学校方面。杨振宁说过：西南联大的教学质量是高的。当时，西南联大各方面的物质条件很差，没有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楼房，有的只是茅草盖的教室和图书馆。学校的书籍远没有今天大学里图书馆的藏书丰富。然而，他们很珍惜已有的书籍，他们教学非常认真，学生听课笔记一丝不苟，作业完成得很好。这些靠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学生们学到了许多知识。西南联大的教室和设备是极为简陋的，到了冬天，教室又冷又透风。上实验课时，西南联大的设备也很少。但是，总的说来，学校的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杨振宁说他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听课的笔记。这些说明了当时西南联大师生的高尚情怀和纯洁追求。这些不足的物质条件，在精神方面得到了弥补。

西南联大人既刚毅坚卓，又淡泊、旷达、乐观。据西南联大学生马逢华《刘文典教授》中回忆，有一次，刘文典讲《红楼梦》时说：“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他就拿起粉笔，写下了“蓼汀花溆”。今天，我们从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日记中看到，即使在很繁忙的时候，梅先生都会抽时间看风景、看戏、看竹，这种旷达、淡泊的境界，是一种超越的境界、艺术的境界。这种生活，在西南联大教授中比比皆是，例如，郑天挺喜欢自然，喜欢文化鉴赏雅趣，喜欢各种游艺活动，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给与肯定等。黑格尔指出：“从一方面看，美与真是一回事。”我们看到，西南联大人都很真实，也许与超脱有关吧。尼采说过：艺术具有“拯救”和“医疗”的作用，它带来 “崇高”和 “滑稽”，崇高抑制恐怖，滑稽是对荒谬的厌恶。真实而有理想的西南联大人追求崇高，用学术救国，厌恶低级，也就很自然了。

淡泊、旷达、乐观的人生，必然也是清廉的人生。例如，国民党政府曾经给西南联大25位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另外一笔公费补助，可是，老师们却谢绝了。西南联大专家们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笔精神财富。

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师生淡泊、宁静，体现了将刚毅坚卓意志与宁静致远情怀的统一，这是他们取得惊人成就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两院”院士中，西南联大师生曾经占173位；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曾经有8位。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的。在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们需要弘扬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坚强意志与淡泊、宁静、致远的博大情怀相统一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这就要求：第一，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身上的钙，它有支撑、动力、凝聚、提升等重要作用。有了这个钙，才能抵制各种侵蚀，才能一往无前。第二，在前进的道路上要不怕困难，敢于克服困难。当前，国际经济低迷，国内经济也需要我们克服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发扬斗争精神，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四、正确的政治方向

历史证明，愚忠不能救国爱国，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历史上，岳飞等人不可谓不爱国，可是，他们毕竟是把忠君与爱国混淆起来，把皇家天下与国家等同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各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道路是独裁、内战、卖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才是正确的方向，最终，他们放弃了中间道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历史证明，爱国一定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否则，是没有根本的效果的。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一定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五四”时期，总的来看，对民主有朦胧的认识，对自由的探讨较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到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从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在西南联大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西南联大广大知识分子坚持独立的精神，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学术的束缚。1940年7月，国民党当局要求西南联大迁往四川叙永，遭到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的拒绝。再如，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要求在校任行政职务的人加入国民党，西南联大教务长杨石先表示，宁愿辞去行政职务，绝不加入国民党。陈序经是法商学院院长，他明确表示，宁愿辞去院长职务，也不加入国民党。有的院长在国民党威胁下，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他们从来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很多系主任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当局“邀请”西南联大教授20多人，“劝请”他们加入国民党，在没有教师同意的情况下就克扣他们的所谓党费，引起老师们的强烈反对。经济学家陈岱孙后来回忆说，国民党控制了别的大学，但只有西南联大没有被控制，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西南联大简直就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透的坚固堡垒。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后来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同盟的政纲，主张继续抗战，反对对日妥协投降；主张团结，反对分裂；主张民主宪政，反对一党独裁。1944年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组为云南支部，推罗隆基、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为委员。中国共产党称民盟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是应该支持和争取的中间势力。在云南，昆明学术界成立了宪政研究会，并于1944年5月发表《我们在实施宪政以前的要求》，指出： “经过七年抗战，今日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了严重危机，中华民族的生命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中国国民今日的要求，是立即实现民主，不是预备立宪，更不是一纸空头支票的宪草”。他们向国民党提出了十八项实行民主的起码要求。同年7月7日，闻一多、潘光旦等16位教授出席在云南大学举办的“时事座谈会”，潘光旦指出：“今天不是‘躲’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追求光明，打倒黑暗！”针对国民党战场的溃败，闻一多指出：“不幸得很，战事正走向失败的方向。”他号召青年们“不能使自己一手所造的神圣抗战失败”。他还在《华西日报》上发表《可怕的冷静》一文，痛斥国民党粉饰太平。同年8月18日，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闻一多、冯友兰、吴晗、曾昭抡等11人参加“时事座谈会”，提出：一切重要的焦点在政治，要求改革［2］586。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此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9月24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在迁川大厦集会，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抨击国民党独裁，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0月10日，昆明5000人举行群众大会，李公朴、闻一多、罗隆基等呼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学生在西南联大新校舍草坪上召开了反内战争和平的座谈会。到会师生5000余人，钱瑞升、费孝通等发表演讲，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次日，发动了联合罢课。28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罢课委员会，发表了《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应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29日，全市学生游行。12月1日，国民党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在演讲中指出，这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2月2日，西南联大教授会一致决议向军事委员会和重庆高等法院控告事件制造者关麟征、李宗黄，并招待记者，说明真相。12月6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屠杀学生的罪行。重庆、成都、上海等地纷纷举行游行，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罗隆基沉痛地指出：“今天这个世界比地狱还黑暗……我们今天与其说给死难师生开追掉会，不如说给法西斯开追悼会。”

尽管民主党派中的不少人主张的是资本主义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有所不同，但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这与中国共产党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一致的，是进步的。而且，后来他们最终看清了中间道路走不通，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道路。例如，在1946年6月28日民盟举行的招待各界人士的会上，闻一多就说道：我们过去那种“严守中立”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就是“自欺欺人”，再不能做“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的中立者”，要站出来“明是非，辩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5］。他开始认识到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正是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西南联大师生才会勇往直前，学术研究才会具有无穷的动力。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仍然是极端重要的。在今天，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是以下方面：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只要懂得近代我国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有必然性和重要性。当前，全国开展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就是要让我们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要懂得这个道理。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6］。

第二，必须坚定道路自信。习近平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3］21中国共产党正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革命才取得胜利。也正是找到了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才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才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见，道路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

第三，必须坚定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诞生过去了170多年，但是，其基本原理仍然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四，必须坚定制度自信。习近平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7］119虽然我们的具体的体制、机制、程序、运行等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中国的发展的，是优越的。我们要发展我们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制度自信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

第五，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根本、更深厚的自信。我们必须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这并不是说要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是要以开放的胸襟，借鉴别国对我有益的东西，通过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文化。西南联大的学术成就就是这方面的体现。

五、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中西结合、坚持自主创新的治学方法

历史证明，爱国必须要有正确的途径和方法。闭关锁国也不能救国，只有对外开放，善于学习借鉴别国的长处才是正确之路。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中国缺乏形式逻辑和实验科学。黄子卿就研究方法问题说过：实验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只有实验才能发现真理，不动手做实验是不能搞出新成就来的。他还说：以马车为例子，马就好比实验，车就好比理论；马要在前，车要在后。如果把马放在后边，车就动不了啦，如果一个理论只有很强的数学逻辑性，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它就像街亭的马谡，纸上谈兵头头是道，而临阵考验，则全线垮台。不过这样的理论仍有它的地位，正如马谡仍可用作军事参谋那样，但不应占太长的篇幅耳。他说，过长的数学推导，不仅使价值和篇幅间的比例互不相称，还会使读者沉醉于数学过程，忘记科学本身。他强调科学的核心是一个“新”字：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公式、新的技术、新的数据。华罗庚曾经谈到研究方法时说过，他主张读书要“消化”，要读懂一本书，不能贪多。他认为研究问题有以下几个不断提高的境界：模仿，按照现成方法解决新问题，创造方法，开辟新方向。这会让后人研究几十年。他还谈到学会“漫”的方法，就是逐步将研究的领域拓展开来。

融汇东西文化是西南联大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既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从发达国家学习到了数学方法、逻辑方法、实验方法等。在学习研究中，他们注重创新。物理学家吴大猷，在原子和分子的一般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物理学家吴有训在X射线、特别是对散线和吸收方面作出了贡献。数学家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叶企孙在国内第一个研究磁学，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的贡献。陈寅恪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等，历史学家钱穆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都是学术经典。

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校时，编了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据这本纪念册统计，在西南联大179位教授中，有97位留学美国，38位留学欧陆，18位留学英国，3位留学日本，只有23位没有留学；在西南联大3位常委中，有2位留学美国；5个学院的院长全部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博士；26个系主任中，除了中国文学系和2个留学欧洲大陆，3个留学英国外，其他都留学过美国。这些知识分子，很好地学习到了西方自然科学的逻辑、实验等方法，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的不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幼年在国内也受到国学的滋养。当时，西南联大师生中，文理科相互听课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何兆武说过，吴宓先生教授西洋文学，陈岱孙先生教授西方经济学，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教授西方哲学，但他们的中学修养都是极为深厚的。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要弘扬西南联大创新精神：第一，要坚持对外开放，牢固树立和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充分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推动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思想，充分领会和具体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精神。第二，要坚持“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之路。我们看到，西南联大大师云集，这是他们成就巨大的源泉。而人才又与文化、教育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第三，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容纳、用好各方面回国的人才，善待人才，是我们的责任。

六、严谨、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

黄子卿说过，搞研究不能浮躁，不能急于一下子搞出成果，而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劳动。杨振宁说过，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到1942年，他念了4年的书。他说，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时间，进校学习的学生不少，八年进校8000多本科生；真正能够毕业的却不多，只有2500人左右，真正实行了宽进严出。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求实的。那时西南联大的课程，老师准备充分，学生勤奋好学，习题做得很多。杨振宁说，他在西南联大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譬如说，那时他学到的场论比后来他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场论要高深，达到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要弘扬西南联大严谨、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教导，增强狠抓落实本领。这就要求：第一，弘扬实干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第二，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所谓自我革命，就是要敢于刮骨疗毒，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不忘初心，必须牢记使命，为此，“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7］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