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苏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指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提出，要完善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2021年3月20日。因此，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出发，在推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需要以开放性思维，跳出农村的地理和空间边界，着眼于乡村振兴时代城乡居民在消费、生活和生产方面的融合。实际上，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2)叶 林，杨宇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9日第1版。流动人口无法真正融入本地城镇生活是建设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背后有其文化层面的矛盾，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文化差异的问题。网络媒介既是新型基础设施，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网络媒介不仅可以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直接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可以发挥媒介作用，通过构建城乡网络文化共同体来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以网络媒介为载体建设城乡文化共同体，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的根本体现，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同时也是从供给侧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一、链接关系：网络空间作为城乡文化共同体式的有机体

网络公共空间的非在地性是地理空间距离的良好补充。尤其是网络媒介的时空转向使信息传播跨越了地理条件的限制，受众许多原本基于地理空间的活动和交互都可以置身于网络空间中来完成。地理空间原来赖以维系的聚合性力量，如共同的文化，语言或宗教等体验都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多元的网络亚文化。这种多元、开放、互联的网络空间的出现，为城乡对话提供了更多机会。

实际上，城市和乡村的二元格局，是在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演化中逐渐形成的，既是地域空间上的区隔，也是文化空间上的区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看，城市和乡村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当代中国城市的家庭结构中，大多数城市居民在三代以前都来自乡村。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的“上山下乡”历程，也让许多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这场运动让中国1/10的人口来到了农村，在这批人中，即便后来回到了城市，也都带着难忘的乡村记忆。同时，知青“上山下乡”一定程度上也是消除城乡差别的一次尝试，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次亲密对话。一代代人的心理、性情、习惯的积淀，必然会形成一种不由自主地支配整个乡村的惯势，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乡村共同体的文化。(3)参见谭 华《乡村传播网络与共同体重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只是在长期的城乡发展差异下，城市以工业为主，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乡村以农业为主，积极发展手工业。城市文化逐渐与乡村文化脱钩，地理边界上的差异也逐渐出现。

在城乡二元格局下，网络媒介不仅具有提供城乡空间信息传播与互动的功能，还兼具重构文化空间，弥合城乡文化差异的作用。传播网络在乡村社区具有整合、解放、交换、认知和区隔的功能，这些结构性功能也为解释利用媒介破除城乡二元对立，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提供理论依据。(4)参见吴 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第197～210页。滕尼斯指出，一切有机生命之间都能结成共同体，人类的理性共同体就存在人们中间，(5)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05页。而只有当任何现实的东西能被人想象成联系着整个现实，并且它的性质与运动被整个现实决定时，它才是有机的事物。(6)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1页。滕尼斯的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自然意志，例如情感、习惯、记忆、血缘、心灵等而形成的社会组织，是有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体现的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7)孔德斌，刘祖云：《社区与村民：一种理解乡村治理的新框架》，《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3期。因此，人们通常用语言、习俗、信仰来描绘共同体，却用经商、旅行、科学来指渉社会。除此以外，在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中，逐渐强化了地理位置的属性。如有研究将居住在某一地方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视为区域生活共同体；(8)参见王玉亮《英国中世纪晚期乡村共同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页。有研究则综合了地理区位和社会关系，认为乡村共同体是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生活，通过经济、感情的联系而形成的小社会。(9)参见[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张朋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9～190页。

与这些不同的是，网络空间淡化了地理位置的属性，将城乡连接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中。网络媒介提供的在线联系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关照。类似于滕尼斯将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最初的那个中心称为首要中心，而首要中心向外围扩散时会派生出次级中心，从属的次级中心理想地存在于它们源出的中心之内。网络受众会因为某种天然的共同利益组成一个群体，以由点及面的扩散方式吸纳新的受众，最终扩散成具有某种共同精神的亚文化群体。在此，与滕尼斯所谓的中心共同体不同的是，形成网络群体的首要中心并不具备支配他者的力量与权威。相对平等的连接性才是网络文化共同体最重要的特征。尽管信息扩散模型下的网络结构最终接近于幂律分布，群体内的受众会异化成长尾结构，但网络媒介至少为每一个受众提供了关系的可接近性，在此基础上文化交互与共享得以实现。

所以说，链接关系构建了网络空间城乡文化共同体式的有机体。社会建构论认为，意义是在人们协作活动中被创造的，是跨共同体共享的。(10)参见[美]肯尼斯·洛根，玛丽·洛根《社会建构：进入对话》，张学而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页。“我们是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构建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11)[美]肯尼斯·洛根，玛丽·洛根：《社会建构：进入对话》，张学而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2页。可见，社会关系对于文化建构而言至关重要。而“对关系本身，因此也即结合而言，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体的本质；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那么这就是社会的概念”。(12)[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8页。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接入网络空间之后，具有相似的受众特征即数字身份，真实的社会经济身份被隐匿，网络空间里的人际关系首先表现出一种文化关系，彼此通过话语、文本或符号进行交互。正如建构论反对任何团体宣称自己的本土真理具有普适性，且在强调本土真理的同时，还倡导人们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真和善进行探索，并通过全面的沟通找到协同创造的路径。(13)参见[美]肯尼斯·洛根，玛丽·洛根《社会建构：进入对话》，张学而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96～97页。可以说，网络媒介为城乡居民创造了非在地性和谐共处的机会，为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基础条件。

二、突破在地性：网络媒介与城乡人口流动

人的创作与生产活动是文化共同体产生的基础，而从地理位置范畴上看，人口的空间集聚又是形成共同体的基础。研究指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农业劳动力的城乡双向互动，即一方面要提升城市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持续“库兹涅茨过程”；另一方面要释放农村劳动力，防止“逆库兹涅茨过程”。(14)夏金梅，孔祥利：《1921-2021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嬗变、导向与双向互动》，《经济问题》2021年第6期。网络媒介技术的使用、普及与城乡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涵：一是促进农村居民流向城市就业或城市居民流向农村消费，实现城乡区域间的人口转移红利；二是网络媒介能促使城乡人口由传统的线下活动向新兴的互联网空间流动，实现在地性向非在地性的转移。

首先，农村人口的流动与媒介接触密切相关。文化差异是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网络媒介在促进城乡之间的信息流动，舒缓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之后，便会促进乡村人口流动。所谓乡村人口流动，指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种现象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几乎是随处可见。实际上，从流动的条件和动机看，首先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再就是比较收益的问题。即移民的决定依赖于收入预期的展望，以及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可能性。(15)See Richard Rhoda，“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Migrants：Can We Keep Them Down on Farm”，International Migrants Review，vol.17，no.1，1983，pp.34～64.况且对农村人来说，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相对优越的。如《流动的共同体：新生代农民工、村庄发展与变迁》中一位农民所描述的：

什么时候能像城里人住平房就好了，里面干干净净的，电灯很亮。上班时间短、工资还高。农村住的这个房子(木房)，到处是灰，黑乎乎的。当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到头来，粮食还不够吃。(16)张 领：《流动的共同体：新生代农民工、村庄发展与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在《流动的共同体：新生代农民工、村庄发展与变迁》中，将熟人介绍进城务工的人口流动方式称为“共同体式流动”。(17)张 领：《流动的共同体：新生代农民工、村庄发展与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在这种流动方式中，“熟人”是影响农民流动的重要媒介。因为在城市中，农民工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取就业信息。而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利用现代资讯工具，比如电脑、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介。正如Raijman和Semyonov在国际移民的研究中发现的，因为受限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感知，不了解就业情况及对当地语言的不熟悉等，移民们通常会经历找合适的、工资高的工作的困难。(18)See Rebeca Raijman & Moshe Semyonov，“Modes of Labor Market Incorporation and Occupational Cost among New Immigrants to Israel”，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29，no.2，1995，pp.375～394.可见，对于农民移民者而言，信息和技术(劳动技能)一样重要，甚至比技术更重要。学习某项技术，首先要获取信息，要知道去哪学、跟谁学等等。网络媒介能够有效消除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弥合城乡文化差异，为农村居民进城提供了信息渠道。

其次，网络媒介同时也会引致城市人口流动，即城市居民向农村的流动。以往，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是经济落后、生活艰辛的代名词，而往往容易被忽视的是，农村还是信息蔽塞的代名词。这又是引致经济落后、生活艰辛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宁静和谐、绿色生态的生活环境经过网络媒介的影像再现，逐渐成为了久居樊笼的城市人向往的生活住所。在城市人口向乡村的流动中，一部分是早期农村移民或具有乡村记忆的城市退休人口的回流，另一部分是城市人口到农村地区的投资开发或旅游消费。

一方面，网络媒介为重返乡村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尤其是网络游戏、网上购物、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网络服务，缩小了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差距所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基于传播新体系和信息新技术的信息发展模式，造成了生产过程从空间地域到流动和渠道的转变，也就消除了地域对生产消费过程的影响。(19)See M Castells，“Crisis，Planning，and the Quality of Life：Managing 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1，no.1，1985，pp.3～21.网络影像再现正是利用网络视频技术广泛而快捷的传播效果，针对本土化和多元化，唤起文化认同，吸引城市资本和劳动力向乡村流动。影像生产的变动就是乡村文化形象和空间再造的过程，通过对乡村影像的审美反映，展现现代化乡村景观，让更多来自城市的网络原住民接触到乡村文化，并在媒介消费中产生认同。所谓的媒介朝觐也就是通过乡村影像再现，建构乡村文化符号，再经历创新、认同和差异来吸引城市居民加入乡村文化旅游。(20)参见[英]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判视角》，崔 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再次，网络媒介吸引人口向虚拟空间转移，形塑网络文化共同体。乡村传播网络主要强调网络的情境性和在地性，(21)参见谭 华《乡村传播网络与共同体重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2页。而在网络媒介之前，在地性是引致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数字化网络媒介所建构的网络空间会替代传统地缘关系，为村民提供虚拟的公共空间，且网络媒介为村民创造的网络公共空间是传统圈层式乡里空间在虚拟世界的映射。这种空间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它避免了熟人社会那种强共同体感所带来的褊狭，同时满足人民互相关切的要素。(22)参见张 领《流动的共同体：新生代农民工、村庄发展与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56页。在乡村空间里，村民自身的无组织性要求有人代表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如村中长老、宗主等。到了网络空间中，村民被微信群、QQ群组织到一起，群主代替了长老、宗主的作用，成为了村民利益诉求的表达者，新的公共空间由此形成。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特征，信息的交流和受众间的交往互动都不在依托于地缘和在场。因此，网络空间共同体也被称为“脱域的共同体”，(23)张志旻，赵世奎等：《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科学系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10期。且这一共同体仍然包含共同目标、认同和归属感三个关键特征。再加上网络媒介的可供性，以及网络文化创造的便利化和低门槛化，网络空间成为了城乡居民文化交互的重要场所。网络上的交流与共情促进了同情、信任与互助，有助于形塑城乡网络文化共同体。正如有研究所提出的，共情的最大特征是双方的感同身受，即通过经历相同的情感体验形成共同体。(24)程思琪，喻国明：《情感体验:一种促进媒体消费的新动力——试论过剩传播时代的新传播范式》，《编辑之友》2020年第5期。

三、建构认同：网络媒介与城乡文化再生产

网络媒介通过文化再生产弥合城乡文化鸿沟，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一是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作为互联网米姆，共同参与网络文化的建构；二是网络文化反过来重构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前者是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对话、碰撞与融合，是网络文化的生产过程；后者是网络文化对城乡文化的正反馈，是城乡文化的重构过程。文化生产既具有生产的一般规律，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其一般规律在于，文化生产力决定其生产关系，文化生产关系要适应文化生产力，会反作用于文化生产力。赫希指出，文化生产理论的假定是，文化产品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过程(包括创作、生产、销售和消费)的结果。(25)See Hirsch，P.，“Processing Fads and Fashions：An Organization-set Analysis of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7，no.4，1972，pp.639～659.网络媒介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传播、消费和反馈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的。

首先，网络媒介为城乡文化再生产提供公共空间，是城乡文化交互的缓冲带。一方面，对乡村而言，城市文化是自由的、超前的。比如，1997年开始的文化下乡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一次凝视。(26)参见谭 华《乡村传播网络与共同体重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06页。乡村作为传播的对象，角色相对被动，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冲突”。(27)王雪梅：《“文化下乡”与“乡下文化”：民族社区文化冲突的个案分析——以宁夏H村的文化下乡实践为例》，《民族艺林》2013年第3期。另一方面，乡村是落后生产力的代名词，乡村文化很难进入城市居民的视野，而网络媒介对乡村文化景观的呈现却是可参观的。关键是如何采取各种展示策略实现当代乡村“可参观性”的再生产。(28)参见谭 华《乡村传播网络与共同体重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来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的说法，每一个村庄会自然区隔成一个关系空间，这个关系空间就是建构在不同语言技术支撑的媒介语境下。不同关系空间中的群体依赖着独立的媒介技术，在不断地交互中，形成独立的交往惯例、内容偏好和叙事逻辑，建构出独立的社会和文化认同。因此，这样一个关系空间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区隔，更是社会文化的区隔。而网络媒介在城乡文化之间建立起缓冲带，使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获得文化在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文化区隔便得以打破。

其次，网络传播媒介还为城乡跨文化传播建构了许多伪语境。(29)参见[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 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它不能提供行动或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样的伪语境或场域中，受众接触到的信息不必来自信息源，或受众接触信息的语境和信息生产的语境可以不一致。网络传播的伪语境还表现在网络媒介制造的区隔产生了多重语境，使得话语世界变得不具有连贯性。这点早在电视媒介出现之后就已经存在，到了网络时代更普遍了。多重语境的概念类似于科幻小说中的平行世界，网络媒介对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技术突破，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让处于不同时空维度的受众均能够接触到同一条信息，而语境不同会导致不同维度的平行世界或多重语境对信息内容的阐释不同。因此，波兹曼曾指出，“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30)[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 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到了网络传播时代，甚至有学者借助梅罗维茨的思想，将其命名为语境坍塌。(31)See Marwick,A.E.，& Boyd，D.,“I tweet honestly，I tweet passionately：Twitter users，context collapse，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New media & society，vol.13,no.1,2011，pp.114～133.实际上，伪语境对城乡跨文化传播而言，有其积极的一面。表现在网络媒介提供的伪语境建构出多元化网络文化，消除了城乡文化之间的壁垒。城市居民可以自由生产和传播乡村文化，乡村居民也可以自由生产和传播城市文化，受众在城乡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进程中获得彼此认同。

实际上，文化是一种由特定的社会群体创造的想象和意义的集合，(32)参见[澳]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郭镇之，任 从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则分别是由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生产的。媒介生产力的进步，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介组织脱媒化和去中心化，导致媒介生产关系的用户分化。到了网络空间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地域特征或身份特征逐渐淡化，他们共同参与网络文化的生产。在网络媒介提供的生态空间中，文化生产是经过不断再生产之后的客观呈现。网络空间任一价值观、文化符号的提出，都会接受受众实践的检验，在受众的交互中进行再生产，在一系列对话中塑造城乡居民共同认同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形象。

再次，网络媒介中的文化再生产加速了城乡文化融合，为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提供机遇。一方面，城乡共同体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是在城乡互动中形成的动态过程。正如伍兹所指出的，内部发展的变迁通常是源自发现或发明，而外部发展或接触的变迁，一般源自借用或传播。城乡居民在网络空间的持续互动，使得城市现代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不断地接触并相互影响，逐渐引起文化的传递、交流和整合，即文化涵化。社会发展也是一样的。在《创新的扩散》一书中，罗杰斯把社会变迁分为了内生型和接触型两类，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多属于接触型的，其动力来自外界的新思想和信息的传播等外生变量的影响和冲击，致使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变革。(33)参见谭 华《乡村传播网络与共同体重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4页。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城市的影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现代网络媒介将城市的新思想和信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乡村，包括新的流行文化、生活方式、生产工具甚至是穿着打扮、言语习惯等等。宏观层面的乡村文化转型与变迁能够通过个体在乡村传播网络中与社会的互动来加以解释。(34)参见谭 华《乡村传播网络与共同体重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也有研究指出，影像作品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社会对农村、农民的集体认识，文艺本身的审美属性也开始强化，包括人物形象、气质、语言，以及场景、音乐使用方面，都凸显出一种和谐的美感。(35)孙卫华：《社会转型与农村、农民的影像再现——以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题材电影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乡村景观再现也对城市文化生态产生影响。媒介空间论打破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固有界限，将文化融入空间景观中，并通过文字、视像、声音等手段来予以描绘，媒介影像信息的传达可以帮助人们构建其对无法切身触及的地域的认知。(36)参见邵培仁等《媒介理论前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如有研究发现，通过媒介传播，乡村文化加速融入城市文化，融入“全球景观”体系，从而获取主体地位的权利手段；(37)雷 霞：《民间与官方的博弈：“非遗”文化中的仪式传播——基于西和乞巧节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6期。还有研究则认为，城市影像生产的变动就是城市文化形象和空间再造的过程，通过对城市影像的审美反映，展现现代城市空间。(38)刘 娜，常 宁：《影像再现与意义建构：城市空间的影视想象》，《现代传播》2018年第8期。

四、结论：网络媒介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

网络媒介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是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直接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二是发挥媒介用作，通过建构城乡网络文化共同体来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前者强调网络媒介技术的可供性，旨在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信息传播通道；后者则强调网络媒介效果的延伸性，目的是利用网络媒介弥合城乡文化差异。网络媒介为城乡居民提供非在地性和谐共处的机会，为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基础条件，为城乡文化价值互动和重构提供途径，表现为网络媒介促进城乡人口流动和推动城乡文化再生产两个方面。

新型城镇化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提出的新时代课题，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城乡融合问题，即如何从根本利益上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其次要思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即如何从融合共生和内生动力上消除城乡区域文化差异。这两个问题分别构成了时间维度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短期和长期问题。

(一)城乡网络空间壁垒：城乡移民如何通过网络空间融入彼此？

传播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一道引起了信息流动和人口流动。跨文化传播和虚拟共同体能够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虚拟共同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跨文化是虚拟共同体形成及显现的路径。(39)参见肖 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页。如上文分析，媒介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条件。因此，媒介是形成城乡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是帮助城乡居民融入彼此的重要载体。

然而，即便是在网络媒介领域，城乡居民的知识鸿沟仍然存在。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更有效地获得和利用信息，大众传播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信息格差和知识格差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40)See Tichenor P.J.，Donohue G.A.，Olien C N.，“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34,no.2,1970，pp.159～170.有学者认为在网络传播时代，受众之间的信息格差和知识格差会越来越多大，最后形成马太效应，导致信息鸿沟难以弥合，受众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也就随之越来越大。例如，网络的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的区隔已成为社会分层的新维度，网络传播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势必形成或加剧二者之间新的知识鸿沟现象。(41)丁 未，张国良：《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现代传播》2001年第6期。

城乡移民想要通过网络空间融入彼此，必然要跨越知识鸿沟引起的网络空间壁垒。这就要求，一方面继续扩大网络媒介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新涌现的结构性潜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6.4%，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2.3%，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3月份缩小6.3%。(4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http://www.cac.gov.cn/2020-09/29/c_1602939918747816.htm，2020年9月。可见，城乡网络媒介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应当借助网络媒介，最大程度链接城乡社会资本。另一方面要扶贫扶智，加强城乡居民媒介素养教育，克服受众对信息选择性接触、接受、理解和记忆方面的差异。

(二)弥合城乡文化鸿沟：以文化共同体理念指导新型城镇化建设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现代价值观和乡村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移民间的城乡文化认同、民俗文化和民间文艺的发展存续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城乡文化共同体理念正是在不断探索缩小城乡差异、推进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指“具备现代精神，包容多元和差异性，同时又以共同的文化观念、文化记忆、文化符码、文化形象等为精神情感基础的文化共同体”。(43)李 静：《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城乡二元的发展格局在中国已经存续较长时间，地理和文化的区隔是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地理的区隔可以依赖道路交通媒介来解决，类似的，文化的区隔可以借助网络媒介来消除。网络媒介能够加速城乡融合。比如，在城市精英自媒体的示范效应、乡村生活的情感纽带，以及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自媒体逐渐在乡村普及。(44)韩少卿：《农村自媒体发展的机遇与问题研究——以山东“自媒体村”为例》，《传媒论坛》2018年第12期。而自媒体发展对改善乡村治理、解决农村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等难题具有重要作用。(45)万宝瑞：《我国农村又将面临一次重大变革——“互联网+三农”调研与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8期。网络媒介提供城乡文化交互的信息渠道，为文化再生产提供空间载体，有助于建立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的网络共同体。换言之，网络共同体也是城乡移民的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对国家和社会的两分法或三分法思路的启发下，黄宗智主张用“第三领域”来研究中国社会。他认为第三领域是一种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46)参见[美]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邓正来等《国家与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21～423页。类似地，网络文化共同体是超出城乡固有文化特性和身份逻辑的存在，是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先决条件。

在网络空间中构建的文化共同体，最终要为城乡文化共同体服务。网络媒介以较小的成本，为城乡文化接触、交流、互动、融合提供方便，最终反映到现实生产和生活活动中的城乡一体化中。网络文化的再生产，也是对城乡文化重构的过程，为弥合城乡文化鸿沟服务。因此，弥合城乡文化鸿沟，构建文化共同体，既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条件，更是新型城镇化永续发展的目的。换言之，文化共同体是城乡精神文化领域的融合结果，以文化共同体理念指导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断消除城乡文化差异，解决精神文化层次的城乡居民社会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