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芳，张 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种根本方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野中，解剖资本主义的生成方式、运行逻辑与历史命运，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程式。所以，马克思将《资本论》的副标题定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非“政治经济学”，是有其特定的价值指向和理论旨趣的。然而，在学术研究中，有三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本身，仅在经济学层面解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技术走向和当代运用，丢掉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的价值取向和批判精神；二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成僵死的凝固物，单纯地用概念推演或文本中的章节排列来取代时代变迁的哲学层面提炼与总结；三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理解为对庸俗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批判，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功能降低到了经济学批判的层次。由此，本文拟反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力求提炼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四重内涵：一是马克思在澄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前提条件的基础上，划清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界线；二是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从历史维度洞悉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三是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找到了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科学依据，为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提供了可能；四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运动必然导致其灭亡，无产阶级将成为下一个历史环节的能动力量，形成了“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学说。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政治经济学(1)文中的“政治经济学”一词特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

从15世纪到17世纪，随着西欧一些国家逐渐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经济学理论亦由重商主义向重农主义演进。人们对于经济利益的理解从注重国家权力过渡到注重资本权力。质言之，对财富的渴望，已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转向个体的有意识追求。尤其是，哈奇森、休谟通过“道德感”将个人的恶和公共的善之间的鸿沟逾越，在人性的利己与利他之间找到了人的社会性在于“商业社会”这个范畴。哈奇森认为，“人类存在着原初的自然状态，但是这种自然状态由于人的社会本性的原因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状态。人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具有为了公共善而行动的道德倾向”。(2)[英]弗兰西斯·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上卷，江 畅、舒红跃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4～265页。休谟认同其以人的道德感作为道德评价的观点，认为“同情”更有利于社会善，“由于观察一切那些对社会有用的德或一切那些对具有它们的人有用的德而发生的赞许情绪，我们都应当把它归之于那个同情原则”。(3)[英]大卫·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58页。哈奇森、休谟等试图通过“利他规范利己”建立一套社会道德体系，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级关系及价值观念。然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国家意志与个体经济自由之间如何达成一致，这层窗户纸由亚当·斯密遭遇魁奈而捅破。魁奈作为重农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代表，他的学说建立在“自然法”之上，力图阐明支配社会的“自然秩序”，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探索物质规律。斯密则将“自然法”移植到了“商业社会”中，取得了资本权力置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合法性，将经济学上升为公共事务和经济问题，“完美”地解决了国家意志与个体经济自由之间的矛盾。同时，斯密从所谓双重人性出发，经过分工—交换—技术进步等一系列自然过程的线性推演，使国强民富成为了18世纪最为乐观的美好预言，这些成果最终表现为从自然法理学向政治经济学的升华。他强调：“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为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51页。马克思评价“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亚当斯密手上，依照一个大的整体发展了，并在它所包括的领域内，相当地完成了”。(5)[德]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郭大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6页。由此，斯密的理论体系完成了对重商主义的超越，政治经济学说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指导着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国强民富”的美好愿望。因此，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政治经济学范畴包含以下三个核心要义：一是政治经济学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二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符合“自然法”的最终形态，资本权力置于国家权力之上具有合理合法性；三是利用分工、交换、技术进步加速资本积累。

与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性建构不同，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出现的、现代经济社会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其运用在商品交换与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外部表现和内部结构，因而，这种研究方法的二重性必然导致政治经济学二元分化及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即注重描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种种现象和注重研究各个经济学范畴的内部联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部表现的研究方法，影响着庸俗经济学和各种功利主义经济学，使得他们在“交换”和“效用”的方法论上渐行渐远。以边沁、萨伊、西尼尔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家直接用“效用理论”代替“劳动价值论”，将生产与分配制度视为天然合理的制度，描绘了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互惠与和谐的景象，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出现的阶级分化、阶级对立和社会冲突的现实相悖，注定了它不会超越它的前身——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剖析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研究方法为李嘉图所继承，并衍生出英国社会主义者。正是在继承和批判这种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运行规律，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超越。

一方面，李嘉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交换，而是投入生产领域的劳动”，“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7)[英]彼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页。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手握资本的资本家不是创造价值的主体，从事具体劳动的工人阶级才是价值创造的真正主体，而这一结论与李嘉图极力维护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利益是相悖的。这一吊诡的现象被马克思敏锐地发掘出来，“李嘉图从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出发，即从那代表定量劳动的商品出发”，“这种假象是错误的，因为它所论的，不是商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是当做资本生产物的商品”。(8)[德]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郭大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94页。李嘉图的商品价值量理论已经触碰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阶级对立的根源，它意味着资产阶级“奴役”工人阶级，“剥削、侵占”工人阶级的劳动作为资本的事实真相呼之欲出。但李嘉图始终是以资产阶级理论辩护者的角色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只关注“劳动的价值量”及其相关经济学范畴的可计量性，而忽视“劳动质的规定性”，导致其政治经济学中看不到“现实的人”，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人和产品的关系及其历史性，更不用说揭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枢纽“劳动二重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他放弃了商品价值法则，逃遁到供求法则上面去，不由生产劳动力所费去的劳动量，但由生产那种归劳动者所有的工资所费去的劳动量，来决定劳动的价值”。“所以他不能依照商品交换的法则，去了解商品和资本二者间，商品对商品的交换和资本对商品的交换二者间的特别的差别。”(9)[德]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郭大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87～88页。

另一方面，西斯蒙第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指出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只有“物”不见“人”，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财富并没有使得人们生活得更好，反而带来更多的痛苦。(10)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何 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页。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强调“财富的理由和财富本身完全不同”，“生产力”是比生产财富本身更高的能力。(11)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8页。尽管他们在经验主义影响下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但他们意识到“劳动价值量”和“分配正义”并不能解决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种种危机与阶级对立，故而从经济学范畴的“主体人”“生产力”以及“历史维度”方面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刻剖析。而一个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全新的社会理论，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呼之欲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劳动质的规定性”入手，寻找隐藏在“物与物关系”之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奥秘。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声称支付的工人全部劳动工资仅为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部分，他们把工人出卖劳动力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而这就是资本生产、资本积累的终极奥秘。同时马克思发现，“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0页。可见，马克思将资本和雇佣劳动置于更高的历史维度上，运用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探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出资本的伟大之处和历史局限。同时，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并将这一理论工具贯穿于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阶级局限性导致其不可能突破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更不可能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对抗的根本矛盾。而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切入，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实现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回归，真正将人而不是资本积累作为生产的目的，探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从线性逻辑走向人类历史维度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威性等现代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将“经济”上升为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斯密为了突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用经验主义的线性思维和感性的经验材料来研究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性规律。这也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找到了看似合理的依据。他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商品流通领域(虽然他强调是从生产领域出发的)，故而得出商品出售后的价值补偿即为利润的结论，却忽视了生产过程是创造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的中心环节。同时，他还分析了工资和利润，认为“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2页。这就将劳动创造的价值中补偿工人的一部分与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一部分完全对立了起来，忽视了利润的真实来源和资本增值的根本原因，在理论上确立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合法性和隐蔽性。斯密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论基础，从不撇开利润、地租等特殊形式研究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将抽象法大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只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成本的减少和利润的增加。至此，政治经济学已经完全沦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服务工具，连仅存的社会伦理也彻底抛弃了，更不要说隐藏在生产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了。马克思则成功跳脱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验主义线性维度，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为研究对象，揭示出了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实现了在经济、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层面上的全面升维。

首先，经济层面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要环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表明资产阶级占有剩余价值“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1页。把经济分配方式描述成“三位一体”公式，即“资本—利润(或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批判了这个“三位一体”公式，明确指出其掩盖了剥削集团对“剩余价值”分配的过程。一是，他认为资本、土地和劳动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像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一样”。(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作为“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作为“无机的自然界本身”的土地、作为“超越一切社会之上”的劳动放在一起，视作不同收入的源泉，完全抛弃了三者“属于同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形式”的事实。(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3页。这样，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和地主无偿地占有的事实真相就被完全遮蔽，资产阶级社会中剥削关系的本质也被隐藏。二是，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以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形式凝结在商品中，通过流通过程实现自身价值。剩余价值实现之后，就开始在资本家和地主之间进行分配，其表现的形式是企业主收入、利息和地租。“三位一体”公式只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阶级分配剩余价值的方式及结果，“它们丝毫也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本质”。(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9页。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依据即“资本”“土地”“劳动”与收入源泉即物化的社会劳动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三是，马克思认为，“三位一体”公式是以教条化的方式来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颠倒的、物化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因为，“三位一体”公式人为地割断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关系，“所以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互相异化和硬化的形式就完成了，内部联系就最终割断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就完全被掩盖起来了”。(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0页。至此，马克思精准总结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层面的运行规律，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次，社会生产关系层面是在经济层面批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环节。马克思发现，斯密在研究过程中把“年产品价值”与“年价值产品”混为一谈。斯密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是因为他无法区分劳动二重性。他只能把一切不明确的定义都堆积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教条公式里，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等同于一般的商品生产，把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视为资本主义的固有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年产品价值”不仅包含了“年价值产品”，还包括生产年产品时消耗的以往年份生产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年产品价值”中包含了年产品中不变价值的部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的、价值量的生产，还包括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的生产。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接受了斯密的教条，忽视了隐藏在物与物关系下的人与人关系，而去先分析现实感性的物与物的关系，并在研究如何加快资本周转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路上越走越远。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4页。马克思引入“生产关系”，使得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的维度上升到社会历史发展的维度，“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最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层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着陆点。“在资产阶级的古典学家那里，在这个社会较早发展阶段上，自然产生了政治经济学同一般社会科学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在较高的阶段上使这种联系得到了恢复。”(21)[德]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0页。政治经济学家以单一维度的经济运行规律，感性的人民生存经验的记忆来重构社会历史，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天然永恒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他们没有正确地把握历史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现实，从而以更高的视野揭示社会发展与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同构。此后，马克思站在物质生产和人本学的高度，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四阶级论”提升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同时，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论》中有关社会形态的理论变为教条的公式。在思考俄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时，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阐明了俄国以农村公社为社会新生支点，或许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必经的苦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形态。虽然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否已经实现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但事实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确实走出了一条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非线性道路。这更加确证了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不是线性的教条，而是站在人类历史维度上对一般规律的科学把握。

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范畴时，极少触及资本的本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以及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内容。他们只能以经验的、感性的材料来概括资本主义的表象，其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表现出单向的线性思维。马克思从经济层面入手，揭示出资产阶级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来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从社会生产关系层面，辨析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混淆经济范畴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最后落脚到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层面，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非线性规律，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规律层面的全面超越。

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全面布展

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22)《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39页。要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高成果——《资本论》，就不得不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及其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中的应用。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转变，提出实践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体现了新世界观的萌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全面地阐述了新世界观——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用新世界观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主题，以实践观为核心，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阐明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了广阔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发展、完善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探索改造世界和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把经验主义作为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一直主导着西方经济思想。斯密的成功在于他利用经验主义的范畴，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作永恒的、天然的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斯密虽然也意识到已经出现阶级对立、社会分化等问题，但他认为这是社会现代性、文明兴起的必经阶段。正是由于经验主义感性的、直观的方法论，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仅仅停留在罗列和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的表象，没有真正触及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鲜明指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断运动，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下一个历史环节。

唯物辩证法是贯穿《资本论》始终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手术刀，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部结构入手，沿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找到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根源，逐步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系统分析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实质，指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所在，最终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会随其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而走向灭亡。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着重分析了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探讨剩余价值如何在流通领域实现后，以利润的形式进入分配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过程出发，研究了剩余价值以利润形式出现之后，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依据什么分配给资本家和地主。其中，第一卷中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分析是理解第二卷、第三卷的基础。一方面，剩余价值理论具有历史阶段性。生产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即劳动者除去提供必要劳动和必要劳动产品之外，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和劳动产品。只有在人类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产生剩余价值的可能。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理论具有阶级性。剩余价值理论不但指出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而且探索出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阶级对立的根源。

马克思不仅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社会形态的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一般规律，而且利用唯物辩证法寻找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即剩余价值。至此，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同时，马克思指出，即使探索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能随意地取消客观规律的各个发展阶段，但是我们可以在发展的部分质变中减少或缩短其过程。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例，马克思指出：“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1页。由此可以看出，人们能够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为社会加速向既定方向发展创造条件，减轻和缩短“分娩”的痛苦，承担这一重要历史使命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

四、“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学说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产生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社会分化等问题的根源，为无产阶级寻找解放的途径。马克思洞察出“资本的本性”即追求无限剩余价值，物与物的关系会掩盖人与人的关系，人最终会成为“物”的奴隶。由此，马克思找到了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获得自由的现实路径——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

分析“资本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本质，是《资本论》中最深刻的部分。马克思指出，资本唯一的主观愿望就是实现自身的保值和增值。因此，对于资本来说，衡量有用性的唯一标准就是使资本实现保值和增值。一方面，资本与资本之间是无情的竞争关系，资本只有在竞争中吃掉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持自身、扩大自身；另一方面，资本期望占有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越多越好、获取的利润越多越好。同时，资本增值的无限性又受到劳动时间和周转流通有限性的制约。在物质财富欲望驱使下，人创造出奴役自身的巨大财富，彻底成为“物”的奴隶，产生了资本主义“拜物教”，“拜物教”又衍生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试图把物的社会经济性解释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自身应当产生的性质，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为资本主义制度盖上遮羞布。

创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最终目的。他提出了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及其辩证关系的论断。必然王国作为自由王国的基础，还不能实现作为目的的人自由发挥人类的能力，只能在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中逐步发展自身，人处于被支配地位。当人类可以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身能力强大时，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也就是说，以人类的劳动作为手段的物质生产领域即自然王国，是以人类的劳动作为目的的自由王国的基础。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自由竞争”看作人类自由发展的最终形态，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之前的整个历史是一个“必然王国”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必然王国才被扬弃，人类劳动将成为真正的“自由活动”；劳动不再表现为义务与权力、手段与目的的对立，而是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马克思从资本的本性出发，论述了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及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虽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资本、生产、流通和总过程等各种范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物质利益、阶级对立和所有制等问题，但是贯穿始终的是人、人的实践，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时间和发展空间作为人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由社会历史决定的，衡量时间和空间的尺度是有人参与的社会历史尺度。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把时间分为生存、生产占用的劳动时间和用于休闲、高级活动的自由支配时间。只有在自由时间进行高级活动时，人才超出自然主体和外在目的的限制，成为真正的存在。同时，人的发展空间也要受制于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资本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自由发展的机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前提就不存在了。节省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就是为了缩短工作日，使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前提，在此，人在时空上真正实现了从必然走向自由。时间和空间成为了人类积极存在的确证。

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的积累、增值、生息解释成资本家的品格、利润和利息的经验主义范畴时，马克思却以客观的、严谨的态度揭示出，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被物奴役的现实，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劳动的外在目的性，找到了以实现人作为目的的彼岸世界。而这个彼岸世界即为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无产阶级能够真正实现作为目的的人的全面发展，即所有人的发展空间与自由时间相一致，每个人都会拥有自由时间和发展权利。

五、结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通过解剖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构筑了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四重内涵，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事业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它告诫我们能够在让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充分发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蕴含的各种风险始终保持警觉，尤其是当前受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影响，我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经济发展的风险挑战上升，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如何顶住各种内外压力遏制资本逻辑的消极因素，节制与规范资本，使其积极因素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需要多重维度的综合治理，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马克思曾就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提出过重要观点，认为在国际范围内商品的出售和流通，可以让一国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不断攫取另一国的剩余劳动价值。这在当代全球分工的经济模式下，反映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大都属于原材料供给型和劳动密集型，而发达国家以金融和技术的垄断优势，攫取整个产业链的大部分剩余价值。而为了进一步巩固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这些发达国家更加注重金融和技术的垄断，以便持续获得对其他国家剩余价值的占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全球化中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另一方面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注重产业链的转型和升级，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战略性产业。同时，我们要继承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科学态度，以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常态化停滞，国家实体经济衰落，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私人资本和雇佣劳动存在的天然对抗性，使得私人资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时，不会考虑社会利益。金融资本逐渐取代工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金融化的经济危机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态。同时，经济危机也出现经济停滞的新特征。依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根源。一个国家失去工业化就是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新发展理念，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从理论上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概括与提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