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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出幽灵塔》看女性的压抑与反抗

2021-01-28魏颖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名作欣赏 2020年27期
关键词:男权幽灵悲剧

⊙魏颖[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五四”以来,在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的浪潮下,“个人主义”“人的发现”“妇女解放”等命题不断被提及,在封建男权社会中沉默已久的女性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她们迫切希望摆脱父权、夫权的束缚,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与此同时,“现代知识女性的出现和她们作为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成为女性文学的催化剂,一些现代女作家不甘愿再做沉默的“他者”,她们有着“我手写我心”的强烈诉求,带着现代意识和女性经验创作出一批个性鲜明、追求自由的新女性。然而在新旧杂陈、波谲云诡的现代中国,无论是女性文学还是女性意识,它们的成长与发展注定要经历一番艰难曲折的过程。

戴锦华指出:“白薇乃是真正坚持‘五四’时期女性解放主题的作家,这一主题便是揭示女性的受压迫处境。”从《打出幽灵塔》《炸弹与征鸟》《受难的女性们》一众作品来看,白薇是带着明显的女性意识介入创作的,她关注封建伦理秩序下女性的生存境遇,具有强烈的言说欲望,她的作品实际上也是在替女性立言、为女性发声。可以说,白薇先天性的女性身份以及她近乎坎坷的悲剧命运,使她对于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命运具有更深一层的体悟,她也因此更加懂得女性无路可走的命运以及她们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白薇一系列涉及女性命运的作品,既是白薇个性体验的外在化呈现,也是我们理解近代女性命运、女性生存境遇的窗口。

一、打出“幽灵塔”:压抑与反抗

白薇的《打出幽灵塔》写作于20世纪20年代,不可避免地带入了当时高压社会环境下的紧张气氛。有研究者指出,《打出幽灵塔》“写于革命失败后的政治高压之下,却仍然奏出了女性反抗的强音”。如果将作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我们能够对故事的悲剧性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打出幽灵塔》讲述的是大革命时代封建家庭的伦理悲剧,“正如‘幽灵塔’取譬于雷峰塔镇压白蛇精的传说,这里涉及的是家庭——女性的地狱及地狱中小鬼的命运”。整个悲剧围绕着“封建家长”胡荣生与他的养女萧月林、姨太太郑少梅、月林之母萧森等人展开。作为封建家长形象出现的胡荣生,事实上构成了禁锢众人身体自由与精神意志的“幽灵塔”。他狂妄自私、色厉内荏,早年靠着侵占寡妇的地盘发家;后来强奸了萧月林的母亲,并将尚在襁褓之中的月林随意丢弃;等到他积攒了一定财富后,连娶七房姨太太,他对于口中最为宠爱的七姨太郑少梅,实施的也是既瞒骗又侮辱的态度;他虚伪狡诈,整日骚扰自己的养女,哪怕亲耳听到养女月林表示——他们是具有真正血缘关系的父女,仍然色令智昏,一心想要占有她……当旁人劝说月林起来抵抗、谋求生路时,胡荣生仍然迂腐地认为“当寡妇”是女性最为凄惨的命运,并以此威胁月林——“要是你定要跟他去,不到三天,包你就要当寡妇的”。从胡荣生的种种卑劣言行来看,他不仅将子女、妻妾视为自己的私有物,更是罔顾她们的人格,无视她们的人权,以男性、父亲和家族财富掌控者的身份实施着对整个家族的奴役。在此意义上,胡荣生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卑劣粗鄙、践踏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封建男权形象,他所打造的“胡家大宅”,本质上是一座囚禁女性精神与意志的封建牢笼。这里隐藏的其实是身处封建家庭的女性如何遭受“封建家长”身心压迫的过程。

《打出幽灵塔》在讲述女性被压抑过程的同时,还描绘了女性如何从被奴役的对象进化到觉醒者和反抗者的过程。白薇在《打出幽灵塔》中塑造了各式各样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其中既包括觉醒了的女革命者,还有封建大家庭中的姨太太小姐,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女工等,这些不同身份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生活遭遇,共同拼凑出近代封建社会女性命运的“众生图谱”。

从《打出幽灵塔》来看,白薇主要呈现出萧森、郑少梅、萧月林三种不同的女性解放道路。其中最具生命张力的是萧月林的母亲萧森这一形象,萧森作为《打出幽灵塔》中最为清醒的女性主义者,事实上也是遭受过封建男权最沉重压迫的人物。她在年少时遭到胡荣生的凌辱,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悲惨处境:“横直男性中心的社会,女子任是怎样被污辱,社会不会恕她的。”但她没有因为传统的贞节观念选择轻生,而是在生下孩子后勇敢地为自己谋求新生活——出国求学,回国后又投身革命,为妇女同胞谋求应有的权利。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的人,不应该被旧环境所苦恼。环境需要我们改造,人生也需要我们去改造。”再者,作为胡荣生姨太太身份出现的郑少梅,也是一个能够看清时代潮流、不甘做时代落伍者的女性形象。她被贪财的叔父逼迫、嫁给胡荣生做妾,但她不甘心将自己的一生都葬送在这个封建家庭的牢笼之中,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悲剧,并且敢于迈出反抗的一步,对抗“胡荣生”这个专制魔鬼。她形容自己同胡荣生离婚、从胡家出走的过程,像是“从黑暗的地狱里醒过来”一样。最后,长期生活在胡荣生淫威之下的萧月林,虽无法面对生父的压迫,亦陷入与胡巧鸣、凌侠的情感旋涡之中难以自拔,但在经历了爱人惨死、精神崩溃的痛苦之后终于觉醒过来,以血的代价完成了“复仇”与“新生”。

遗憾的是,那些打不出幽灵塔的,或者是不愿离开幽灵塔的——譬如灵香一样的人物,就永远葬送在胡家那样的地狱里。作为未觉醒者的灵香,她时常怀着蠢笨的笑,认为只有依附男权才能获得财富和幸福,甚至在看过月林的悲剧后仍然做出引诱胡荣生、意图借机捞取利益的行为,不能不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然,灵香这一形象的出现也引发了对于女性命运的更多反思:并非所有女性都如萧森一样具有觉醒的能力与魄力,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很多如灵香一样的女性,沉溺在牢笼之中而不自知。

二、创作心理:个体经验与女性自觉

在《打出幽灵塔》这部作品中,关于白薇的写作缘由以及她对大革命失败时期女性问题的处理方式,或许可以从白薇的个人经验和写作态度中寻找答案。

首先,白薇在《打出幽灵塔》中表现出来的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剖视,与她的切身经历有着巨大的相似性。换言之,白薇与她笔下的悲剧人物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与心理印记。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郑少梅被叔父逼婚,嫁给胡荣生,白薇同样被父母逼迫完成了“盲婚哑嫁”式的包办婚姻,她们都是饱经封建家庭压迫的人物;萧森、郑少梅勇敢出走,谋求新生,白薇所走的也是一条自救之路,在自我觉醒意识的驱动之下与旧有的家庭、婚姻抗争,只身赴日本求学;萧森、郑少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白薇亦投身大革命,走上了以文学开展革命的创作道路……人生经历的相似性,决定了白薇与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同呼吸、共命运”的可能性。在笔者的理解中,萧森、郑少梅等女性形象都是白薇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出来的人物,这些女性的内在心理以及成长道路都渗透着白薇的个人经验。她们的内在心理与白薇的精神结构具有一致性,暗含着白薇在个体价值、道路选择等问题上的思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白薇将女性的成长过程刻画得如此细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白薇对自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有着清晰的认识,她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时代赋予个体(尤其是女性)的压力与使命。

《打出幽灵塔》最为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以真挚的情感表现出女性处在情爱关系、社会环境之中的悲剧命运,这其中隐含着白薇本人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可以说,在白薇这里,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对于女性的压迫,不仅仅是来自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禁锢,更重要的是社会整体对于女性权利的长期漠视,而她们奋力争取的既包括婚姻恋爱的自由,还包括人权地位的平等。换言之,白薇笔下的众多女性不甘心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庸而存在,她们迫切希望得到应有的平等地位,享有掌握并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然而,这一切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诸如前文所述,现实社会给予了女性种种禁锢,女性实际上是处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天地中的,她们想要反抗封建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种种重压,逃脱这座禁锢她们灵魂与自由的“幽灵塔”,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这一代价,在《打出幽灵塔》中具体表现为:萧月林以血与肉的生命代价完成了女性反抗压迫的过程,也实现了重新认识自己、确立个体价值意义的过程。

或许是出于先天的女性身份,白薇经常以女性视角来观察人物、理解环境,她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为女性开拓出一片言说空间。她总是把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隐秘而细致地注入自己的书写当中,并且能够清晰地理解女性对于自己生存境遇、话语权力的思考,感知到时代浪潮下女性个体意义的流动。遗憾的是,白薇这种鲜活的女性意识,以及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清醒认知,并没有帮助她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她的大半人生都陷入情感与疾病的双重痛苦中难以自拔,这不能不称为一种清醒冷静但无法自救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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