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甜甜［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长沙 410000］

自21世纪以来，“身体写作”成为女性文学中大热的一个文学现象。不少女性作家纷纷打出了“身体写作”的旗号，自诩是通过“对欲望、性和肉体的裸示，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作家的某些特定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创作”。然而随着消费市场的拓展，不少标榜为“身体写作”的作品为迎合市场需要，刻意以赤裸裸的两性描写故弄玄虚，夺人眼球，使“身体写作”在中国堕落成了“性写作”的代名词，成为一种低俗的写作姿态，“身体写作”一词一度陷入庸俗化的低谷。

其实早在2004年，中国学界就曾有组织地对“身体写作”展开过专题性的讨论，不少学者都尝试对“身体写作”进行判断与定义。然而各家说法不一，直至现在，对“身体写作”的界定依旧未达成普遍的共识。通过考察“身体写作”的源流可以发现，“身体写作”理论最早由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到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那里得到完善。西苏认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可见西苏所谓的“身体”不仅仅指两性关系中女性的肉体，而且还囊括了女性的身体变化、关于身体的感知和感受等多方面的“身体”内涵，意在构建一种“泛身体”理论，而非简单意义上对肉体、性爱、放纵感官的书写。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身体写作”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色情文学”，“身体写作”需要重新被认识。

作为“85后”严肃派诗性文学代表的女性作家七堇年，其作品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前辈女性作家的叙事风格，小说性别意识鲜明，常以女性身体为叙事对象，基本吻合了当代文坛认可的身体写作的特征。比如在她的《幻听》《大地之灯》《澜本嫁衣》《夜阳》等多部作品中都出现了女同性恋倾向的人物，其对女性身体与两性性爱场面的描写也基本符合西苏的“身体写作”观。因此，七堇年的部分写作可以纳入身体写作的范畴，只是以往的研究者们对此有所忽视。比较七堇年与前代“身体写作”的女性作家可以发现，与木子美等女作家过分赤裸的“身体写作”不同，七堇年的作品往往是通过描写女性的身体之变与男女两性的欲望索求，来表现当代女性的心灵蜕变与男女关系的现实状态。女性身体在七堇年的作品中不再是“肉欲”与“消费”的象征，而是有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可以说，七堇年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另类的“身体写作”，是对西苏“身体写作”理论的复归。

一、身体：通往心灵的桥梁

身体描写是“身体写作”的中心，“身体写作”的作品中往往出现大量描述女性身体与两性肉体的场景，然而不同阶段的“身体写作”通过身体所表达的内涵却是迥异的。一般认为“身体写作”自新时期以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写作”作家，她们主要关注女性的身体特性，开始意识到女性与男性身体构造的不同；第二阶段的“身体写作”被称为“宝贝作家”，代表作家有卫慧、棉棉，她们的作品开始加入了消费元素，侧重于身体感官的享乐，性被赤裸裸地描述出来，情欲成为作品的主线；第三阶段的“身体写作”又称为“下半身写作”，主要以春树、木子美为代表，她们的作品文学性减少，开始向色情文学堕落。正如研究者们所言：“丁玲文本是身体欲望的昙花一现；陈染和林白文本呈现的是幽闭自恋的女性身体；卫慧和棉棉文本呈现出纵欲与分裂的女性身体；木子美和竹影青瞳文本属于游戏的肉身。”从卫慧开始，女性身体的描述在“身体作者”的作品中渐渐开始沦落为消费与名利的终南捷径，“身体”已然成为肉欲的麻木奴隶。可幸的是，在七堇年的作品中，我们终于看到“身体”摆脱了消费与肉欲的桎梏，重新回归到精神，成为通往女性心灵的桥梁。

阅读七堇年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小说中虽然出现了诸多的做爱场景，但两性间肉体的纠葛往往采用比喻式的描述，并将外部景观的声画融入其中，甚至有时将男女两性的性爱动作一笔带过，注重刻画性爱过程中人物的内心感受。如《澜本嫁衣》将叶知秋与康以明的做爱过程以“这一切浑如车马过桥一般在她身上碾过，匆促爆裂”的比喻式写法描述出来，并将没有爱情的性爱比喻成“好似一段自言自语的对话”；《夜阳》中的女同性恋性爱过程，则添加了诸多外部声音元素，如“飞机的声音在远空缓缓滑过，风声在窗外纠缠不休”；与《夜阳》相似，《平生欢》中描述白杨与陈臣的做爱，也同样添加了声音元素，如“卧室墙上那只钟，也是这么‘啪啪啪’的，太响了，一下一下敲在她心上”。可见，七堇年笔下两性肉体的纠葛与木子美等纯肉欲的表述是完全不同的，性爱只是突出人物心灵的辅助手段。七堇年在作品中也多次直白地表述了她对肉体的看法：“我们的肉体永远都只不过是一朵莲花，它会毁灭，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存的。”当两性发生关系时，女性所希冀的是灵与肉的结合，是爱情的碰撞，七堇年笔下的情欲“不过是最彰显人类动物本性的一种行为而已”。当无爱而发生性爱关系时，“她离他的身体从未那么近。她离他的灵魂从未那么远”，“她抱着他赤裸并且陌生得充满了否定感的身体，心中无限的荒凉”。可见，七堇年认为做爱是需要灵魂相接的，肉体的交合不是单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而是为了得到心理的宴飨。七堇年笔下的女性即使身体得到了满足，而心灵没有得到抚慰，依旧不会有快感可言，有的只是痛楚与麻木。她们对身体的高潮往往没有那么在意，心理高潮才是她们所向往的。

除了性爱场景的描写外，七堇年的作品中还有大量对少女身体的描述，并通过女性的身体之变来反映她们的心灵之变。《蓝颜》中，子君在人工流产后，“裙子下流的血黏黏地沾满了我的身”，“虚弱得像一把枯草”，“唇色黯淡得像撒了一层灰”，其心理也由从前的肆意骄傲变得凄凉与成熟；《幻听》中的叶笛在与亦俊发生关系被迫打胎后，心灵受到了创伤，身体虚弱，开始产生了幻听。而变化最为细致明显的是《大地之灯》中的卡桑与《澜本嫁衣》中的叶知秋。卡桑经历了三次身体之变，被扎么措强奸后，她“发辫散乱，脸色苍白”，“像一个老妇”。而在养父母的悉心照顾下，成年的她拥有了“瘦而紧致的身材，非常健康；脖颈、手臂……身形线条无懈可击”。当她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与不爱她的迦南在一起后，怀孕的她“因为辛劳的体力透支而更加形销骨立，唯有腹部不成比例地隆起”，“这臃肿赘堕的身体，以及几个月的操劳在脸上留下的邋遢疲劳，与之前那个在北京上学的亮丽姑娘有着残忍的反差”。卡桑的身体经历了枯萎——丰盈——枯萎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卡桑由心灵憔悴到幸福再到矛盾痛苦的历程相对应。同样，叶知秋的身体之变也对应着她的心灵变化。少时被继父强奸的她“张着两条青蛙一样细细小小的腿”，“身体瘦削如竹”，对应着她此时性格的暴戾沉默；而在游泳队备受欺辱的生活，导致了她“豆芽模样”“似乎发育不完全一样，身体像蜻蜓一类动物”“根本没有胸部，身体如同十岁瘦男孩”的身体特征，同时造成了她随意放纵身体、毫无女性气息的特点；而在与以明相爱、发生关系后，她的身体开始发生了改变，变得妖娆起来；得不到以明的爱，走向堕落后的她，又变成了“骷髅般瘦瘠的身体，满目疮痍”；最后，叶知秋将希望寄托在耀辉身上，却被嫌弃“大腿胯下全是被客人用烟头烫的北斗七星”，此时的叶知秋对人生完全绝望了。叶知秋的身体经历了受伤、瘦如骷髅——因爱而丰满——彻底变形的过程，与此同时，她的心灵经历了抑郁畸变到满足幸福直至最后绝望的变化过程。

七堇年笔下还有因身体残缺而性格畸形的诸多女性形象，如《尘曲》中的叶微青因脑部疾病而“脸颊瘦瘠凹削，眼眶发黑。十多年的瘫痪，双腿肌肉早已萎缩至只剩两根枯枝”，曾经快乐积极的女人从此性格暴戾畸形，充满了怨愤、恐惧、烦躁；《平生欢》中，因车祸而失去双腿的邱天心灵脆弱敏感；《夜阳》中缺失乳头的Nox，开始痛恨男性，性格变得古怪；《尘曲》中的余悦因身型而性格多变，因肥胖而自卑，为瘦身而喜悦，在停药得了暴食症后更加自卑与沉默。她们沉默、暴戾、乖张的古怪性格都是因为身体的残缺导致的，换言之，身体特征在七堇年的笔下是反映女性心灵、塑造女性性格的重要因素。

“身体”在七堇年的笔下是女性特有的私密与尊严，如《尘曲》中叶微青因余生看见她来例假、被队长强奸的身体丑态而恨他；《平生欢》中邱天因邵然看见她赤裸的下体而讨厌他。这都是因为男性窥见了女性的身体隐私，而造成了女性尊严的失衡。肉欲与性行为在七堇年的作品中往往被一笔带过，七堇年侧重刻画的是女性身体与心灵之变的对应，其作品中的女性以心灵满足与心理高潮代替身体愉悦。

二、性别：两性关系的和谐平视

女性的性别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核心，“身体写作”的初创期便是从女性意识到男女两性身体的不同开始的。纵观前三代“身体写作”，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出现了男女两性的对峙。在“私人写作”的女作家笔下，男性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生物，总是以伤害、强暴、焦躁等形象出现，女性对男性抱着一种本能的排斥与提防的情绪，两性之间的交流往往是不对等的；到了“宝贝作家”笔下，男女两性的关系要轻松许多，男性形象在作品中往往只是一个附庸的形象，被作家刻意嘲弄讽刺；而在“下半身写作”的作品中，两性关系更是因肉欲的放纵而开始变得随意，女性不再纠结于两性之间的交流，而仅仅关注肉体纠葛，男性形象在作品中仅仅是可以发泄欲望的工具。可见，性别压抑在第一阶段的“身体写作”中是以尖锐化的方式呈现的，两性的关系处于一个紧张的敌视状态；而到“宝贝作家”和“下半身写作”那里，两性关系又被淡化和消解了，女性作家们以一种轻视的视角观察与书写男性。换言之，在这三个阶段的“身体写作”中，两性关系始终没有以平等的姿态出现过，要么是男权高高在上，令女性望而生畏，要么是女性以嬉笑怒骂的方式解构男性。男性在她们的作品中没有被公平对待过，而男女两性的关系也被无情地夸大或刻意地消解，男女两性几乎没有和谐共存的可能。

在七堇年的作品中，男性的形象有所不同。虽然不少男性人物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的，但是他们与张爱玲笔下残缺的男性形象不同。七堇年笔下的男性虽然软弱无能，但常常是出于善意的。如《大地之灯》中的简生，被辛和评价为“本身就是个欠缺、软弱的男子，因而一个完整的男子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他承担起来力不从心”。七堇年小说中的男性基本都是处于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刚开始时多以怯懦的“小男孩”形象出现，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波折后，最终都选择了勇于承担责任。如《幻听》中的亦俊，看到众人责骂叶笛，在内心强烈挣扎后，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七堇年笔下的男性形象又是多样的，既有薄情寡义的迦南、简卫东，也有专情痴心、默默守护的康乔、康亦君和正义善良的余生，甚至有因压力而郁郁寡欢、心思沉重的同性恋者余年、康宇。在七堇年的作品中，男女两性往往是平等的姿态，并且对身体的差异采取了正视的态度。七堇年正视了男性的优点与缺点，男性在她的作品中是去神权化、去恶魔化的。

与木子美等前代作家不同，七堇年作品中男性的情欲是被放在正常的、可理解的位置上的，男性也不再是单靠情欲支配的麻木躯体，不再是情欲的奴隶，其中的代表是《大地之灯》中的简生。当与第一个女友发生性爱时，简生“任凭强盛茫然的情欲覆盖自己，脑子里面渐渐可以变得一片空白”的原因其实是“简生并不全然是耽于床笫之欢，他只是因为内心的茫然，离开淮之后一度难以自拔，因此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求解脱”。麻木的简生在女孩怀孕独自离开后感到愧疚，性格开始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心灵渐渐成熟。“在性的范围内，简生一再有着近乎偏执的克制与淡漠。”而当触碰心爱的淮时，“他的手如此真实地触碰到梦境中四年的女子，觉得心中反而疑惑和敬畏起来”。他清楚地知道“这身体没有与他游戏，只是希望温暖自己”。面对爱人的身体，简生的心情是敬畏而庄重的，他与淮只亲吻、拥抱却不做爱，相交、相爱的只是他们的灵魂。《澜本嫁衣》中的康以明也与简生一样，从沉迷情欲转向了心灵的蜕变。少年时的康以明对待情欲是“有如一日三餐这样必需”，“该享受的时分绝不犹豫”，而在得知叶知秋怀孕出走后，他幡然悔悟，抛弃了以前的情人，决意娶她。可惜叶知秋对他早已绝望，拒绝了他，他只能将“对她的念念不忘终于沉淀成了如此一种深情”。七堇年笔下的男性不再等同于情欲动物，他们一开始可能受到过情欲的诱惑，然而他们的内心都有过激烈的挣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经历了人生百态后，他们的情欲渐渐凝结为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与深爱。面对心爱之人的躯体，他们的眼中不再是一种占有式的亵渎，而是敬畏而真诚的。

男性在七堇年的作品中也不再是扁平残缺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个复杂的成长型形象。或许他们在年轻时做过肉体的奴隶，或许他们在欲望与爱情中苦苦挣扎，然而随着心灵的成熟，他们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内心，摆脱了情欲，以一种真挚平等的眼光看待被他们伤害或爱着的女性。七堇年在消解男性光环的同时，也正视了男性的成长与改变。

三、价值取向：现实与道德责任的回归

女作家方方曾经这样评价前代作家的“身体写作”：“总的来说，女性文学始终充满了对男权意识的反叛，但我的反叛是男性可以认同的，林白、陈染的小说的反叛可能对男性作家来说已经出格了。至于卫慧这批作家，她们的小说其实更多引起的不过是男性对女性隐私的兴趣。……是不是公开自己的隐私，抛弃伦理道德，才叫反叛？我认为这种反叛太表面化了。”通过阅读“身体写作”的作品，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不少作家打着“另类”“自由”“身体解放”的旗号，在作品中注入了消费与肉体的欲望，彻底消弭了理性精神的存在。这一类作家的价值取向往往是偏激的，因此，打破道德是非、社会规则在这类作品中是常事。反观七堇年的作品，可以发现她的价值取向与前代的“身体作家”有着本质的区别。陈染、林白笔下的世界以女性身体和性感受的直观叙述加以建构，透露出女性所承载的社会压力与生命之重，她们作品中的女性为打破枷锁不惜逾越传统道德与家庭责任；而卫慧、棉棉的创作在性欲望的描写上更加细致化和狂欢化，其女性形象更加突破社会规则，甚至成为一种男性窥视的“被看”对象，作品成为猎奇者的消费品；到了木子美的创作，女性形象更加叛逆堕落，甚至为了洗一次热水澡就随意出卖肉体。

七堇年作品中的女性则回归到社会现实中，她们的身体最终重回社会的规则内。如《蓝颜》中肆意挥霍青春的子君最终感动于默默守护她的平庸男生耀辉，归于平淡的婚姻生活，从放纵堕落中彻底抽离；《幻听》中的叶笛离开了亦俊，与守护她多年的康乔结合；《大地之灯》中的卡桑最终看清了迦南的真面目，离开了迦南，重新回到养父母的身边；《平生欢》中曾经沉迷于物质而出卖肉体的尹柔山，在嫁人之后开始反省自己，忏悔曾经不负责任的行为。最能体现作者价值取向的女性形象莫过于《澜本嫁衣》中的叶知秋，叶知秋“十九岁便开始经营起了手里的皮肉生意”。吸毒、酗酒、卖淫是她生活的常态，但她的人生追求却是想和心爱的人“结婚生子，厮守下去。她希望能牵着两个孩子的手逛街”，过着“平凡温存的小日子”，在家“相夫教子”。看似放纵叛逆的叶知秋其实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真心相爱的人，有一双可爱的儿女，过着平凡女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

七堇年作品中的女性基本都是以两种形象出现的——传统美德型与堕落忏悔型，但不管是哪一种女性形象，最终的归途无外乎都是迷途知返，回归社会规则，勇于承担责任。七堇年致力于寻找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点，这反映了她对于女性命运与女性选择的真正思考，以及对传统道德的认同。比之不顾现实、肆意放纵的先锋探索和虚张声势的文字作秀，这一份对普通女性人生道路的思索和试图在社会责任与女性自由之间寻找平衡点的真心，彰显出她的作品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四、结语

七堇年的“身体写作”继承了前辈女性作家的叙事风格，性别意识鲜明，常以女性身体为叙事对象，基本吻合了西苏对“身体写作”的定义与当代文坛“身体写作”的特征。然而七堇年通过描写女性的身体之变与男女两性的欲望索求，来表现当代女性心灵之变与男女关系现实状态的写作方式，又与卫慧、木子美等过分宣扬肉体解放的前代“身体写作”的作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可以说七堇年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另类的“身体写作”。《蓝颜》《幻听》《大地之灯》《澜本嫁衣》等作品在“身体”“性别”和“价值取向”上表现出深入女性心灵、平视两性关系、关注两性和谐及回归现实责任等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在以服务市场为目的的肉体写作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反思，女性写作的未来之路到底该通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