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籍整体设计是图书成品控制的最后一个环节，直接关系到一款图书产品是否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接受。本文通过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合校本〈营造法式〉》一书整体设计过程的回顾和总结，为此类书籍的设计和呈现方式提供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以期为相关图书设计项目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古籍出版；整体设计；《营造法式》

中图分类号：TS8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1-0219-03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发展，信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节奏不断加快，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喜爱反倒越来越多，传统文化繁荣趋势愈加明显，人们对古籍类图书的阅读和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在当下学术出版整体比较繁荣的情境下，古籍出版显得比较特殊。虽然图书内容均定格在了初次编写年代，但经过长期的流传，版本源流复杂，版本差异较大。尤其是那些在不同时期经多次校勘整理后的古籍，传及今日，里面已经附加了出版前言、附录、校例等便于时人阅读和理解的内容，其中不断叠加的文化意味和时间累积都是装帧设计时需要精心呈现的难点。本文以笔者承担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合校本<营造法式>》的整体设计为例，来总结古籍类图书装帧设计过程中的几点心得，以供同行交流和参考。

一、了解古籍背后的流传脉络

于古籍类图书而言，其内容性质、版本流传过程对这本书的整体设计构思来说，既是它的制约条件，又是非常重要的创作素材。对设计者来说，它不但是非常重要的资料积累，也是一个复杂背景信息的梳理过程。本文讨论对象——《合校本〈营造法式〉》也是如此。

《营造法式》成于北宋中后期，国家实行变法，为严格控制工程建设开支，需对建筑工程验收制定相应的规范标准。北宋神宗（1048—1085）时期，将作监李诫主持编修《营造法式》，元符三年（1100）完成，崇宁二年（1103）刻成小字本颁行全国。全书共36卷，主要内容分为5个部分：释名、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该书作为北宋时期最重要的建筑技术专著，全面反映了当时官式建筑设计、结构、构造、施工等建筑技术的特点。

《营造法式》首次印行在北宋崇宁二年（1103），此版被后世称为“崇宁本”。后，在南宋被重刻两次，绍兴十五年（1145）重刻于平江府，世称“绍兴本”；二次重刻是据20世纪初在清内阁大库残档中发现的宋刻本《营造法式》残卷中，残页上的刻工名字来推定的，世称“绍定本”。“崇宁本”和“绍兴本”现均不传……[1]

南宋亡后，《营造法式》已不具工程验收作用，故元、明时期没有重刻过。明初《永乐大典》收入了《营造法式》，据图中所附刻工人名可知也是源于宋绍定本。明代收藏家赵琦美藏本在当时为著名善本，明末归为钱谦益绛云楼收藏，钱谦益得到赵琦美藏本后，即在清初把此本转让给钱曾述古堂收藏，世称“述古堂本”。道光元年（1821），张蓉镜据张金吾从苏州著名书肆陶氏五柳居收得的一部传钞述古堂本《营造法式》，世称“张蓉镜本”。张蓉镜本辗转至清末政治家翁同龢处，后被上海图书馆收藏；晚清江南丁丙“八千卷楼”藏抄本，后称“丁丙本”，现藏南京图书馆；清末藏书家郁松年所藏宜稼堂本转至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近代大藏书家常熟瞿氏所藏“瞿本”，今藏国家图书馆；乌程蒋氏所藏旧抄本，现在台湾。此外，“故宫本”《营造法式》被学界认为是现存清代钞本中最有价值的一本，此版本是1932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传钞述古堂本。

1919年初，著名实业家、建筑史学家、文物收藏家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浏览旧籍时发现“丁丙本”《营造法式》，旋与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协商缩付小本石印共七册，学界称这批印本为“丁本”，也有人称其为“石印本”或“朱氏印本”。它们是自“绍定本”之后近八百年来首部公开发行的《营造法式》印本。

1925年，民国著名藏书家、刻书家陶湘发起，众多权威学者共同校注整理完成的《营造法式》出版问世，世人称之为“陶本”。此版本将当时所见的全部公、私传本较比优劣，考证、勘误其中讹误，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综合研究。这一版较“丁本”在诸多方面都有质的提升，后世皆赞其成就和突出贡献。

被称为“竹本”的《营造法式》与日本学者竹岛卓一有关。我国古建筑学家陈明达在研究过程中曾参考竹岛卓一著写的《〈营造法式〉の研究》，在陈的批注本中称其为“竹本”。“竹本”是在“陶本”《营造法式》的基础上，取“丁本”“静嘉堂本”“东大本”互校，由竹岛卓一独立完成校勘、句读和注释的工作，解说《法式》术语3300余条[2]。

本文讨论对象《合校本〈营造法式〉》以1925年陶湘刊本为底本，利用现存诸本中的重要善本，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定刊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铁琴铜剑楼瞿氏旧藏钞本等三种和故宫博物院藏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张蓉镜抄本等两种，以及摘抄本中的《续谈助》，共五个重要传本和一个摘抄本对陶本进行校刊，并收录梁思成先生的《营造法式注释》、刘敦桢先生批陶湘刊本和其校故宫本中对文本校订的内容，对《营造法式》卷一至二十八的文字部分进行合校，补入缺文，罗列诸本异同，并附梁思成等学者的评议，综合现存重要传本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校勘、标点，是一部更接近于原貌并反映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较完备的本子。

成书背景和版本源流是理解和走近古籍图书的第一步。了解这些信息能够定位古籍的成書文化特点，这样有助于美术编辑在创作时找到图书的内在气质。根据校注者在书稿中交代，这本书的几部分成文时序如下：正文内容成于宋代，而底本是民国时期藏书家陶湘整理刊行的“陶本”《营造法式》；文前全书的序和文末的附录为校注者执笔，其中底本目录经过几次补版流传，有所出入，应是“陶本”在此做过复原。

二、定位古籍所属的学科气质

古籍只是出版比较早的古代书籍，因其写作内容和写作对象的不同，也有其独特的学科气质。找到学科气质，是对一本书的整体设计展开基本定位的最重要工作。因为古代学科属类与如今的分类方式完全不同，一般要两厢综合考量，既要找到它在古代所属门类的特点，又要呈现其在现代学科定位体系下的特性。

《营造法式》成书的北宋，被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经济的繁荣促使国家层面的土木建设工程繁多，此书能够帮助今人较全面地了解宋代建筑技术水平和官式建筑的设计施工情况，其呈现的建筑文化和理念对后世的明清建筑产生过巨大影响。同时，宋朝的印刷出版也是我国古代印刷出版业的第一个高峰，雕印出版书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这一时期，刻本书的数量、地域分布、种类、规模、刻印的技术和艺术水准，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版书摹写之精，雕印之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元明清三代[3]。民国以后，“丁本”和“陶本”《营造法式》的两次重刻均以南宋“绍定本”为底本，尤其是“陶本”，更以校订精良、装帧考究且纸、墨、行款尽善尽美而广受好评。陶湘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刻书家，在其组织校勘的“陶本”版式上，表现出了对版本的精准把握和高超见解。“陶本”《营造法式》将已知最早的宋本残页作为版式（版框尺寸、版心中缝所题书名和卷数等）参照对象，将绍兴重刻题名均影印附后，尽力再现宋版原貌。由此可见，宋代就是《合校本〈营造法式〉》一书的文化底色。然而，文化底色之外，在《合校本〈营造法式〉》之上还有其他时期的烙印和痕迹。经过本书校注者——古籍整理专家傅熹年院士的整理后，这本书在各个版本流传下来后出现的错刻、漏刻、误传都得到矫正，并加上了众多学者校注的内容和一些注释。这本书跨越时空，从900年前走到21世纪的读者面前。用现代文字、纸张和装帧技术来呈现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是设计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目前所见的版本中，“故宫本”最能体现最早“绍定本”的宋书原貌，其版面、字体、字的大小和间距应该极具参考价值。“陶本”参考这一版本，刊行时依旧保持“绍定本”版心高、阔尺寸，以及墨画阑格，白口大小，每页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等版面特色，开本33厘米×22.5厘米。笔者在版心设计时参照这一比例，将《合校本〈营造法式〉》的开本设计为26厘米×17.5厘米，在高宽比上与陶本的3︰2基本一致。之所以采用26厘米的开本高度是为了与现代书的正度16开保持一致，便于物流和上架。在版心的设计上，因为现代激光照排，每页设为12行，16磅的正文字，每行31字，已经非常疏朗匀称，阅读体验也非常流畅。竖排版，左手翻阅都是古书的翻阅习惯，这主要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尽快进入古籍阅读的状态中。至于版心文字，底本部分的版心布局和退格层级完全按照民国时期“陶本”《营造法式》的退落方式，版面上没有违和感。

书芯色调整体偏黄，可以突出古籍的年代感。偏黄的轻型纸，松度大，触感柔软而有质感，跟古书的阅读感非常相似。为了区隔古书，采用靛蓝色调，封面和盒套的色调选择棕咖色系为主。一方面凸显其稳重感，另一反面又不会显得特别醒目。封面用细纹布材质，与古蓝布的肌理相近，尽量保留古韵；盒套用纹理较大的特种纸，竖纹使用后书名压凹，显得雅致宁静。

因为《营造法式》是一本关于古代建筑工程做法、材料功耗标准的施工指导类工具书，所以在整体设计上力求简洁高效，没有多余隔页和附加设计语言，只在文前加了一小组绵软的棉宣纸印制的插页——印有各版本源流的印章是為了让读者对这本书的源流情况有直观认识。一张印有屋架图的跨页组，对页处烫有一个“校”字，是为了强调这本书的专业性。

该书在装订方式上的有益探索和突破更具建筑学科的工学特质。全书一共54.75个印张，共计876页，书脊厚度近7厘米。“陶本”的《营造法式》共十本，高度近20厘米，虽然与底本相比更便于阅读、携带，但是要想把这么厚的书装订成一本软皮书还不变形，这是装订工艺的一个巨大挑战。使用软皮布面是想让读者体味古籍阅读松弛柔畅的状态，而书籍能够坚挺全赖装订师傅尝试在书籍中加入加固材料。现代装订技术和材料的技术加持令这本书不古板沉闷，一本在手就能体会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气息。

三、根据整理方式设计阅读节奏

书籍设计还需要以人类视觉感知的客观规律为依据，从阅读者的感受出发，合理安排视觉构图元素，充分考虑人阅读时的多种感知需求，将文字内容中的理性思维配合作者的表述方式个性化地表现出来，设计出有阅读节奏、有美感的视觉语言，从而拉近读者与书籍内容间的距离[4]。古籍整理中包含的元素更多，阅读节奏的设计要素也会相对复杂些。在《合校本〈营造法式〉》这本书中，就涉及字号调节、色彩搭配、纸张转换等方式。

古籍整理项目的图书需要使用繁体字出版，主要是因为古籍中有很多繁体字、异体字和自造字，现代简体字不能全部替代，只有繁体出版才能尽可能详尽地表现古代专著的内容特点。繁体字笔画多相对不容易辨认，所以这种书的字号大小，字级设计也无法采取常规操作。同时，古籍类图书的字体排布和版心设计也与通常的现代书有很大不同。常规图书出版都是匀速阅读，合适的字体、字号选择一两种就可以全书使用。古籍整理的图书根据整理方式不同，内容之间要有区别，正文与校注文字之间既要有区别，也要明显呼应，方便参照查找阅读。《合校本〈营造法式〉》的校注者傅熹年院士本身就是一名版本学家，他经过反复比对，最终选定“陶本”作为校订的底本，所有的校注者补充的内容都在相应小节结尾处。而校注部分的内容才是本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为了这部分内容能够便于阅读，本书的校注内容设定为11磅的字体，比常规图书的正文字号还略大半磅。而《营造法式》底本部分的文字则达到了13.5～16磅不等，字体层次的设计采用了现代图书字体层级的使用习惯。这一设计与传统古籍版心内不分层级，只区分正文和注释的形式完全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古代雕版的工艺局限，字体变化不能太多，而现代激光照排技术的使用可以在图书内文设计中多几种字体层级，便于读者阅读和直观查询。该书的标题目录用“陶本”中的标题字按照约18磅大小布置，正文底本13.5磅，内文标题16磅，校注部分文字11磅，四种字号按照内容性质分别使用，读者在阅读时可以直观领会各部分内容属性，还便于查阅。底本文字与内文标题舒朗，间隔明显；校注精致，易查找；卷标题醒目易翻阅，读者阅读非常便捷。

《合校本〈营造法式〉》一书中，虽然作者只是校注文字部分，但是为了作者整理的文前及附文与正文部分有所区别，笔者在这两部分使用了专色。全书从作者“合校本序”开始，单黑的正文校注部分承接，结尾的几篇版本介绍的附文又以专色结束。全书以专色开始，又以专色结束，完整又流畅。

为了让读者在触觉上也有丰富的体验，笔者在设计《合校本〈营造法式〉》的过程中，尝试用不同颜色和质感的纸张加以区分。书中由当前校注者执笔的全书序、目录、校例、附录选用了质感细腻，颜色纯净温润的60克优彩本白纸，主要是为了呈现一种现代感；正文主体部分选用60克瑞典轻型本白纸，颜色微偏黄，质感略燥，并且随着出书的时间延长，这种纸的边还会略泛黄，有明显的岁月感。而且由于这部分比重大，轻型纸的使用能够让成品手感更轻便；在正文伊始的古籍目录部分，这部分在流传的各个版本中遗失、损毁最严重，讹漏也不在少数，在此选用与正文用纸一致的品类，但是颜色改为石灰白，偏冷灰的颜色，使读者在翻阅此处时能够发觉差异，主要的阅读节奏就从这个位置开始明显变化；结尾处的附文部分，同文前一样换作纯净温润的60g优彩本白纸。从净透光滑的文前序，到灰涩的目录部分，再到淡黄涩滞的正文底本部分，最后又到净透光滑的附录部分，读者翻阅一遍就像通过一条时光隧道，从光明到幽暗，又由幽暗转为温亮，最后变得明亮。

四、结语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民众精神食粮、满足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籍整理类图书，书中内容虽然以古为主，但是不代表在书籍整体设计中也要一味地使用传统的装订方式和设计语言。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各式现代材料的广泛应用，更高效、更优质的材料更能为图书的整体设计增色，使其穿越时间隧道，成為一种富含古典韵味又体现现代技艺水平的文化产品。这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颂扬，同时也是对古籍曾穿越过的时空隧道的另一种记录和呈现。

参考文献：

[1] [宋]李诫.合校本《营造法式》[M].傅熹年，校注.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23-28.

[2] 成丽.宋《营造法式》研究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78.

[3] 于兆军.宋代出版业的历史贡献[J].新闻爱好者，2020（04）：49-52.

[4] 王艳梅.从阅读的角度研究书籍装帧设计中的视觉节奏[J].中国艺术，2011（04）：112-113.

作者简介：付金红（1967—），女，山东烟台人，本科，工艺美术师，研究方向：书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