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发现算法技术规训外卖骑手的表现方式与潜在问题，探究媒介日常化对骑手生活状况与心理认同的影响，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具体分析外卖骑手的媒介使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基于算法规训的外卖工作展现出零碎化时间、情感劳动、媒介化社交的重要特征，骑手因此逐渐形成了较为保守的抵抗风格，并在阶层认同上表现出游离、斗争的心理状态。

关键词：算法；新工人阶级；媒介使用；身份建构；外卖骑手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1-0092-03

一、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随着数字产业和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数字劳工”人群日渐凸显[1]。其囊括了大量网络媒体业、信息服务业及相关零售业的从业人员，在就业、社会组织、文化表达中显现出新的特征与态势[2]。依托美团、饿了么等互联网平台进行接单、考核、反馈、奖励的外卖骑手成为其中的典型。

《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美团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3]。相较于传统的密集型体力劳动，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数字劳工”通过互联网算法运作在看似分散自由的现实空间内建立起密切的媒介联系，媒介对他们的社会实践和身份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将“数字劳工”卷入了共享信息环境，基于数据支撑和逻辑运算的算法也逐渐成为宏观意义上的技术制度和文化实践。本文从算法逻辑的视角出发，结合文献研读，基于对外卖骑手的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媒介使用情况，分析算法技术对其社会生活和情感认同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在媒介日常化情境下的身份建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访谈对象（见下表）为江苏省某二线城市下辖县级市的外卖骑手，采取“滚雪球”的抽样方式，选取三位美团平台的外卖骑手开展深度访谈。

三、研究发现

基于深入访谈发现，外卖骑手严格接受算法规训，在工作上体现出时间嵌入和情感劳动的特点。由于数字网约劳动的特殊性，骑手的媒介使用日常化，建立了密切的媒介化社交，其文化风格也进一步影响着骑手的身份认同。

（一）数字劳动的算法规训

与传统服务行业不同，信息传播技术在平台劳动过程中的大规模使用，打破了既有的标准化与个性化、低端与高端服务的二分逻辑[4]。以外卖送餐行业为例，算法在外卖骑手的订单分配、路线预估、奖惩机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管作用。

1.时间嵌入：被压缩的自由空间。以送餐时间为首要指标的外卖行业借助算法技术实现了效率最优方案，而将人工智能无法纳入的现实意外因素转移到了外卖骑手身上。预期送达时间、订单配送进度、骑手实时位置都精确透明地呈现给平台和顾客，并以此作为骑手业绩的量化标准。

为了按时完成订单，骑手对速度的追求达到了极致。B表示，县城人口数量较少，地理范围有限，配送压力比大城市小很多，最快可以在两分钟内跑完一公里。天气恶劣时，平台也会相对放宽配送时间，外卖员基本可以勉强达到时限。系统通过对个人准时率、接单率的统计形成外卖员的综合指标和等级评定，从而强化数字规训，激励外卖员提高效率，为平台赢得资本市场。

《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64%的骑手对时间灵活最为看重[3]。A曾从事维修水电的体力劳动，促使他选择送外卖的最大原因就是时间灵活，不需要像在工厂一样强制性地倒夜班。但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看似灵活的时间安排被断续零散的劳动时间取代，骑手可支配的自由空间被不断挤压。

专送骑手需要每天早晚在站点集合，其他时间分散送单。访谈显示，骑手上班时间内玩手机的时长大约在三小时左右，以碎片化利用为主，很难拥有长时间的自由时间。在午、晚的用餐高峰前后，他们会回到站点，一边闲聊休息，一边等待派单。由于派单时间随机，骑手随时都可能需要放下手機、接单送餐。在等待的过程中，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是刷短视频，而王者荣耀等需要长时间注意力的手机游戏并不常用。

餐点之外的随机派单大大挤压了骑手的零散休息时间，也削弱了他们的个人时间掌控力。然而，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反而培养了外卖骑手的平台黏性。他们需要随时携带手机、关注消息提示，从而及时完成平台派发的任务，获取酬金，看似自由灵活的时间分配背后却是以算法为核心、不容变通的规训机制。在网约劳动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和劳作都被嵌入了极不稳定的数字互联和算法分配中，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自身的不稳定[1]。

2.情感劳动：藏匿的自我表达。外卖平台的算法规训还体现在对骑手情感劳动的要求，即通过情绪管理展现积极的面部或肢体表征。在高度重视客户反馈的服务行业中，精细入微的规则将劳动者的情感表达规范化、合理化，形成了一套情感服务的潜规则。

外卖骑手的情感规训主要通过“好评率”“及时率”等规则实现，这些数据又将量化为积分和奖金，实现体系化的奖惩制度。例如，骑手送餐时要说“祝您用餐愉快”；即使路上突发意外，骑手也要第一时间检查餐盒而非自身安全。在访谈过程中，C还展示了一段聊天记录，顾客要求他“卖个萌”才能给好评。

在外卖平台上，骑手的星级、实时定位等信息都对顾客透明公开，顾客可以随意评价、催单，自身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或接受任何评价。顾客对外卖骑手拥有绝对的掌控权，骑手却无法作出职责之外的回应，甚至在一段时间后顾客和单号信息都会被隐藏。骑手与顾客在信息资源、评价体系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网约服务工作的异化，情感劳动从个性化的、次要的附属品变成了机械统一的必要任务。将送餐工作与情感劳动捆绑，本质上是为了体现顾客“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将使劳动者合理的情绪表达被噤声。

随着外卖服务日趋细致入微，有相当一部分顾客会利用平台赋权对骑手提出额外要求，以满足自身对于“发号施令”的心理需求。如带包烟、扔垃圾等，并以差评作为威胁。客户在算法的溺爱中不断增加骑手本职工作之外的负担，而受制于协议规约的骑手只能履行。曾红极一时的“我的外卖骑手会画小猪佩奇”让骑手们不堪其扰，画画的时间需要通过闯更多的红灯来追平，而这却仅仅被用户作为用作拍照的谈资。A表示，他不在意顾客的态度，“摆着臭脸用脚拿都没事”，只要及时送餐、获得奖励即可。被默许的情感劳动和权力滥用，让劳动者丧失了表达自我的机会和意识。

（二）媒介化社交建立人际关系

由于外卖骑手有运用信息传播技术协调工作的需要，他们使用移动媒体开展日常交往的现象较传统体力型工作更为普遍。处于流动的工作常态中，外卖骑手除了偶尔在站点与同事见面，人际互动几乎都依赖网络。因此，考察移动工作者的媒介使用情况及其对人际交往、身份建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1.骑手之间：情感支持与风格抵抗。外卖骑手的工作和生活紧密相连，工作节奏快、流动性强的特点使得外卖骑手和管理者很少有机会参与社交活动，而经由移动媒体的媒介化社会交往为命运相似的骑手群体提供了相互帮助的机会。由于专送骑手跑单有固定区域的限制，在他们之间建立强连接的概率更大。

外卖骑手常常因天气、交通、电瓶原因在送餐途中发生意外，面临超时扣钱的风险。这种情况下，途径的骑手往往会伸出援手，通过“转单”的方式帮助不便骑手解决燃眉之急。B表示，他们没有底薪和五险一金，更能体会彼此挣辛苦钱的不易，所以骑手内部非常和谐。这种帮忙是工作中日常化的操作，可以在工作导向媒体使用中勾连起外卖员在业缘网络中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5]。

在与B访谈的过程中，恰巧有一位新手外卖员前来借头盔，以完成“微笑行动”的拍摄。B慷慨相借后，新手外卖员特意送零食致谢，B婉拒后表示这是身为前辈应做的。因为年龄、经历、经济水平相似，骑手往往能够共情彼此的遭遇，对共同的外卖员身份有着强烈的团队认知，从而形成了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良性社交关系。以上“转单”和借头盔的案例都可以体现出在移动媒体的帮助下，外卖骑手间形成了特殊情况下的交往互助方式，打破了传统工厂中技术系统和规章制度对工人社交的制约，在外卖骑手之间建立起了更强烈的社会联系，也带来了劳动和生活实践中的资源回报。

此外，外卖骑手往往会建立自己的微信群。除工作群之外，他们还会根据片区、小组、关系密切程度建立起非正式的私人小群。笔者从C的部分群聊记录中观察到，骑手在私人群中的主要话题是“日常生活”“工作抱怨”“趣闻分享”，而工作群的主要作用是更新通知。C提到，他曾接到过送去殡仪馆的一单，发在私人群调侃，引发群友热议。

日常工作中，骑手常常遭遇不顺心的意外事件，如差评、赔偿、扣分等。尽管系统为骑手设置了申诉选项，但在现实情境中，他们很难获取有效的宣泄和申诉途径。因此，私人微信群就成了对抗系统和管理者的后台空间。外卖骑手对工作的抱怨更能唤起拥有相似经历的同事的共鸣，从而获得即时的情感慰藉和舆论支持。媒介为分散流动的劳动者们提供了稳定的线上联系和常态化的互动交往，不会因工作流动性而改变。

这种以抱怨、钻平台空子为典型的言行体现了骑手群体的独特风格，构成了数字算法时代的抵抗式文化，鲜明地表达了“数字劳工”对处于算法末端的不平等地位的不满和反抗。但由于生存需求，他们接受了劳工不平等的合法性并将其作为自身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他们在行动上享受零散时间、罔顾交通规则、乐于分享工作趣闻，从未产生过实质意义上的抗争。这种文化和经济上的限制压抑了他们实现潜能的能力，阻碍了他们合乎理性地表达自身的根本利益。

依托移动媒体和站点碰面，骑手之间建立起了相对稳定密切的社交关系。一方面为从业者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资源和情感支持，增加了骑手社会融入的路径；另一方面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和职业归属感，使骑手共同形成了对管理者的抵抗式文化。

2.骑手与商家：协助共生的弱关系网。在线下取餐、线上交流的联系中，骑手与商家逐渐熟识。商家依靠骑手拓展外卖业务，骑手希望商家加快出餐、节约配送时间。基于面对面互动和共生利益，由移动社交媒体维系的双方，本质上是被平台联系起来的协助合作的利益关系。

访谈资料显示，外卖骑手倾向于与商户服务员“打好关系”，以便在时间紧迫时插队做餐。为方便协调送单时间，商户和经常合作的骑手会加上微信，保持线上沟通。由此，面对面的互动转为线上媒介社交，并以点赞、评论等互动机制增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普遍情况下，由于工作时间限制和缺乏情感关联基础，商家和骑手只会保持较弱的社交关系，成为庞杂的微信交友圈中的一员，很难真正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回报。

A表示，熟识的商家会对骑手多有照顾，比如免费赠送多余餐饭、用餐打折等。尽管骑手和商家的联系建立在利益合作关系之上，但在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骑手社会交际面和生活范围得以拓宽，增加了嵌入多样社会关系的可能，增强了对所在地和外賣工作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工作导向媒体为处于流动中的“数字劳工”提供了多层次的人际社交的机会，并向社交导向媒体输送新的社会资源，从而丰富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

（三）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

外卖骑手的工作状况直接影响着其生存境遇和对主流社会的心理认同，进而影响到其社会公平感和阶层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主流媒体塑造的形象发生着博弈与融合，对自我身份不断进行着个性化的建构和集体认同。

根据张洛宁、李双对我国外卖员媒介形象建构的分别分析，外卖骑手的典型媒介形象可以概括为交通违法者、生活艰辛的不幸者、热心助人者[6]，且以违法者、不幸者的负面形象居多[7]。这可能造成社会对外卖员的刻板印象，使得他们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平等的尊重。

《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的二产、三产人员，外卖骑手的上一份工作主要集中在工人、销售、个体户[3]。骑手团队来自多样的社会分工，以工薪阶层为主，他们更关注个体的经济利益，对社会评价和政治议题并不在意，工作之外的社会活动较为零散，很难形成跨群体的阶层认同。B反映，美团平台并不为骑手提供五险一金，只会从每天的薪酬中扣三块钱作为意外保险，因而他们对职业并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是长期处于游离不定的状态中，抱着“先做这个赚点钱”的心态，对未来没有明确规划。骑手位于算法技术的底端，经常遭受责任承担不公的风险，缺乏有效的申诉途径，遭遇交通意外时也无法立即获得保障。但由于各种因素限制，他们很难对企业霸权表达出集体性的抗争和利益诉求。

外卖骑手内部表现出惊人的和谐与团结。C透露，骑手不仅会对对方过往的“传奇经历”津津乐道、口口相传，还发展出了深刻的“革命友谊”，对外保持阵营的绝对一致。“管事的也不太敢得罪我们，要是真把骑手逼走了，很快和他关系好的都跟着跑了。外卖这行很缺人的。”虽然此说法的真实性还有待考究，但体现了外卖骑手群体内部存在的基于共情与帮扶的身份认同，并产生了独特的底层文化生产，其对抗逻辑多局限于较为保守的内部消解，即远离管理者的话语吐槽。

四、结语

本研究遵循质性研究的研究范式，结合深度访谈与文献阅读，收集外卖骑手的媒介使用情况和工作情况，分析算法技术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情感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对时间嵌入和情感劳动的算法规训压缩了骑手真实自由的空间；媒介化社交则帮助他们与骑手同事、商家之间建立起了有层次的交往关系网，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格抵抗；骑手群体表现出内部一致性，但对自我职业身份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访谈样本和数据较少，覆盖面有限，不能完全代表骑手的整体情况，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第二，有关媒介使用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内容稍有脱节，其内在联系未能阐释清晰。

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更多具有新身份、新形式的“数字劳工”不断涌现。从信息传播和媒介使用的角度考察其文化表达和身份建构，进一步探究其特征及影响因素，依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J].思想战线，2019，45（06）：50-57.

[2] 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4-29.

[3] 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R].美团研究院，2020-03-10.

[4] 赵璐，刘能.超视距管理下的“男性责任”劳动——基于O2O技术影响的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研究[J].社会学评论，2018，6（04）：26-37.

[5] 张玉璞.基于社会资本理論的上海外卖员移动媒体使用效果研究[D].上海：上海理工大学，2019.

[6] 张洛宁.中国外卖员媒介形象的建构与变迁[J].传播力研究，2020，4（07）：28，31.

[7] 李双.外卖小哥媒介形象建构研究——以人民网、新浪网为例[J].传媒论坛，2018，1（08）：72，74.

作者简介：马文心（2000—），女，江苏南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媒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