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妮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为了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5 月29 日至30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山东大学（威海） 等共同主办，以“中国共产党百年足迹：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互鉴”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在山东威海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委书记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以及山东大学（威海） 党工委书记尹作升先后致辞，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发来录像贺辞。来自10多个国家的100 多位专家学者紧密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问题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明的多样化及交流互鉴问题研究”四个主要议题展开了研讨。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理论研究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

美国学者卡尔·瑞特纳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有三个要素，一是文化的特定形式，二是文化的具体内容，三是文化的具体政治内容，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的逻辑关联。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从一种锥形的文化开始的，并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这种锥形的形式造就了宏观文化因素的具体内容。这些文化因素的政治经济特征，使这些因素成为一个进步的元素，可以改革和完善整个社会的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明显的特性。用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来概念化社会问题可以促成一个伟大的社会进步。

美国学者瓦迪·哈拉比认为，共产主义斗争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些需求是广泛的，表达方式是对立的，最终需要寻求一种平衡。我们建设的新文化应该自觉地以满足人的需求为导向；工人阶级组织，共产党和工会都是革命前后发展这种文化的关键。必须揭露几千年来随着农业和阶级社会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普遍的剥削文化。我们需要一种团结、尊重和讲真话的文化，以促进我们集体和个人所需要的斗争和发展。工人有领导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和利益，共产党和工会在同剥削的方式和限制作斗争的同时，还面临着发展一种文化以满足人类需求的严峻任务。社会主义革命不会自动满足或达到满足人类需求的平衡。从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社会制度可能会取得巨大成就，但仍然会受到各种未能满足人类需求或未能集体确定和解决满足需求方面的限制的威胁。通过识别对立的人类基本需求，我们可以在革命前后加强工人阶级意识、力量、文化和团结，揭露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端，推进共产主义目标以满足人类需求。

（二） 关于文化和市场

俄国学者布拉夫卡·布子卡丽娜认为，市场已成为一种支配一切的形式，不仅是经济，也包括文化范畴在内，艺术家是这一空间的主角。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作品不是由他的灵感所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关系、买卖关系所决定，这就形成了市场集权主义的陷阱：一是在文化中，艺术家生存的唯一机会就是成为主体，而在市场极权主义下，他不再自由地发展和谐的人格，而是各种形式的异化的奴隶；二是文化的市场标准化；三是市场极权主义，即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的状况，是由标志上唯一的人为标志所创造的；四是艺术是一种商品；五是商业形式、甚至市场形式的的艺术转变相关联，但商业本身和信息技术是这种艺术转变为商业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六是人格与现实的疏离。在此基础上，她得出两个结论：社会主义首先是人格和人的文化发展的文化空间和时间的构想，这是其重要价值和首要目标；我们必须将人格发展作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人类是历史的主体、文化的主体、发展社会的主体、创造社会的主体以及创造自我的主体，这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发展的结果；作为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者，新人类首先是公共意志的创造者，而公共意志是每个人都必需的，即新人类是解放的社会关系和自由社会关系的创造者，是人文主义文化的创造者。

（三） 关于文化对于“中国之治”的作用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洪晓楠教授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离不开文化的丰厚滋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给予支撑。这样的判断既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和复杂国内外环境的正确认识，也是对建党百年来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其中，绵延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是“中国之治”的基因底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知识宝藏和智力保障。因此，充分发挥文化之于“中国之治”的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厚植文化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这也是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思想保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问题研究

（一）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研究

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张国祚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物质硬实力不强的话会导致一打就垮、一打就败，而文化软实力不强的话则是不打自垮、不打自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还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体现在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以及习近平“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等论断中。文化自信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也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之所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因为这种文化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蕴含着许多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当代价值、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这种文化熔铸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集中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沃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创造出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奇迹。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洪晓楠教授认为，百年大党的文化自觉体现在以下十大关系中：第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真正的理论自觉，也是一种文化自觉；第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的命运与中国文化的前途问题；第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第四，由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确立；第五，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第六，中国共产党批判地汲取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相关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文化产业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关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以及将文化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领域，并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七，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第八，从文化成熟论到文化立国论的提出；第九，从文化自觉论到文化自信论的提出；第十，从文化自信论到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提出。

（二） 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经验启示研究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士海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这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一条就是要运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怎样让党员、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更好地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今天而言，推动文化理论的建设就是怎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达成广泛的认同和共识。这需要我们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相结合；第二，现实需要和历史反思相结合；第三，部分阐释和整体把握相结合。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教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首先，文化建设的目标引领论：使命赓续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实指向是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战略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次，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体现了价值彰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必须恪守的原则；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是凝聚共识的应有之义。再次，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论：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涵养根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来传承初心；通过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扎根时代。最后，文化建设的国际视野论：通过把当代中国价值观贯穿于国家交流和传播等方面来发出声音；通过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来交流方案；通过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以及强大的精神动力去贡献智慧。

（三）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新觉醒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田辰山教授认为，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背景下，西方以及全球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已走向了反面与失败：由宗教迷信获得解放变为另一种个人自由迷信；“个人自由”真正引出的现实是以“百分之一”的个人肆无忌惮让百分之九十九人口”失去生存希望的“自由”。西方思想文明已开始了内部批判，得出“必须告别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告别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建立以东方文化作为参照的世界新文化秩序的结论。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一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指导的、同资本主义世界本质决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领导不行；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打下的红色基因传统和一切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不行；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理念焕发的精神不行。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社会主义事业的空前绝后的辉煌成就过程中，也应该看到失误、弯路与挫折；尤其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是可喜的，空前巨大的代价，也是十分痛心的。百年未有大变局背景下呼唤新的觉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努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绚丽的特色。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认为，传统文化是否优秀与其能否适应和促进历史的发展有关。每当人类社会发生大的社会变迁时都会发生相应的文化革命。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是因为历史的辩证发展是否定的否定，经过历史变迁的现代文化包含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那些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中华传统文化，是那些经得起今天的实践检验，进而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求或者能够成为推动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要素的中华传统文化。拥有能够长久保持的文化必然是最有前途、最有自信的文化，而新时代中国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

（二）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遗产保护思想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 孙克副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工作，以习近平文化遗产重要论述为主体，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遗产思想，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习近平文化遗产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其形成最直接思想来源，三者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石。

（三）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高惠珠研究员认为，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是时代之需。破除某些不合时宜的“前见”遮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必由之路。纵观我国改革开放40 多年来的文化建设实践，以下三条创造转化路径，对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起了正向引领作用：跨越简单化的唯物唯心之分，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神真谛；跨越表面化的礼法对立思维，吸取传统文化的法政智慧；跨越教条化的经学注疏式的传统治学形式，面向现实、会通古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将使优秀遗传基因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以新时代的光辉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刘丽红副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中国共产党是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主体，其历史经验可以为今后中华文化的创造起到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特别是伴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立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本原则、创造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代语言形式，是中国共产党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四、文明的多样化及交流互鉴问题研究

（一） 关于新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教授认为，20 世纪中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文化扩张”战略，企图以一种更隐蔽、更欺骗的方式延续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全球统治。通过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在全世界大行“文化殖民”与“文化霸权”，迫使文化弱势国家趋于“美国化”，给世界文化多样性生态造成极大破坏。这种“新文化帝国主义”有四个方面的新特征：一是通过美元与知识产权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二是通过全球信息资源垄断，利用国际信息秩序不平衡性的结构性矛盾，构建“媒介帝国主义”和“信息帝国主义”；三是通过对世界文化产业体系的垄断，文化资本化带来文化上血腥的“剥夺性积累”，推行文化“圈地运动”和“可口可乐殖民主义”；四是通过国际话语权垄断，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威胁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

（二） 关于不同国家政党文化的比较研究

越南学者阮明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潘金娥研究员进行了中越比较研究，认为越南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90 多年中，始终以“加强革命道德教育”作为党的文化建设的根本，这为越南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创造了内生动力，使党的纯洁性和坚定性得到全面巩固，领导越南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了解决党的建设中现有问题，越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三条重要措施：一是着力加强党的道德建设；二是集中精力抓好各级干部特别是战略家和一把手干部队伍建设；三是进一步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依靠人民建设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强调党的思想文化建设，胡志明关于党的思想文化建设论述与越南共产党的实践经验，值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学习借鉴。

尼日利亚学者查尔斯·奥努奈伊朱进行了中欧比较研究，他认为严格贯彻“实事求是”这一实践过程，产生了令人惊叹的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的全面增长。2021 年1 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兑现了让中国所有农村贫困居民脱贫的庄严承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脱贫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对非洲产生的主要影响是，贫困并不是宿命，而是一种社会灾难，只要具备必要的政治意愿、目标明确且有一致的政策规划安排，就可以实现脱贫。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通过与几个政党，尤其是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合作将这一中国经验分享于世界。希望非洲的许多政党能够认真汲取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吸取重要教训，以提高它们寻求解决释放国家潜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难题的能力。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新冠肺炎疫情问题

加拿大学者杰夫·努南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使世界经济暂时瘫痪，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普遍缺陷，近40 多年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被它撕下了伪善的面具。我们应该把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联系起来看，社会资源应该先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为了让全人类过得更好，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身价值，建立社会关系，在有限的生命内更好地享受生活。疾病的存在是必然的，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也不会完全消失，但社会主义制度会致力于更好地分配社会资源，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

土耳其学者阿德南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如何扼杀人文主义的。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制度导致了更严重的剥削和压迫，破坏自然，消灭人性，它无法解决任何人类问题。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集体财产、对社会的爱和伟大的全球工程才能解决。人文主义的旗帜会再次升起，但它会由那些追随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锋党扛起。

（四） 关于新时代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问题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艳玲教授认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有三重逻辑。第一，从理论逻辑上来看，文明交流互鉴是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观的当代表现。走出去的文明交流思想是马克思文明形态多样性的认知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开放交往论的深化。从中国共产党的谱系来讲，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思想为文明交流互鉴确立了态度和原则；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为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发展方向；江泽民的文艺多样性主张为文明交流互鉴夯实了前提和基础；胡锦涛的科学世界思想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外事参考。第二，从现实逻辑上看，主要表现在对现存不合理的文明观念的批判，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文明优越论（文明中心论） 和文明冲突论。从迄今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过程来看，人类文明发展既有冲突也有融合，文明是在冲突中走向多样化，在融合中走向了文明的整合，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一条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是对上述两种理论的超越。第三，从实践逻辑上看，文明交流互鉴理念要落地生根，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名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总结指出，通过大会和分论坛的演讲和研讨，与会者大体形成以下几点重要共识：第一，总结了百年中国共产党平等开放的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内蕴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汲取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养料，传承着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秉持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理念，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治要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遵循。第二，回顾世界文化千年交流互鉴的历史贡献。人类文化的交流互鉴史长达千年之久，不仅推动了欧洲和西方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也开启了亚洲和中国近代文明进程。第三，抵抗西方文化新帝国主义的霸权。21 世纪，美国通过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在全世界大兴“文化殖民”与“文化霸权”，迫使文化弱势国家趋于“美国化”，给世界文化多样性生态造成了极大破坏。它引发了多重文化危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受到威胁；人类精神文明总体发展进程受阻。第四，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平衡。尊重和维护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的必要遵循。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发展的进步人士和力量应团结起来，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增强劳动人民福祉、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