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生

不少学者认为《启蒙辩证法》对待启蒙的态度是绝对否定和悲观的，其传播的情绪和立场使人们不可能再对启蒙的拯救力量抱以希望，比如哈贝马斯就将《启蒙辩证法》称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最悲观的著作”①。但是，他们在《启蒙辩证法》的“前言”中明确提出了写作此书的意图：“这里对启蒙所做的批判，应该为一种肯定的启蒙概念做准备，以便将其从盲目统治的纠缠中解救出来。”②由此可见，他们对启蒙的批判绝不是为了摧毁和反对启蒙，而恰恰是为了拯救和捍卫启蒙。透过《启蒙辩证法》的深层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启蒙以自身为对象作出的反思，并通过对理性历史的检视勾勒出自我救赎之路的轮廓。

一、《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现实的揭示

肇始于17 世纪的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战胜宗教愚昧和王权专制开辟了思想道路。但是，启蒙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带来进步与幸福的同时，也招致了各种灾难。一些思想家在资本主义的胜利尚未成熟时就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通过启蒙赢得胜利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统治。无产阶级并没有因为物质财富的增加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被资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而且，这种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宰制通过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建构固定下来，并经由意识形态声称自身具有普遍永恒的合法基础。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0 世纪，启蒙招致的灾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加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