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东兴 郑 芳

国家与社会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力量，两者既有着鲜明的区别，又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统一性。休谟曾指出：“人诞生于家庭，但须结成社会，这是由于环境所需，由于天性所致，也是习惯使然。人类这种生物，在其进一步发展时，又从事于建立政治社团，这是为了实施正义。没有这种执行机构，人类社会不可能有和平，不可能有安全，也不可能进行相互交流。”①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天然合理性不同，当社会作为治理主体发生作用时，本质上是依靠社会权力配置及其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自组织性力量。从历史的视角看，这种自组织性力量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换言之，社会权力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不可遏止的，甚至马克思也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社会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让渡和更高级的形态。因此，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研究国家权力，还必须高度重视对社会权力的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学界对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相互制衡的立体权力框架表现出浓厚兴趣，却大多囿于国家权力机构内部的权力配置和制衡，对国家之外的权力主体，如社会权力的配置和结构关注较少。

从国家治理视域看，社会是“有界限并且从内部按照某种式样构成的”②，这“式样”最明显的展现，就是社会权力的权力结构框架。其中，“掌握核心社会权力的顶层是被共同体成员认可的能够带领他们选择正确前进方向、带来最大利益、取得最优奋斗结果的部分社会精英，然后是围绕他们形成的辐射状信息传递机制所到达的不同环节上的节点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