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敏

都说《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更有一种洞穿人性的比较论：较之《红楼梦》宝黛钗探湘妙一干超凡脱俗者，《金瓶梅》之西门诸妇及帮闲仆妇丫鬟伙计三姑六婆是中国文学所能表现的更“接地气”的人物，因而它更是直面于人性、深谙不可直视之处的伟大之作。此类著述，我读过的有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叶思芬《叶思芬说金瓶梅》、孙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侯咏《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这些著述者以各自的文化视野与学术背景解读《金瓶梅》，赋予层林叠染的“金学”更为耀眼的色彩。

联系自己的阅读经验，格非自叙《雪隐鹭鸶》写作缘起的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晚上，在北京的白家庄，批评家朱伟和几位作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因为还没有来得及读完《金瓶梅》，当然不敢置喙。但朱伟先生那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的断语，让我这样一个“红迷”深受刺激。回到上海后，就立即躲进学校的图书馆，将此书完整地读了一遍。不用说，我如此急切地阅读此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固有的信念：所谓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世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读完《金瓶梅》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对朱伟先生那句明显偏激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

格非发现，《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只是因为此书的价值观和修辞方式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冒渎，在它的阅读史上积压了越来越多的“误会”和“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