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鄂东沿江县域方志舆图风景秩序及其空间意蕴

2021-01-22刘玉堂张钰晨

江汉论坛 2021年12期

关键词：明清

刘玉堂张钰晨

摘要：考察明清鄂东沿江县域方志舆图，将其中所刻画的境象与文献记载相互参验，借助景观美学的视野剖析这一地区县域风景秩序特征，不难发现“一江之隔，而南北风景大异”：江南诸县江河横流、旷野无际，风景组织单元间互渗性强，其风景秩序通透空灵;江北诸县丘峦起伏、林木葱茏，风景组织单元间层次分明，其风景秩序丰满深邃。受不同环境因素影响，鄂东沿江平原江南、江北诸县风景秩序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空间意蕴。

关键词：明清;鄂东沿江县域;方志舆图;风景秩序;空间意蕴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2-0086-10

自明代起，现属湖北省辖域已大致划归同一地方省级政区，县级政区整合亦基本完成，基于同一省域的东、中、西分区格局已初步形成，鄂东地区行政建制属湖广行省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所辖区域。明清两朝延续绵长，本文以明嘉靖至清康熙时期为考察重点，原因有二：其一，虽然该时期朝代嬗替，鄂东地区经历了“自治而乱，乱而复治;自靡而陋，陋而复靡;自兴而废，废而复兴”①的社会变迁，但易代时间短促，区域各级府州县政区虽有小幅调整，但整体辖属范围变化不大;其二，该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相对稳定，为考察区域风景秩序提供了较为客观的自然、人文背景。修志作为一项文化活动，与政治、经济等因素关联密切，鄂东地区沿江县域与省域政治中心毗邻，其志书更具典型意义，而地方志舆图作为志书重要组成部分，将政治地理空间诸多客观存在的元素予以描绘，为本文探讨所涉时空县邑风景秩序及其空间意蕴提供了形象资料。

长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将鄂东沿江平原分为南北两个区域，虽然整体地貌呈现出“缘以大江、平原广泽”的特征，但“一江之隔，而南北风景大异”。② 鄂东沿江各县行政区划为县邑提供了明确的环境空间边界，尽管某些局部空间仍存在着突破自然地形的现象，却并不影响政治地理空间风景秩序的整体架构。从方志舆图刻画的境象看，各县域风景秩序均呈现出围护完整、边界明晰的格局，符合人类理想栖身模式的图示语言。方志舆圖采用粗略的写意方式，将自然与人文元素进行描摹，并利用文字标识强化风景空间场所感知，使县邑风景基本骨架得以呈现（图1），营造出和而不同的风景秩序的空间意蕴。

山水元素是营造风景秩序的基础，其走势及整体轮廓控制了风景秩序中各元素间的基本关系。方志舆图尤其是宏观描述地域概况的舆图类型，山形水势是其必备项，以其为媒介架接起自然风景与人文环境间的联系。它们限定了区域空间秩序与尺度，同时又为区域人文景观要素的营造提供了场所和空间坐标参照。

本文所涉县域方志舆图多出自明代《湖广图经志书》或所属府志，拥有相对一致的图示布局和语言。但限于明代省志或府志县邑舆图的绘图方式和信息承载能力，以及各县客观存在风景元素差异等因素，各县域舆图展示的风景元素等内容也详略不一。

一、明清鄂东长江以南沿江县域方志舆图风景秩序

明清鄂东江南沿江县域（图2—图6），地处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空间，“北界长江、南濒洞庭湖”，地势平坦、水网纵横，水文元素成为引导区域空间秩序的主导因素，方志舆图则体现出各县域的这一色彩。

（一）江夏县

江夏县北临长江，城垣内外湖泊广布，平行并列低山岗阜，素有“九湖十三山”之说，明代《湖广图经志书》中江夏县舆图仅将自然山水元素大致方位进行标识，名称则未标注。对其内部人工营造的职能空间和休闲空间，如城池和城壕、堤防、寺观、祠坛、祭祀旌表类建筑，以及学宫书院、官府衙门、舟船渡口、驿站和商肆等，均配注文字予以重点描绘，与自然山水环境形成具有关联序列的连续风景感受的风景秩序。舆图虽未对其山水名称给予注明，但结合“武昌八景”和“鄂城八景”对江夏县域典型的风景概括和其他标志性元素的定位，亦可搭建起其风景秩序的基本骨架。“八景”题咏的主题一般分为“山景、水景、人文胜迹”三种类型，江夏县域山景集中于蛇山一线，水景分布于长江沿岸和鹦鹉洲、金沙洲一带，人文胜迹点缀于山水之间。康熙《武昌府志·古迹志》云：“鄂渚山川雄灏，胜迹多有。登高眺祢子之洲，寻幽问郊天之址……江山壁垒，足发壮怀。”③ 自然山水元素固然可以自成秩序，但在特定场域人文景观元素凸显在自然环境之中与其相互映衬，从而生成较为完整的风景秩序，如江夏县最有标志性的人文景观黄鹤楼、南楼等，就成为县域方志舆图中最具坐标参考价值的符号，体现出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的巧妙融合。其中尽管自然元素的勾勒较为粗略，但其气韵却贯注于江夏县风景秩序的整体格局。通过解读江夏县域方志舆图信息，得知该县域形成了沿江轴线的线性风景秩序。

（二）武昌县

武昌县位于江夏县以东，明代《湖广图经志书》所辑武昌县舆图详人文而略自然，幸而武昌县“八景”中的“报恩寺、西山寺、南湖”④ 等元素在舆图中有明确的坐标位置，可供其他风景元素定位参照。清康熙《武昌县志》中所绘制的舆图，则较为详实地描绘了该县自然与人文元素，展示出相对完整的风景秩序。武昌县与江夏县山水相连，其风景秩序组织也采用了较为相似的手法，即“因山成景，就水成景”。武昌县城北依托长江，建成了观音阁、窪樽石、吕公石等沿江线型风景带;城南凭借山头湖、洋澜湖、凤凰台等元素，在南门楼外构成了一条以天然湖泊为核心的点状型风景带，并在此基础上营造出吴王三十六墩、源溪桥、文峰塔等人文胜迹，形成了空间层次丰富的风景组织单元。城西风景元素主要汇集于樊山，人们通过依托山体营建的风景点，既能游赏山体风景，又能俯瞰山下湖景，还能眺看北面江景，形成了一组相对独立的面状风景组织单元。

“传统城镇风景空间构成是通过景物、集体心理和社会过程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后形成的具有功能整体性和环境综合性的复合统一体，从而具有系统的基本特征。”⑤ 这些特征为区域风景体系组织提供了生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樊山寒溪寺由西向东与城内庾楼刘公祠、府馆、报恩寺及东门楼连成一线，构成了明确的城内风景东西轴线秩序关联;南北方向自洋澜湖、观音嘴始，经儒学、将军巷、寿井、益家桥、庾楼、县堂、澄清楼延至大江，形成明确的南北轴线秩序关联，两条轴线架构起风景组织的基本秩序。此外，城垣上尤其是沿长江风景带，还营造了骢马楼、便民楼、盘龙楼、清风楼、望江楼、大江楼等诸楼，构成了登高观江揽胜的人文风景组织单元。武昌县依托自然山水形胜，以“八景”中的凤台、樊岭、报恩寺、南湖等为控制点，形成了相对匀质的风景组织结构。

（三）嘉鱼县

“群山枕江湾，烟云洗姿颜。突然屏扆立，我爱嘉鱼山。”⑥ 嘉鱼县系“武昌上游之邑，湘湖要冲之区”，呈现出山川环卫大江横流，泉洞重叠洲陆一体的自然环境格局。嘉鱼县有鱼岳、大崖之山濒江为赤壁，北可望乌林陆口，大江环绕、湖泊密布，江湖连通相互萦带，丘陵叠嶂阡陌绣错，为风景秩序组织提供了基本的自然骨架。《湖广图经志书》嘉鱼县舆图承载的县邑风景秩序信息有限，仅能从中提取“江湖环抱，山泽各居其半”的宏观自然环境格局，以及城内以县治东北儒学所在龙潭山为控制点组织风景秩序的信息，“嘉鱼八景”所称颂的风景胜迹在该舆图中均不见踪影。清康熙《武昌府志》所辑嘉鱼县图所描绘的风景元素较前图丰富，山川河流及人文元素相对完善：“龙潭、鱼岳之奇，牛首、马鞍之秀，罗立森蔚;而赤壁山耸峙西南，岳公城蟠护东北。属邑之胜，斯其选矣。”⑦龙潭山、鱼岳山、赤壁山以及大江等自然环境元素，为营造嘉鱼县整体风景秩序奠定了基础。嘉鱼八景中所题咏的自然、人文风光在清康熙嘉鱼县志舆图中皆有所呈现，根据图示信息可获得大致空间方位作为参照。自然风景组织单元多集中于城池以东上、下簰洲和西保湖、梅山一线;城池以西因“赤壁之战”历史典故而声名远播，构筑了以赤壁山为线索的人文景观秩序。

（四）蒲圻县

康熙《蒲圻县志》载：“沙羡境内有蒲圻湖”⑧，故名“蒲圻”。县邑建于蒲圻湖边，“蒲草千里，圻上故垒，莼蒲五月，川谷对鸣。”⑨ 湖渚遍布，江行于左与邑隔湖相望。史载“蒲圻湖”即今西梁湖，县邑建制沿革虽几经变迁，自然人文胜迹却依托西梁湖而得以不断重生流传。蒲圻县地处幕阜山余脉与江汉平原接触地带，“负山带河，湖陂内汇。”⑩ 《湖广图经志书》明代蒲圻县舆图明确标示了自然景观元素如西梁湖、真湖、龙坑湖、大罗湖、桃花泉、丫鬟山等具体方位;人文景观元素除了对常规的官府衙署、寺庙祠观等予以标识，还对县域范围具有代表性的人文胜迹如吴王祠、赤马巷、木兰寺、汀泗桥等以文字说明。

县邑西北方向湖泊众多，如真湖、龙坑湖、大罗湖等皆聚集于此，因地势低平，可获得开阔的视野，形成了相对完整统一的风景线。蒲圻县方志文献未见有关八景题咏的记载，但因县邑“地近莼塘，亦称莼川”，后人根据前朝历代名家对莼川胜景的描述，概括形成了“莼川八景”的說法。据《湖广图经志书》舆图显示和康熙《湖广通志》《武昌府志》形胜描述，该县的风景元素集中分布在县东以西梁湖、丰财山、青龙山等为节点的片状风景组织单元，县南以白石山、雪峰山、桃花崖等为节点的线状风景组织单元，县西以盘石湖、大罗湖、蒲首山、芙蓉山、凤凰山等为节点的片状风景组织单元，县北以龙翔山、高岭山为节点的点状风景组织单元。湖水自西北引入环绕城外，形成“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理想风景组织面貌，这些相对连续的风景线路和成组出现的风景组织单元，映射出该县逸境冥合的风景秩序。

（五）咸宁县

咸宁乃“楚子之国，江夏之域也。金山横其前，紫潭汇其后，左连昌国，右接蒲嘉，达黔粤之要途，为武鄂之前屏。”{11} 其地处幕阜山系与长江之间的过渡地带，地貌形态变化明显，县邑因河湖错杂其间与长江隔空呼应。《湖广图经志书》县境舆图遵循省志一贯绘图风格，将人工营造风景元素置于画面中心，兼以文字将各功能空间予以标识，形制则不作详细描绘。自然元素如斧头湖及诸山脉（仅阮家尖山以文字标识）皆以写意方式勾勒环绕于城邑四周。山脉连绵不绝，群山之中风景胜迹比比皆是，如大泉、桃花尖、小水寺、九龙寺、金山寺、王家桥、石港寺、九重寺、黎首寺等皆分布在山体中，以文字标识，烘托出郊野风景与城池浑然一体的氛围。

基于方志舆图描绘和文献记载，县域范围典型风景被概括为“淦川十景”和“■月八景”，虽然明代该县方志舆图中未见呈现，但在清康熙咸宁县志舆图所刻画的境象中，已能清晰地勾勒出该县风景秩序组织的脉络。金山、淦水等风景元素节点，在舆图中以文字标识出其大致方位。县西以水景为主，淦水、天马山、罗家渡、西河渡、大龙潭、小龙潭一线，构成城池西边外延第一级以水文元素为主的风景序列;斧头湖、紫潭湖与北烘港连成一线，构成西北向第二级水文风景序列;宿曹湖、西梁湖、马桥港、沸泉、汀泗桥一线构成第三级水文风景序列，从而形成咸宁县西部三级水文风景空间层次。县东则以山景为主，金灯山、东高山、相山、龟山、浮山、钟台山簇拥成景，以桃花泉为界与辋山、白望山、桃花尖山、大幕山一线组成两级山景空间秩序。县南西河、大小龙潭穿梭于横山、黄茅山间，终于花溪、连河岭、苦竹岭、鸣水泉一线。舆图中关于城池内部人文风景元素的信息甚少，难以从中提取自然山水与人文元素有机结合的风景秩序。

二、明清鄂东长江以北沿江县域方志舆图风景秩序

鄂东沿江平原江北诸县（图7—图11）坐落于长江中游凹岸地带，因受水流惯性冲力而不断淘蚀，其地理环境存在缺憾。通常选址于此的城邑多利用局部山川元素经人工调整，才能使区域内部形成符合人们生存的地理环境，达到“环抱有情凸岸的效果。”鄂东沿江平原江北诸县邑因局部自然环境差异，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风景秩序。

（一）汉阳县

“江汉朝宗于海，前枕蜀江，北带汉水，睇吴楚之会，览荆襄之胜。仰睇大别俯眺沧浪，路通荆雍控引秦梁，山光水色四环交映。”{12} 汉水、长江汇流生成行云流水生动之气，龟蛇二山夹岸而峙，塑造了汉阳独一无二的山川形胜。

汉阳县邑内部对风景组织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山脉元素为自西向东的两列山系，即北列汤家山和南列米粮山，二者构成了县邑地貌的基本骨架，江汉合流的胜景为其波澜壮阔的风貌平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龟山即《禹贡》所记“大别山”，又名鲁山和翼际山，为汉阳文峰，其独特风景面貌吸引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人文内涵的嵌入使自然风景得以升华。其山本不巍峨，但在低洼的水形衬托下显得突兀伟岸，成为县邑重要的风景控制点。

《湖广图经志书》汉阳县舆图将具有权力表征的城池类相关人文风景要素布置在画面中心位置，湖山自然景观分布四周，形成布局完整、主宾分明的秩序感，山水元素采用写意山水画绘制，元素详细信息采用方框文字方式注明。从其中承载的信息看，汉阳县风景组织单元主要分为三条线：一是由城北汉水、大别山、兴国寺、禹王庙等为一线，二是由城西三山、九真山、小军山、大军山、太白湖等为一线，三是由城东、城南大江环绕为一线。据明嘉靖《汉阳府志》辑录汉阳县舆图描绘，县邑东、南人文景观元素设置并不丰富，志书总结出的“汉阳十景”所涉及的风景点仅“大别山、禹王庙”等在图中有明确注释，其余如郎官湖、鹦鹉洲、凤山、晴川阁等方位均未明确标识。县邑北利用大别山作为控制点，形成周边风景元素间的秩序感，屹立其上的晴川阁与黄鹤楼隔江相望，互为衬托，成为汉阳县城北滨江人文风景组织的核心。城西湖山相间，但舆图描绘简略，只是利用山水画写意手法点染出其旖旎的湖光山色。

（二）汉川县

汉川县地处江汉平原东北边缘汉水下游，因汉水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县域而得名。汉水流经县邑将其划分为汉南、汉北两个区域，汊湖水系支流与城池呈环抱之势。县域地势低洼，湖泊密布，河渠纵横，素有“湖乡”之称。龙霓山、高观山、黄家山、双山、史家山、小别山环列于县之东南{13}，仙女山为县邑内唯一山脉。据清康熙《汉阳府志》载，“仙女山”即“阳台山”，位于县西，陈所学曾描绘其景致“天削孤峰抱古台，参差径树接城隈。远烟疑自湘灵绕，绝嶂惊从巫峡来。万户遥窥如画里，千帆坐看似云堆。名山佳会愁令负，能不放歌一举杯。”{14} 其山势并不高大，但在缥缈的湖光水色的衬托下显得孤傲兀立，俨然形胜之地。

汉川县为“古云梦泽”的组成部分，水系湖泊众多，汛期江河横溢，深受水患侵扰，受限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县邑范围内人工营造的风景胜迹并不丰富。据明《湖广图经志书》汉川县方志舆图刻画的境象来看，县邑范围人文风景元素寥落。遵循“中国传统绘画‘水为虚、空白以代水’”{15} 的理念，舆图画面大量留白，零星垅岗残丘分布于四周，难以从中揭示出县域范围风景秩序。通过“汉川八景”中题咏的风景胜迹可知，县邑较有代表性的风景点多依托于阳台山、小别山等自然风景元素塑造，几乎不具备人文线索串联。清康熙《汉阳府志》所辑汉川县舆图仅对城内功能空间大致方位予以标识，未对其他风景元素进行描绘。但结合八景题咏中所称颂的风景意象传达出的信息，可知该县域风景虽不如汉阳县波澜壮阔，但也别有一种意味。

（三）黄冈县

黄冈县地处鄂东沿江平原江北中段，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景观皆可圈点，但因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和万历《黄冈县志》舆图刻画的境象较为粗略，未能完美呈现县邑的风景秩序。《黄泥坂词》曾慨叹赤壁山一带景致：“出临皋而东鹜兮，并丛祠而北转。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草木层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菁。余旦往而夕还兮，步徙倚而盘桓。”{16} 如此县邑风景组织秩序的高潮，却未能从舆图刻画中获得感受。明万历《黄冈县志》对县邑形胜有如是描述：“黄故泽国又映带岗峦，自天马山奔腾而来，大崎小崎皆龙，丛秀削而往息于聚宝山，蜿蜒数折实为郡邑。”{17} 大江之北、云梦泽南岗阜延袤，在此自然环境基底上，县邑形成了“倚山而江，形胜鸿敞，古所称蛟翔鸾峙之地”{18} 的风景格局。城北以赤壁山为控制点，生成了以玉崎山、龙王山、聚宝山等山景主题的怀古揽胜风景单元，明《黄冈县志》舆图中用文字对聚宝山作了标识，从而为寻找其他风景点提供了参照。城西北地势高耸，可观江水奔流的壮阔景观，故黄州城的官吏文士曾在此营造亭阁，将多元人文内涵注入自然环境中，成为风景组织单元中的重要节点。城东则以后湖为核心与白龙潭一道形成了视野开阔的清幽湖景单元，此单元受苏轼打造的定惠院加持，成为后人慕名前往的人文胜地。城南则依托黄岗山等一众低山丘陵，并在其间营造青云塔、安国寺等人文胜迹群。明弘治《黄州府志》与万历《黄冈县志》中所概括的“八景”胜迹，绝大多数皆由苏轼黄州题咏派生而来。明代所建青云塔则因“江远无际，临波矗影，干霄作势，镇地气以钟灵，蔚人文而名世……”{19} 与安国寺相互映衬，成为此后城南人文风景秩序中新增单元核心。

（四）广济县

广济县地处鄂东长江北岸，属鄂皖赣三省毗连地段。明弘治《黄州府志》和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均绘制了广济县舆图，从图像承载信息看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承袭关系。绘图者为强调皇权圣意，将人工营造的具有政治功能性质的空间，用方框文字予以标识布置在舆图中心，而自然山水风景元素则分布在其周围且表现不够充分。康熙《广济县志》图考将县域范围具体山川形胜和人文胜迹、农田水利等元素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20}，但所绘舆图风格较明代随意，颇具山水画意蕴。舆图中对县域重要的山水元素名称和大致方位作了标识，增强了阅图者对县邑环境的整体认识。从图中呈现出的境象看，县域范围的风景秩序主要由西北山景主题风景组织单元和东南水景主题风景组织单元结合而成，在自然和人工元素相互作用下构成一个复合的整体。

广济“积布临江，叠石森立，横冈峙北，山势嵯峨，武穴、龙坪虽商贾走集之通途，实为临江戍守之要地。”{21} 大江在武穴受地势所迫，江水奔突渲泻，不仅形成自然形胜，还成为交通要道、物资集散港口、江防要地等。县域以南沿江滨湖间形成了以水文为主题的风景组织单元。另一处水文风景单元是以梅川为核心的线性风景单元，梅川山川形胜风景层次丰富，在永宁之前曾作为邑名，并以其为中心形成广济典型风景即“梅川八景”，进而建立起诸风景点间的秩序关联。

（五）黄梅县

黄梅县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的“吴头楚尾”，鄂东沿江平原的最东边，隋开皇更名为黄梅县后，县名不再变更，县政归属则随朝代更换而有所变动，至明洪武后隶于黄州府，其政治地理空间范围趋于稳定。“梅居楚黄末壤，控金陵上流，巡鄂渚而下，直走六百里，大江汪汪，衣带一水。东峙潜皖，南距浔阳。万山嵸峻，诸水曲折。实为吴楚交会之区，更属荆扬咽喉之地。”{22} 黄梅县北部山区属于大别山系，中部是丘陵起伏的开阔地带，湖泊珠联，长江沿县邑南部东流。明代黄梅县舆图在明弘治《黄州府志》和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中皆有辑录，其中嘉靖黄梅县舆图承袭于弘治府志，二者涵盖的风景信息差别不大，虽说其粗略写意的绘制风格未变，但图中已大致荟萃县域自然环境和人工营造风景元素。

“梅之山峰岚层叠、嵯峨险巇，往往多仙灵。奥宅□乃其水出自东北，绕县西流潴而不洩，曲而能幽夙称佛国，盖以此也。余也访南北冈山，谒东西二峰登眺之，余每一怅望又见其湖光万顷，绿野千村恒令人流连不忍去云。”{23} 从志书描绘可见，县邑自然、人文元素依附于自然环境本身的结构，风景点穿插分布于县域沙洲河湖之间各自成形：城西至南形成了滨江太白湖、长安湖、小源湖、感湖、石湖、黄泥湖、柴池湖等一线水景主题风景组织单元;城北至东形成了以破额山（西山）、多云山、龙平山、古角山等一线山景主题风景组织单元，四祖寺、五祖寺、南山寺等人文胜迹皆嵌入其中;城东数支河流脉络分明地穿流于重冈复岭间，汇于感源湖，形成了辽阔缥缈的水文风景面貌。人们在组织城东风景单元时，遵循山水画布局秩序：“山脈之通，按其水径;水道之达，理其山形。”{24} 风景组织强调各元素间的自然关联和整体经营，从而达到山水合一的境界。

三、和而不同：明清鄂东长江南北沿江县域方志舆图风景秩序的空间意蕴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25} 方志将政治地理空间的客观存在进行记载，编纂者将其主观意识投射其中，实现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间的双向互动，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化系统”。政治地理空间中客观存在的自然、人工元素，经绘图者主观意识加工，转换为直观的图示符号呈现在方志舆图中。它不仅是对真实地理空间的摹拟，还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意识导向的传统绘画艺术。《周易集解略例》云：“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26} 舆图绘制建立了客观世界与绘图者主观情感的连接，为追求主、客观融为一体的状态，“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便贯穿于舆图创作的视觉艺术美学中。

马克思认为：“美学就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作的科学。”{27} 方志舆图绘制者在绘图时为获得画面美感，在其布局和结构上形成特定规律和秩序，并通过“以形写神”的表现技法，将创作者的“精气神”融入其中，使图像获得生动气韵。“气韵是宇宙鼓动万物的节奏，是传神的具象化。”{28}随着明代社会的发展，西方科学测量技术的传入和人们空间探索能力的增强，传统舆图绘制技術也有所提高。由于方志是官方主持纂修，其内容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在这些地图里，最醒目的常常为象征政治权力的空间场所。”{29} 本文所涉绝大部分方志舆图莫不如此，将象征皇权统治意义功能场所布置在舆图核心位置，满足“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意向，自然山水元素“群山要恭谨顺承而不背”，而“水之屈曲环抱，顾盼有情”。为显示其写实意味，文字标识的环境元素尽可能接近现实场景，绘图者通过舆图塑造了一个近似于真实的环境空间，并且建立起各元素间的秩序感和整体性，使人们通过舆图画境与真实自然环境建立联系，从中获得对环境美的感知。明清鄂东沿江县域方志舆图虽与真实世界存在某种差异，但图中刻画的形象都是对客观存在实体的抽象描摹，具有“和而不同”的空间意蕴。

（一）明清鄂东沿江南北县域方志舆图风景秩序空间意蕴的共性

方志舆图作为一种深藏主观意识的图像艺术创作，受到中国传统空间美学“变”和“流动”等观念支配，采用“以形写神”的绘制手法，导致图像具有某种“不准确”“不科学”的特性。虽然方志舆图刻画受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差异的影响，但其信息来源毕竟是以真实地理空间的客观存在为基础，图象中刻画的环境元素空间分布情况与真实世界的差别并不大。方志舆图所刻画的区域风景意境，是绘图者基于真实地理空间所组织的风景秩序，与绘图者主观意识融合后对地理空间风景境象的投射，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舆图刻画的环境秩序与真实环境秩序间共融互通，遵守着同构同源的审美准则和创作方法。通过明清鄂东沿江南北诸县方志舆图中所刻画的风景秩序，不难看出其空间意蕴的共性。

其一，水生形法，人水调谐。鄂东沿江诸县地处长江两岸，自然天成的水文元素异常丰富，江河湖渚等水文因子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本区域人类活动的主导因素。审美感受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本能的生理和心理反映，生存活动环境中主要元素往往会影响着他们对美的感知。多元水文元素在鄂东沿江诸县邑风景秩序组织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因势自生边界，从而产生一定的秩序和层次，还自带“因象生景”“因时生景”等变幻多端的形态，衍化为多元的风景面貌，带给人们愉悦的审美感受，经过人们的诗画题咏进行加工，使其形态升华和意境丰满。如以江南诸县而言，江夏县“江汉为池，扼束江湖襟带吴楚”{30}，武昌县“地襟江沔，依阻湖山”{31}，嘉鱼县“地势蜿蜒，襟山带水”{32}，蒲圻县“川岩萦绕，灵杰攸钟”{33}，咸宁县“鄂渚上游，控扼险阻”{34}，其县邑形胜描述中“襟带绕”等词汇的运用，反映出它们与江湖等水文元素空间位置的“亲密”关系和水文元素在县邑风景秩序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江北沿江各县因地处河流凹岸，水患威胁影响着政区辖域的发展，但不同形态的水文元素为风景秩序组织增添了意想不到的奇趣。汉阳、汉川二县沿江平旷“方夏秋之交，水势汪洋。凭高四望，固为水天一色矣。”江水潆洄于黄冈县西、南两边呈曲折环绕之势，经赤壁矶回旋波流浸灌，水流沿丘岗继续东南而下，江面豁然开朗与海相若。广济“积布临江，叠石森立”，黄梅“大江汪汪，衣带一水。”{35} 区域环境通过多元水文元素经过有机组织生成具有广度和深度以及不同层次的佳景，为人们带去愉悦的感受。鄂东沿江诸县邑受江河湖丛聚等水文元素的影响，其区域物境风景多元之美萌生于水网纵横贯通之间。

其二，山水和合，物色万象。人类受求生本能潜意识的影响，往往选择“四周环卫藏风聚气的内敛型盆地或台地作为理想的栖息场所。”{36} 鄂东沿江各县地处江湖冲击平原地带，地形平阔旷远，区域绝大部分空间未有高山峻岭屏障形成围合空间。《三元地理水法》云：“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有水无山亦可裁。”{37} 在无山岭可寻的平原地区，水就成为空间内部建立诸种秩序关系的主导元素。但人类的潜意识使他们对山仍有深深的依恋，且出于居高可避水患等实际需要，促使其在平原地貌上寻找与之“阴阳和合”的丘峦岗阜，营造出一种均衡和谐的秩序感。不论是鄂东沿江县域方志舆图中所绘制的境象，还是邑之八景中所题咏的胜景，绝大多数集结于山水结合之处，山、水合为一体互渗共融，构成多元共存关系密切的风景群。“山脉之通，按其水径;水道之达，理其山形。”{38} 各风景单元之间既各自成形，又相互关联、整体经营，以水为背景，低山岗阜逶迤平远，赋予了风景单元缥缈浩然的空间氛围。但人们通过“登其高处，顾盼全局，由小及大，由卑到高”{39}，将分散的风景点串联，形成了“山—水—城”互为因借之势的整体风景格局，营造出朴素而诗意的场所空间意蕴。如武昌县邑风景秩序围绕凤台、樊岭、西山、南湖等山水元素展开，经人为打造亭台楼阁塔等人工元素，将自然风景和人文历史有机融合，演绎出空间层次明确的风景秩序。蒲圻县“左枕丰财，右连叠秀，前挹蓴川之清流，后有龙潭之美迹”{40}，县域围绕丰财山、叠秀山、莼川等节点组织风景单元，“山峙川流动静分矣。”{41} 江水过黄冈县进广济县境，县邑自然地理呈现出“横岗跨其北，大江径其南”{42} 的状貌。江南江北各县在构建风景秩序时，“藉山之形、依水之势”即依托区域山水环境元素形态驱动，形成层次丰富多元的“景群”，从而获得“灵润桥横碧玉流，山盘正觉白云悠”{43} 一般的空间意蕴。

其三，外师造化，景由境生。文人墨客对自然山水胜景的偏爱，使他们寄情于山水，“形既忘矣，则山川与我交相忘矣。山即我也，我即山也……窅冥之中，无物无我，不障不碍，熙熙默默，而宇泰定焉，天光发焉，喜悦生焉，乃极乐处也。”{44} 山水形胜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愉悦，激发起他们艺术创作的热情，他们将个人情感投射进山水胜景中，不仅赋予了山形水势意趣深远的意境，而且提升了其人文气质和内涵。明清鄂东沿江县域方志舆图的绘制者运用山水画构图布局虚实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将有限空间里自然、人文元素融为一体，模拟真实环境塑造出一种人为的风景空间秩序。舆图中简单写实所刻画的风景秩序，凝聚了区域地理空间记忆资源，激活了观图者的想象，从而引发后人对故土和文化祖庭的回忆与追思，使舆图的意境得以升华。舆图中所绘制的无声无息的山水景色经过诗画题咏的渲染，即使是不知名的自然山水，在诗画空间意识的观照下也顿时活色生香，散发出意味深长的美感。主观意识形态的注入使风景秩序的组织实现了“地域空间与思想文化间的双向互动。”“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人们在环境中追求意境审美感受时，对客观存在风景元素进行塑造，达到一种主客融于一体的状态，各县邑所归纳总结的邑之题咏，即是主客融为一体的突出体现。如“武昌为水陆具区，名山，大川不可胜纪，古来高人逸士，类多寄迹焉。”{45} 先贤在区域山水环境间体察寻胜，锁定其中最为突出的“凝秀之所”，基于“自然之巧”经人工点缀，使天地大美与人工巧营相互成就。空间上的渗透唤醒了观景者移步换景的意识显现，依托地方个性化环境空间语言、积淀的空间观念以及文化习俗，构建了区域独特的风景秩序组织模式。如嘉鱼县以“赤壁之战”线索串联，人为创造出局部人文风景空间单元的秩序感，将独特的山川之胜融入于华美的诗画中，唤醒自然景致的人文内涵。

（二）明清鄂东沿江平原南北县域方志舆图风景秩序空间意蕴的差异

《林泉高致》云：“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46} 山水有机配合才能生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空间，保持环境各种循环的稳定运转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自行调控能力。二者往往相伴而行、有机协同且相互牵制，构成一种动态平衡关系。鄂东沿江南、北各县因局部环境元素的不同，導致其风景秩序的差异性也比较明显，这些差异性同样体现在明清时期诸县邑方志舆图中。

其一，江南水景一枝独秀，江北山川平分秋色。鄂东沿江平原经长江分隔后，江南、江北分别处于相对完整的地理空间单元内，受区域山川分布肌理影响，一江之隔南北两岸风景秩序自然不尽相同。鄂东江南沿江各县典型风景点多集聚在多元水文元素附近，水域深闳无垠使县域其他风景节点消隐其中，无形中增添了风景空间虚无空旷的意味。清康熙《武昌府志》凡例载：“武郡滨江，而江咸嘉蒲四邑，尤与水为邻。”{47} 武昌县“郭临大江，内潴巨浸。”{48} 咸宁县“西北诸湖，大浸稽天。”{49} 嘉鱼县“外江内湖”{50}，“循江而下，委曲约二百余里。”{51} 蒲圻县“负山带河，湖陂内汇。”{52} 江河交错、湖沼密布一方面为风景营造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水景元素，另一方面水文元素周期性震荡又影响着区域风景秩序的稳定性。随着人类抗拒自然灾害能力的增强，出于梳理水系、调蓄水体灾害、保持区域自然系统平衡等需要，人们在江河湖附近开塘筑堤，这些堤垸等设施在改善原有水系泛滥灾害的同时，又发展成区域特有的风景胜地。如明万历年间丘岳在《武昌县建城记》中描述沿江风貌云：“远而望之，楼橹翚飞，雉堞焜耀。峻者峭若断岸，直者矗似长云，迂而回者如蛟龙之蜿蜒于霄汉，密而固者若松竹之磅礴于冈陵。墩台铺舍，翼翼绵绵;井洫沟池，渊渊郁郁。”{53} 利用青石和砖砌筑堤坝，环水植以绿树，为登临远眺的人们带来了宛若水上长城般的风景。清康熙《黄州府志》载“江汉别为沱、潜，朝宗于海，则黄郡之山川脉绵且厚，属邑形势皆以郡为宗焉。”{54} 鄂东江北沿江诸县邑北部与大别山相连，使县域中北部区域分布着众多低山、丘陵和岗地，“山川平分秋色”的地貌形态为塑造整体区域风景秩序提供了空间载体。黎淳《重修儒学记》曾描述黄梅县邑山景曰：“美哉！黄梅山川之灵于地也……泛舟上下，远而忘之，见德章、龙坪、冯茂、破额、乌牙诸山，卷舒云霞，送迎日月，而争奇竞秀于万里云山之表。晴焉，障屏之丽锦也;晦焉，楼阁之迷烟也。吾意其山神灵蓄洩，必钟于人。”{55} 鄂东江北沿江诸县依托北部大别山麓，中部受五水冲击形成低山和丘陵，建立起山景与水景交融的主题风景单元，营造出与江南差异明显的景观风貌。

其二，江南风景片状集中分布，江北景致点状分散布置。鄂东江南、江北各自处于相对完整的地理空间，自然环境肌理差异使得山水骨架要素区别较大，自然、人工营造的风景元素皆依托于此，建立起一种“顺应自然，多元聚合”的秩序。席田鹿指出，“中国古代画论的各个层面中，构图是最具哲学韵味的，它用大宇宙的秩序论融合建构了绘画的‘秩序论’构图所要解决的问题，从美学上说便是‘秩序’。”{56} 鄂东江南沿江诸县基本属于同一“地理空间单元”，其以水景元素作为区域组景的核心，其他风景要素和环境整体氛围皆围绕其布局营造，风景面貌呈现出片状集中分布的状态，如江夏县代表性风景形胜均集中分布于沿江、鹦鹉洲及金沙洲一带，无论是“鹄岭棲霞”“鹦洲听雨”“黄鹤怀仙”，还是“鹤楼晚照”“黄鹄朝霞”“武昌仙境”等，概莫能外。它们利用水文元素的开阔感，拉开了物境风景单元之间的距离，但又因江河湖串联使之浑然一体。咸宁县邑则围绕“■花溪”打造多组风景单元，累世经营形成了《咸宁县志·古迹》中所载“■花溪八景”，沿此水系所造各景点呈现出整体性强的片状组织形态。鄂东沿江北岸各县域因受长江横置其南、大别斜峙其北地形大势的影响，形成了北高南低的中观地理格局，导致其风景组织单元依托各自山形特征形成了“合之则统相联属，分之又各自成形”{57} 的散点式分布状态。明代嘉靖时期吴国伦游广济阳城山云：“指顾江北诸山，突兀天表。而所谓阳城者，隐隐在其西隩……已入一山，纡回两湖间，高可百余仞，而洞在其腹……高广数倍，俨然夏屋，而其四隅又各一小室，幽莫可窥。”{58} 揭示了阳城山内景点分布顺应山体生长和繁衍的形态，构建出一系列连续变化的场域，为人们带来空间变幻的体验。这些隐匿于山体间的风景点形成了有别于临水风景的特色，“人们远眺视线常被平行山脉所遮挡，视域较为封闭。”{59} 经人工营造具有登高眺望的标志性人文风景元素，通过景观视觉关联，从而将视野所及分散景点纳入同一景群。

其三，江南江湖横流、风光旷远，江北丘峦起伏、景致深邃。鄂东江南沿江县邑均位于长江弯曲成弓形的内侧位，河流凸岸受水力惯性作用影响，水流缓慢少受冲刷，区域内部江水回环，风景空间组织“上浮天际，中隐灵居，窃冥恍惚，盖取诸虚;屑雨奔云，穿山越洞，铿訇有声，盖取诸动;潮回汐转，澜合沦分，光采滉漾，盖取诸文。”{60} 多元水文元素带来的虚灵之形、流观之态，蕴含于本区域实际风景营造实践过程中，形成旷远灵动的意境。林增志《新筑河北砂子岭长堤碑记》描述蒲圻水文地貌：“蒲邑隶鄂而踞上游，介山水之间，岩疆也，亦泽国也……郭外河北驿路一带，地濒涧道，二隽汤汤合流所径。当春夏之际，千岩万壑复觱沸迸腾而出，势横流溢。”{61} 水域广阔使区域往往呈现出空旷渺茫、水天一色的景象。“因水而活，利用水面组织空间，能表现出虚幻迷离的效果，意境无穷。”{62} 鄂东江北沿江各县重岗叠阜，江水合流行于前，隔江诸峰远映相护，山体自然形象有“雄险秀幽”四种类型，不同的山形带给人们不同的空间感受。汉阳县依托县北大别山、凤山等营造出“大别山色”“兴国禅寺”胜景，汉川县则在县西北仙女山打造“仙女琳宫”胜迹，黄梅县的“双峰晨梵”“东山夜读”等景致也沿县北山峦展开。不同山体形态不仅主导风景空间布局，而且引导环境氛围的营造。受自然山体制约，沿山势内部组织风景秩序，各风景形胜隐逸其中，透露出“深壑藏幽”的超然美学韵致。僻静清幽的山林，将因山就势充满野趣的朴拙景色藏纳其间，使林荫覆盖下咫尺风景空间充斥着静谧的美感。

注释：

① 监利县政协编委会：《清同治监利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9页。

② 冯梦龙：《甲申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③⑦⑩{31}{32}{33}{34}{40}{45}{47}{48}{49}{50}{51}{52}{53}{61}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75、255、73、75、75—76、74、889、25、26、254、255、817、818、255、898、939页。

④ 南湖：县南半里旧名，南浦亦曰长湖即今之洋澜湖，后又名五丈湖。

⑤ 丁文魁：《风景名胜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

⑥{12} 薛刚纂修、吴廷举续修：《湖广图经志书》卷3，明嘉靖元年刻本，第196、290页。

⑧ 湖北省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圻志》，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⑨ 王玉德：《荆楚生态》，武汉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11} 王禹锡纂修：《康熙咸宁县志》，京师图书馆藏，第46页。

{13} 陶士偰修、刘湘煃纂：《乾隆汉阳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14} 武汉市蔡甸区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

{15}{56} 席田鹿：《传统山水画中的古代建筑形态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9、127页。

{16}{17} 茅瑞征：《明万历黄冈县志》，长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23页。

{18} 政协黄冈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黄州史话》，政协黄冈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4年刊行，第40页。

{19}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1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