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汉

摘要：农业技术进步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在实证调研中发现农村合作社在先进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S省典型农村合作社调研资料的扎根分析，发现政策性激励、合作社跨区域订单、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及农业生产技术跨区域扩散四大因素对以合作社为核心的跨区域技术扩散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量化分析，建立了四个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AMOS22.0探讨了各因素间相互作用的路径。结果表明，政策性激励因素通过对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间接地对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产生影响，而合作社跨区域订单直接对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科技兴农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1-0093-14

一、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农村新旧动能转换、农业供给侧改革等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普遍关注和重视的焦点课题。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不仅伴随着产业结构、人才结构、需求结构的升级，还伴随着复杂技术的学习与扩散。本研究中，农村合作社跨区域技术扩散，是指农业技术领先的农村合作社将农业生产技术向其他区域传播和扩散，并带动其他区域农村生产技术水平提升的农业技术扩散机制。从内涵看，农村合作社技术扩散是在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技术领先合作社输出技术到其他区域（本省或省外）农村的一种社会现象。从外延看，农村合作社技术包括土壤改良技术、种植技术、农田管理技术、营销技术、农田机械化作业技术等，这些技术的综合使用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乡村发展。

我国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农业科技进步，尤其近年来中央政府颁布了许多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政策，这些政策对地方政府及农村基层组织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方向性指导。然而，由于我国区域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地区技术进步程度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农村地区小规模种植、传统经验种植等落后生产方式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在针对S省（地处我国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调研过程中，发现近年来有些农村合作社在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P市R镇S村，虽然地处我国东部地区，但为了实现新鲜蔬菜四季都可供应国内外客户的目标，提出了“沿着纬度线建立合作社生产基地”的规划。目前，S村已经跨省在云南、四川、河南、甘肃等地建立了六大种植基地，确保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稳定供应国内外客户。这种新型的合作社跨区域合作生产模式，不仅提高了S村农业合作社收益，还有助于将先进的种植技术扩散到其他区域（S村合作社通过指派技术员方式，指导其他地区生产基地按照现代农业耕作方式，统一田间管理，科学生产）。本文认为，从微观视角深入探究农村合作社技术进步及跨区域技术扩散的路径及模式，能够进一步理解农业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及扩散引起的社会效应，对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农村发展政策，引导农业技术进步、技术人才培养、高新农产品生产等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二、文献回溯与研究思路

（一）文献综述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年来农业政策一直追求的核心目标[1]。与传统型农业相比较，现代化农业更注重科技对农产品生产效率的影响。农业技术进步是促进农村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就开始研究农业技术扩散中的农户行为、农户技术采纳决策、农户新技术获取过程等方面的问题[2]。我国学者也一直非常关注农业技术扩散问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技术扩散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方面[3]。下面从农业技术扩散影响因素及农业技术扩散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加以综述。

在农业技术扩散影响因素方面，当前学者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农户间相互学习是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方式。农户间技术学习大都以人际互动、群体间模仿学习方式进行。受技术外溢性的影响，技术先进的农户在生产实践中，对周围其他农户采用新技术具有重要促进作用[4]。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户间相互学习有利于农业新技术扩散。在农户间相互技术学习过程中，农户间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越小，越有利于农业技术扩散[5]。其二，农村商业发展、劳动力及农业机械的跨区域流动有助于农业技术扩散。农村跨区域商业行为，有助于农业信息、农业生产作业方式、农业经营模式等交流合作，对农业技术扩散也产生重要影响[6]。有学者在对湄公河地区的调查中发现，劳动力流动和商业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产生重要影响[7]。随着农业机械化种植日益普及，农机跨区域服务实现了区域间的技术交流[8]。其三，有些社会机构对促进农业技术扩散产生积极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农业科技站有助于形成农业科技信息网络，提高技术扩散效率[9]。近年来，随着农村发展投入的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对技术扩散也产生正面影响[10]。在许多地方，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农业科技园，更是逐渐成为区域农业技术扩散的核心[11]。

农业技术扩散是推动农村地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途径[12]。有学者运用动态模型研究了技术和学习对农产品稳定增长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新技术有利于农产品生产效率的稳步提升[13]。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有必要盡力消除阻碍农村技术进步与扩散的消极因素（如有些农户对知识、技术的过份保护）[14]，鼓励农村利用信息技术作为传播新技术的手段，促进农业技术扩散[15]，最终使农业技术扩散对促进农村“三产融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16]。

从以上文献整理可见，在现代社会，农业技术扩散对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许多学者已经对农业技术扩散的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效果等展开了探讨。但纵观现有文献，发现学术界关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还主要聚焦于同一区域内的村庄、科技园、农技服务站等知识与技术外溢方面。而对近年来出现的以农村合作社为核心，推动技术跨区域扩散方面的研究较少。例如，在理论方面，对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驱动因素及各因素间相关关系、驱动模式及演化机理缺乏深入研究;在实践方面，缺乏各级政府政策性激励对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激励机制的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深入调研典型农村合作社，利用深度访谈资料和实证调研数据，对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选择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影响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的因素及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路径模型。为获得更加科学、具体的理论认知，本研究采用质性和量化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思路是：（1）采用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影响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的核心范畴;（2）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的影响因素，结合已有文献及研究团队实证调研认知，构建本研究理论假设;（3）采用结构方程研究方法，进一步检验影响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各因素间相互影响效应，进而对假设模型进行证实;（4）根据质性和量化研究结果，提炼出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路径模型，并对模型各因素及各因素间相互关系进行理论阐释，形成系统的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机理模型。

三、质性研究：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影响因素的维度结构

（一） 质性研究设计：基于“扎根理论”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来探索影响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的因素内容与维度结构。在质性研究时，通过对实地调研获得的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分析，抽取原始资料中隐藏的质性命题。

原始访谈资料的获取主要通过实际调研访谈法获得。在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研究团队多次对S省P市R镇S村、J市M镇D村、L区Z街道Z村展开实地调查，获取一手访谈资料。对于访谈对象的选择，采取了重点加随机的方式。对于村庄主要干部和合作社主要成员，进行了座谈式专访，并随机对村民进行了面对面访谈（10-50分钟）。座谈及访谈过程中，在征得被访谈对象同意基础上，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全程录音，并于访谈后整理成文字材料。最终获得座谈会实录资料4份，一对一访谈资料28份，共计11.3万字（编号记为A1-A32）。随机选取了其中的22份访谈记录（A1-A22）进行编码分析，另外的10份访谈记录（A23-A32）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

（二）质性研究过程

1. 开放式编码

研究团队通过实证调研获得的原始访谈资料信息庞杂，为了凝练访谈信息，采用开放式编码方法对原始资料进行了概念化整理。通过对22份访谈资料分析，提炼出163个初始概念，筛选出现频次大于2次的概念128个，并将重复交叉的概念进行范畴化，共形成28个范畴进行分析，具体概念、范畴如下表（表1）所示：

2. 主轴译码

主轴性编码是对开放编码形成的范畴进一步聚类分析，形成更高层次的类属主范畴。主轴性编码分析形成的主范畴有助于探究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共得出12个主范畴，如下表（表2）所示：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译码所发现的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形成核心范畴。在针对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的研究中，通过选择性编码形成4个核心范畴，由核心范畴统领主范畴的逻辑关系如下表（表3）所示：

4. 质性研究结果

在进行开放式编码时，预留了10份资料作为理论的饱和度（theoretical saturation）检验。在对此10份材料分析后，检验结果显示，4个核心范畴发展已经丰富，10份访谈中再无出现新的概念和重要范畴，说明质性研究阶段提炼出的核心范畴在理论上是饱和的。换言之，质性研究阶段可以确认，影响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的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性激励、合作社跨区域订单、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四大因素。其中政策性激励和合作社跨区域订单是外部激励因素，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是内部激励因素，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是多重因素最终形成的结果。

四、影响农村合作社技术扩散的“多因素假说”

通过对原始访谈资料的扎根分析，提炼出了影响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的核心范畴，为进一步量化研究提供了基本认知框架。但该框架仅是根据质性研究形成的初步认知，而四个核心范畴之间相互影响关系、作用强度、作用方向等都需要进一步通过量化研究方可证实。下面对量化研究中的基本假设作出说明。

（一） 围绕政策性激励的相关假设

在我国科层制行政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农业政策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在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行后，许多地区成立了农村专业合作社，并采用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经营管理。尤其在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后，以农业科技促进农村发展的观念更是得到各级政府重视。为了落实中央政策，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农业科技发展补贴计划，并组织农业科技专家下乡指导农业技术进步。地方政府各种优惠的涉农政策，对农村合作社经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質性研究过程中，发现活跃在基层的农村合作社精英群体，能敏锐地捕捉政府科技兴农、科技支农的政策信号，积极提高合作社技术水平，并努力在多方面扩展合作社经营范围（如订单式合作、跨区域合作生产、建立产业示范园等），以谋求更高利润和更大发展。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 政策性激励与合作社跨域订单存在正向相互影响。

假设H2： 政策性激励正向影响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

（二） 围绕合作社跨区域订单的相关假设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村合作社领导者基于对现代农业种植模式的认可，会积极筹措各种社会资源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种植技术，并适时扩展经营范围，实现规模化科学种植。如为了完成订单任务，合作社通过与其他区域村庄进行订单式合作生产，将一整套现代化种植技术及农田管理方式复制到落后地区农村。这一过程有助于将先进合作社农业技术扩散到落后地区。基于以上论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 合作社跨区域订单正向影响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

假设H4： 合作社跨区域订单正向影响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

（三） 围绕合作社技术培育与开发的相关假设

为了实现更高利润，经济基础较好且技术领先的合作社，会积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利用资金、技术与销售渠道优势，跨区域建立合作生产基地，是一种多赢的选择。在技术领先合作社按照现代科学生产模式建立跨区域生产基地过程中，先进的种植技术也随之跨区域转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5： 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正向影响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

五、量化研究：农村合作社跨区域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证明

（一） 量化研究设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实证调研及质性分析建立的假设模型是否成立，需要进一步定量验证。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计量方法，来测定四大因素对农村合作社技术扩散的影响效应。

为了测定影响农业技术扩散四大因素相关关系，课题组根据质性研究结果构建了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分为两部分：个人基本信息和变量测量。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所测量的变量按照前文扎根理论的分析结论，对每个维度设计了测量量表。量表中自變量分别是政策性激励（X1）、合作社跨区域订单（X2）、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X3），因变量是“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Y）。对每个变量设计的题项如下表（表4）所示。测量题项的赋值方式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编制（1代表“非常不重要”、2代表“不重要”、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在问卷调研过程中，本文以熟悉农村的S省Q市和W市乡镇工作人员、农村村干部、普通村民及熟悉农村的大学生为调研对象。调研问卷共计发放325份，回收302份，有效回收率92.9%。其中男性184人，占总数60.9%;女性118人，占总数39.1%。从职业来看，政府基层工作人员82人，占总数27.2%;村干部及村民129人，占总数42.7%;农村籍大学生91人，占总数30.1%。

问卷数据统计完成后，采用spss19.0信度指标对所得302份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检验。检测结果显示，12个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83，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值为0.888，可以认为问卷量表总体建构度良好。其中，四大影响因素中政策性激励（X1）的信度为0.607，合作社跨域订单（X2）的信度为0.580，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X3）的信度为0.696，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X4）的信度为0.764。由上述信度检验结果可知，经检验的4个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均在0.5以上，符合Nunnally 所提出的信度标准（即Cronbachs Alpha 值至少大于0.5）[17]。下表（表4）详细地描述了因变量、自变量的取值情况，包括各变量的方差、均值、标准差等。

（二） 量化研究过程

本研究根据假设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路径分析。从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可以看出，整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见表5）。

利用Amos22.0统计分析软件，形成原始结构方程模型如下图（图 1）所示：

从原始结构方程模型可以看出，观测变量与对应潜在变量的标准化载荷系数能较好地反映二者相关关系。结构方程模型的具体路径系数检验如下表（表6）所示。

（三） 研究假设验证

由表6可见，在政策性激励与合作社跨域订单的相关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96，临界比为6.220，显著性概率<0.001，表明路径系数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政策性激励与合作社跨域订单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1得到验证。在政策性激励和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的相关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940，临界比为2.484，显著性概率<0.01，表明路径系数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政策性激励和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2得到验证。在合作社跨区域订单和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的相关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209，临界比为0.541，显著性概率为0.589>0.1，表明路径系数即使在0.1显著性水平下也不显著，说明合作社跨域订单和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无相关关系，假设H3未得到验证。在合作社跨域订单与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的相关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732，临界比为4.359，显著性概率<0.001，表明路径系数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合作社跨域订单与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4得到验证。在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和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的相关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268，临界比为1.683，显著性概率<0.01，表明路径系数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和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5得到验证。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影响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的因素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图2）所示。

六、 研究结论及模型阐释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对农村合作社在促进农村技术扩散方面进行了质性（扎根理论）和量化（结构方程）的研究。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在检验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拓展，并总结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 在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政策性激励对合作社技术进步产生基础性驱动作用

农业生产受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发展受到诸多掣肘。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属性也使其并不能完全走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则运行[18]。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该战略对农村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国是农业大国，中央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农村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国家农业政策始终是推动农村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尤其1978年改革开放后，利用政策激励农村发展，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19]，也是引导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有效手段。我国于2007年施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了许多扶助性政策促进合作社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更是对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农村合作社技术跨区域扩散路径模型（见图2）可以看出，政策性激励对农村合作社技术进步、经营模式变革产生影响。可以说，在发展性资源普遍稀缺的农村地区，政策因素对指引农村发展方向、推动农村合作社技术进步产生着基础性驱动作用。

（二） 政策性激励对农村合作社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张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且这种推动往往与政策敏感型乡村精英的个人偏好密切相关

落实中央政策、实现辖区村庄富庶、农户富裕、提高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水平是许多地方政府执政重点目标[20]。在地方政府农村合作社扶助政策激励下，许多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乡村精英，响应政府号召，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社，促进村庄提升发展能力[21]。正如D村村支书所言：

“农村合作社政策挺好的。以前村里土地家家户户自己种，没法使用现代农业机械。现在成立合作社，可以机械化种植，效率提高了。”（访谈记录：D村现任村支书 M20190412）

农村合作社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种植。在长达数十年规模化生产过程中，合作社在种植技术、技术人才储备、现代化农业管理、国内外销售渠道管理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22]。研究团队调研的农村合作社技术学习、技术扩散及产生的效果如下表（表7）所示。

先进合作社农业技术的提升，对农村产业规模化发展及规模农业跨域扩张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地方政府为了体现执行中央政策的政策绩效，会选择重点农村合作社进行扶持[23]。而技术領先、规模化订单生产经验丰富、市场渠道成熟的合作社无疑更易获得地方政府支持。在地方政府和乡村精英的共同努力下，先进合作社技术水平、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及经营范围向区域外拓展得以实现，并促进了跨区域技术扩散，带动更广阔区域农村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三） 农村合作社订单式种植是促进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的重要方式

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农村合作社政策引导下，技术与资金实力雄厚的合作社承接大量国内外客商农产品订单，并以订单合作的生产方式，联合更多合作社加入订单生产联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农产品海外订单、合作社跨区域订单合作、品牌农产品订单式种植等农业合作模式，会极大地促进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

农村合作社订单式种植使先进农业技术得以向其他合作社和农村地区扩散。现代经济学认为，知识、技术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特征[24]。先进农业种植技术不仅使合作社在利润增长方面受益，还带动了附近村庄非合作社成员农户种植技术的普遍进步。农业新技术跨区域扩散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合作社周围农户看到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在技术、经营方面的差距导致的收入差距。非合作社农户通过村庄宗族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主动的学习合作社新技术[25]。这种非正式农业技术互助学习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村庄农业技术扩散。

（四） 合作社技术培育与规模扩张是农业技术积累和扩散的基础，也是推动跨区域技术扩散的关键影响因素

长期的农业合作社规模化生产，使农民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对提高农产品产量及品质的重要作用[26]。在新品种和新技术引进过程中，合作社也提升了农业生产技术自我研发能力。农业合作社技术培育与开发遵循着“引进——模仿——改良”的“干中学”技术进步基本路径[27]。多年农产品出口与品牌农产品订单的经营经验，为合作社技术改良与新产品研发提供了基础动力。而近年来高端农产品需求的逐年增长，进一步激发了农村合作社技术培育与开发的积极性。例如调研村庄S村，在长达数十年与国外客商、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交互贸易中，不仅积累了村庄公共资金、现代化种植及管理技术，还培养了大批乡土人才，成立了农民创新创业试验园，这些有利于技术进步的资源储备，是农村合作社技术进步与规模扩张的基础。

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和乡村振兴战略，从传统农业种植转向现代科技农业发展，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使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愿望。在高产量、高品质、高利润的激励下，农村合作社将培育成熟的新技术，通过跨区域合作的方式（如在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更低、气候条件适宜的区域建生产基地）向其他区域输出，进而实现了以农村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技术跨区域扩散。在技术扩散过程中，农产品生产的本土化改进可进一步推动技术改良[28]。在正反馈效应下，农村合作社先进技术跨区域扩散的边界不断拓展，推动了区域农业产生能力的普遍提升。

（五） 农村技术跨区域扩散的实现，对提升农产品品质及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其重点是产业振兴，而农业技术进步在推动农业发展中处于核心位置。以合作社为主导的农村技术跨区域扩散，可以有效地将先进农业技术向区域外扩散，推动更大范围内的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发展。

农村合作社在农村资源整合、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农村技术进步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合作社先进生产技术，可以成为许多欠发达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行为典范和努力方向[29]。通过有技术优势的农村合作社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再加上农业技术的扩散，改变了落后地区农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随着合作社跨区域生产网络系统的扩张，农民依靠科技致富、发展现代科技农业的意识有所增强，形成一种追求技术卓越的氛围。在先进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以农村合作社为纽带形成的利益网络体系及互动模式，对农民行为、信念、价值和技术认知体系产生重要推动，且该体系一旦形成，会进一步塑造、协调和激励农民追求卓越技术的认知和行为。通过不断地发展科技农业，在国家、农村合作社和农民的共同努力下，现代农业技术及规模化生产能力将不断提升，农民致富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得以实现[30]。

七、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实证调研，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合作社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扩散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出以下结论：（1）农村合作社发展政策及科技兴农政策对促进农村技术进步产生了根本的方向性指引作用。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财政补贴政策，对农业技术进步产生了强有力推动。（2）在农村合作社技术扩散过程中，国外订单、品牌农产品公司订单对农业生产技术的强制性要求，有效地提升了农业技术扩散的速度和质量。（3）农村合作社内生的技术培育与开发，对提升农村技术扩散质量产生重要作用。（4） 以农村合作社为核心的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不仅提高了农业技术落后地区生产技术水平，还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形成、加快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推广、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本文的研究可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及农业产业升级带来如下启示：（1）农业科技进步不仅包含技术进步，还包含国家政策创新。高质量的农村合作社发展政策既为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激励机制。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大支持农村合作社发展力度。（2）培育农民内生技术进步动力是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核心驱动力。较之于政策引导和合作社订单式生产，内生技术提升愿望及行为对农村技术扩散产生更为深层次的影响。（3）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极强的扩散效应和正外部性，政府应通过相关政策给予推动技术扩散的合作社适当扶助，合理分担技术改良及扩散过程中出现的外部性成本，帮助农村合作社摆脱“新技术陷阱”，以保持和提高农村合作社技术进步及扩散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夏柱智.农业治理和农业现代化：中国经验的阐释[J].政治学研究，2019（5）：20-23.

[2] Moser C M， Barrett C B.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smallholder technology adoption： The case of SRI in Madagascar[J].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6（35）：373-388.

[3] 张伟，朱玉春.农业技术扩散研究综述[J].科技与经济，2012（5）：52-56.

[4] 高鸣，宋洪远.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空间收敛及功能区差异——兼论技术扩散的空间涟漪效应[J].管理世界，2014（7）：83-92.

[5] 佟大建，黄武.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推广服务获取与农业技术扩散[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128-143.

[6] Schiff Maurice，Wang Yanling. Education， Governance， Trade and Distance： Impact on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the East Asia-Latin America Productivity Gap[J].IZA Discussion Paper，2017（10）：1-16.

[7] Michael Hübler. Labor mobility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A new concept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ural Southeast Asia[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5，39（8）：137-151.

[8] 方师乐，卫龙宝，伍骏骞.农业机械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分布规律——农机跨区服务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7（11）：65-78.

[9] G?ransson Bo，Diep Doang Dai Ngoc.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The Role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ations in Rural Areas of Dong Nai Province[J]. VNU Journal of Science，2016（2）：15-33.

[10] Roland Hodler，Paul A. Raschky.Ethnic politics and the diffusion of mobile technology in Africa[J]. Economics Letters ，2017（10）：78-81.

[11] 于正松，李小建，许家伟，王伟.基于“过程控制”的农业技术扩散系统重构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8（4）：65-68.

[12] 常向阳，韩园园.农业技术扩散动力及渠道运行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河南省小麦种植区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4（4）：63-70.

[13] Batabyal Amitrajeet，Kourtit Karima，Nijkamp Peter. New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Rural and Urban Agriculture， and Steady State Economic Growth[J].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 2019（3）：717–729.

[14] 張勋，乔坤元.中国区域间经济互动的来源：知识溢出还是技术扩散？[J].经济学（季刊），2016（4）：1629-1651.

[15] C.Ann Hollifield，Joseph F Donnermeyer. Creating demand： influenc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rural communities[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03（2）：135-150.

[16] 李冰.农村社群关系、农业技术扩散嵌入“三产融合”的路径分析[J].经济问题，2019（8）：91-98.

[17] Nunnally ， J .C .Int roduction to Statisti cs for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M].NY：McGraw-Hill ， Inc.， 1974.

[18] 管兵.农村集体产权的脱嵌治理与双重嵌入——以珠三角地区40 年的经验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9（6）：164-187.

[19]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0] 蔡起华，朱玉春.社会资本、收入差距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以三省区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维护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6（4）：89-100.

[21] 何慧丽，杨光耀.农民合作社： 一种典型的本土化社会企业[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27-136.

[22] 安芝，宋良荣.进口农产品贸易对我国耕地规模传导效应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8）：57-67.

[23] 丰雷，郑文博，张明辉.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 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J].管理世界，2019（9）：30-48.

[24] 高远东，宫梦瑶.出口贸易外溢效应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9（6）：4-16.

[25] 王敬尧，王承禹.农地规模经营中的信任转变[J].政治学研究，2018（1）：59-69.

[26] 金炜玲.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微型企业的比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71-80.

[27] 李尚骜，陈继勇，李卓.干中学、过度投资和R&D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侵蚀效应”[J].经济研究，2011（6）：174-175.

[28] 陈径天，温思美，陈倩儿.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兼论农业产出增长型和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J].农村经济，2018（11）：88-93.

[29] 周振，张琛，钟真.“统分结合”的创新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9（8）：89-102.

[30] 桑 坤.技“宿”乡土间：农业技术与农民关系嬗变——基于华北一个村庄的经验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25-37.

责任编辑：王赞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