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光荣 盛文楷

摘要：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基层党组织在进行自身建设以及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实现组织功能的总体能力。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普及的今天，探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不能忽视网络时代的现实背景。网络技术为基层党组织组织覆盖面的拓展、党员教育手段的创新、全面从严治党平台的优化、党群之间联系的密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也给基层党组织的信息化建设能力、党员教育效果的实际渗透能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能力以及基层社会的动员能力的提升带来了诸多挑战。鉴于此，应当加强统筹协调，健全体制机制，提升基层党组织网络化的内涵式发展能力;完善基层党组织的网络宣传平台，创新宣传教育的模式，增强基层党组织网络平台的党员教育引导能力;完善人事管理及年轻党员网络技术的培养与考核工作，促进基层党组织网络技术专业化人才队伍的技术能力;实施面向基层群众的网络技术帮扶计划，并融入大数据分析技术，切实地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网络群众工作能力。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党的组织力建设;网络时代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1-0036-11

一、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概念的提出及发展

结构完善、运行顺畅的组织是执政党实现有效领导的基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贯注重通过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列宁在1905年总结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1]这一认识对于推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甚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基于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建设原则，将党的组织建设深入到军队的基层，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1928年，毛泽东将“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上升至中国红色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进行考量，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说：“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2]此处“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无疑即是指党的组织力，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体现在对于民心、民意的吸引力以及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党的革命事业的动员能力上面，因此，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加入党组织、参加军队奔赴前线抗战，甚至取得了“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保障了在武器设备不如敌方的情况下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发扬了注重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的优良传统，在广大城乡地区纷纷建立了党组织，为社会主义改造及建设的胜利推进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力建设，从中央到地方有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党的建设活动，促使党内规章不断完善。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了社会结构与思想认识的深层次变革，加上苏联解体的影响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不同思潮的冲击，基层党组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部腐败、组织涣散、弱化虚化等情况。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进入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他在2016年4月召开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3]在党的十九大上，中国共产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等因素，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不断革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部分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这是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党组织的“组织力”概念。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于2018年7月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论述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的原则、目标、内容与路径：即在原则上，“我们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在目标上，使广大基层党组织在宣传主张、贯彻政策、领导治理、动员群众、改革发展等方面成为战斗堡垒，在党员的教育、监督、管理方面以及对群众的组织、凝聚和服务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内容上涉及建设“党的组织体系”，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以及“社会号召力”等方面;在路径上，健全及优化基层组织设置，扩大党组织向基层的覆盖面，探索新兴业态和网络党建工作，增进基层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以高标准发展党员，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员教育等方面。[4]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后，学术界也陆续开展了对党的组织力的解读与研究工作。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当前关于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内涵的研究主要有三种倾向，即：或侧重于基层党组织本身的建设能力、或侧重于基层党组织对于外部社会的治理能力，或认为是内部与外部治理相结合。相比之下，我们倾向于内外结合说，这是因为，基层党组织内部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对于外部社会的领导及治理能力，而基层党组织要增强对于外部社会的领导及治理能力，就必须以良好的内部建设为前提。诚如有学者认为，党的基层组织的组织力是“为完成自身的任务和职责而拥有的内部有序运行、外部有效领导群众的能力。”在内、外维度的关系上，党的基层组织的组织力“内在指向是外在指向的前提条件与力量源泉，外在指向是党的组织力的目标指向与价值归依。”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路径上，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通过政治思想引领、凝聚群众力量、推动多维创新、构建长效机制等“柔性嵌入”的路径;提高组织覆盖面、创新组织活动方式以优化“组织设置”，强化党员队伍建设、发挥带头人作用以增强“人员配备”，加强思想引领、促进社会服务以实现“功能强化”，完善激励机制与从严治党“制度设计”等方面展开的考察。结合党中央发布的正式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学者们的探讨，我们认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指基层党组织在进行自身建设以及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实现组织功能的总体能力，从内部角度看，包括基层党组织的覆盖能力、党员的教育管理能力，从外部视角看，包括服务群众、动员群众的能力。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建设即是通过组织设置的创新、党员教育管理的强化以及体制机制的完善以及党员队伍的配备等方面实现的基层党组织对内与对外组织能力的提升。当前对于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目前却鲜有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与当前网络化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的探讨，这与网络技术已经融入我国公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客观实际极不相符。近年来，我国陆续发布了“互联网+”创新创业、“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重要战略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0月召開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网络技术不断在党的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得到应用，探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无疑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现实背景。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罗宾斯所说：“只有运用信息技术进行配置的有机组织，才能更好地生存”[5]。

二、网络时代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的机遇

（一）网络技术拓展了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的新载体

在传统空间，受到沟通、交流方式的制约，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往往以党员所在的单位、地域为基本载体。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部分党员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随之增强，而高铁、飞机等交通方式的不断普及，则为党员便捷流动提供了条件，进而出现了党员与其党组织所在地域不一致的情况，党建工作的难度加大、“空白”区域增多，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也受到影响。而网络技术以数字化信息传播形式突破了人们交流互动的时空限制，营造了多媒体交互下的即时的、形象的通讯渠道与交流场景，网络技术支撑下的党组织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迅即、便捷的交互沟通成为可能。这不仅方便了基层党组织开展民主议事、党员发展、政治理论学习、民主生活会等一系列常态化的党建活动，有效抑制了因时空限制而出现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松散化现象，而且也为基层党组织的“再组织化”提供了新形式。例如，基层党组织能够依托网络技术组建数字化的“线上党组织”“虚拟党组织”，这不仅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内部党建的新机制，减少了传统科层化组织内部活力不足、信息传递的单向性及滞后性，而且也拓宽了基层党组织之间就相关议题进行相互交流的新路径。此外，网络技术打破了“信息孤岛”效应，实现了万物互联，也为突破传统的以地区或单位为依托的党组织设置模式提供了可靠手段，例如，对于需要多方联合应对的跨地区、跨单位的共性问题或突发事件，党组织的设置可以根据具体的议题的需要而迅即地成立各种线上支部，以增强党组织对于这类问题的领导与治理能力。

（二）网络技术创造了基层党员教育的新手段

在前网络时代，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教育主要通过现场讲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的宣传而开展，但是，对于广大基层党组织而言，或受教育辐射面狭窄、或受媒体资源有限及教育模式（单方面的一对多）的制约，对基层党员的教育方式较为单一、内容显得生硬、效果有待提升。在网络时代，各类表现方式多样化、准入成本低廉化的自媒体得以勃兴，这对于突破传统各因素的限制，生动化地开展基层党组织的党员线上互动式的宣传教育提供了难得的资源和平台，因此可以说，网络技术不仅创新了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教育的模式，而且丰富了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教育的资源。首先，网络技术给信息传播带来的便捷性使得党员的教育不再仅限于传统“在场”的学习交流，分布于各地的党员可以借助各类即时通讯平台、网络多媒体会议支持技术进行文字、语音或逼真的虚拟会场进行远程可视化的交流学习。其次，网络技术的互动性改变了传统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一对多式的单向性信息传递模式，党员只需依赖网络终端设备就能够便捷地获取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自媒体的党建信息，而且能够在各类网络学习社区发布学习议题、分享学习体会、交流学习经验，从而增强了党员教育的生动性。再次，网络空间教育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性，增强了党员教育的感染力。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官方掌握媒体内容呈现方式的相对单一性和刻板性，海量的党的文件、红色资源能够以可复制的数字化的图片、语音、动画和视频方式进行呈现，使得教育内容不仅鲜活生动，而且便于复制、传播与分享。例如中央宣传部打造的“学习强国”平台，以图片、音频形式汇聚了党的要闻、新思想、传统文化、红色资源、优秀人物等栏目，融合了网络快闪、试听节目等流行元素，在答题、积分、排名上设置了量化功能，极大地激发了党员学习的兴趣。

（三）网络技术搭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平台

网络时代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升，不仅仅依赖于作为“硬件”因素的网络技术在党建载体和党员教育方面的应用，更为重要的是要依赖于技术与基层党组织从严治党管党工作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系列新的体制与机制等“软件”因素，从而推动了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向基层党组织的有效传递与延伸。首先，网络技术是倒逼党组织进一步完善党规党纪的重要引擎。党员在网络空间的言行不同于传统现实空间，传统的党规党纪不能够完全适用于网络空间，因此，党员网络言行合法的边界需要出台专门性的党规党纪进行约束、引导，例如，中央于2017年出台的《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对于党员在网络空间的政治规矩、传播行为、组织活动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规范了从中央到基层党的各级组织党员的网络言行。其次，网络技术开辟了党内纪律监督及违纪追踪的新路径。传统以信件、电话、信访的方式开展的党员监督耗时、繁琐，而且易于暴露举报者身份，通过网络平台对党员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则提高了监督效率、增强了监督的保密性。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以及省、市级党的纪检机关纷纷开通了线上举报渠道，为扩大网络监督党员提供了便捷，加上当前的信息共享、身份识别、网络定位技术的应用，使得党的纪检部门对于党员的违纪追踪效率大为提高，这些成功的做法为基层党组织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经验借鉴。

（四）网络技术提升了基层党群关系的密切度

一方面，网络技术增进了基层党群之间交流的平等互动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19年6月，我国的网民总量已多达8.54亿，网络技术不仅拓宽了基层党组织与网民交流的渠道、提升了交流的效率，而且营造了一个社会成员去中心化的平等互动空间，众多的基层党员和网民以匿名的网络ID为载体交流互动，摆脱了传统现实空间彼此因为身份、地位而造成的彼此之间进行交流时的种种顾忌，拉近了心理距离，提升了信息交流的平等性、真实性和互动性。其次，网络技术提升了基层党组织掌握网络民意的精确度。当前，大数据分析技术、云计算技术、网络舆情检测技术不断发展，使得基层党组织能够对于海量化的网民言论特征以及行为规律进行分析，从而切实地掌握民意，真正了解群众的所诉所求，使得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更具針对性。最后，网络技术提升了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效率。随着基层党政机关网络办事平台的搭建与完善，使得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理相关事务，相比于前网络化时代，极大地减少了人民群众办事的流程，节约了办事的时间、精力及物质成本，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于基层党组织的认同感。

三、网络时代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网络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制约了基层党组织的信息化建设能力

基层党组织虽然对于应用网络技术提升党的组织能力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强，但是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网络技术在提升党的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的探索却明显不够，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基层党建信息化过程中出现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情况。由于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技术的飞速发展，基层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开通专属的网络党建平台、建立线上党组织，但是基层党组织或者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对于这类自媒体的后期维护和管理，导致网络平台有形无实，出现了大量的“僵尸号”;或者仅仅是为了赶网络信息化的时髦，凸显党组织建设的特色的“政绩工程”，仅仅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形象宣传，甚至为了“制造”网络新闻，而出现“摆拍”的照片、“作秀”的新闻以及虚假的宣传，被网民曝光之后严重损害了党组织的形象。第二，基层党组织传统的管理方式落后于网络时代的需要。网络空间信息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网络信息的去中心化传播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不断趋于“扁平化”，这与传统现实空间“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关系结构不同，使得党组织传统的层级式的封闭管控模式不再适用于网络空间。每一个党员在网络空间不仅成为信息的获取者，而且同时也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一些党员开设的网络自媒体在“粉丝”数、浏览量、转载率上甚至不亚于其所在组织的官方网络平台，因此，网络技术给个体挑战组织提供了可能，传统基层党组织传统的管制、命令模式已不再适用于网络空间的需要。

（二）基层党组织网络教育的形式化制约了党员教育的渗透能力

美国学者波兹坦指出：“信息技术发展和使用推动了主体的数字化存在，并不断促使技术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角色。”[6]虽然从网络信息传播的迅即性、生动化特征来看，网络技术无疑为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教育提供了新的有效的途径，但是，由于网络主体的虚拟性、匿名性也给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教育带来了种种挑战。网络主体的虚拟性、匿名性导致了党员在网络平台进行学习的实际效果无法得到保障。以党员在线视频学习为例，党组织既无法判断视频播放过程中党员正在全程认真观看，更无法判断视频的观看者和学习者一定是党员本人，难以杜绝一些党员为了应付学习任务而找人用自己的账号替代完成学习的现象，导致党员教育平台成为“挂机平台”。例如，有些基层党员干部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出现打开视频却无人观看或者同时登陆多个账号帮别人“打卡”的不当做法。并且，基层党组织在网络党员教育内容上缺乏足够的专业性和针对性。由于缺少足够的专业能力制作出融合了上级精神与本组织工作实际的学习内容，基层党组织的网络教育平台或只是将传统线下的学习内容照搬到网络平台，实质上仍是采用传统的“我讲你听”的“灌输”式教育，没有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信息交互优势，缺乏对于被教育者的诉求进行充分考虑，在学习过程中缺少足够的互动性;或是将在线学习等同于浏览大型网络媒体的时事信息，或是观看上级党组织官方网络平台所发布的视频，使得党员教育流于表面。

（三）网络空间多元文化冲击着基层党组织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能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保持基层党组织纯洁性、先进性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重要保障，在前网络化时代，执政党对主流媒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加上一对多单向的宣传模式，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在没有太多“杂音”的环境中进行有效传播。然而，网络技术支撑下的新媒体平台，虽然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提供了新途径，但网络交往的全球性以及网络空间信息的海量化、多元化特征，也为各类有害信息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国外一些有组织的敌对势力常常通过操作网络舆论推广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宣扬各种反对的声音，导致了各类外来的非主流的、异质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价值观念在网络空间广为流传，例如网络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西方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干扰了主流价值观对于党员的宣传引导作用，严重危及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如上文所述，基层党组织缺乏足够的党员教育资源、系统的教育内容，面对网络空间各种有害信息的冲击，不能够很好地做出应对，导致个别政治辨别力不强、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党员出现思想滑坡、党性变弱、精神缺钙的现象，有的甚至走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特别是当各类异质的政治价值观念与网络媒体表现手段的多样性、生动性特征相结合，以满足网民的娱乐需求以及迎合网民个性特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增加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严重削弱了基层党组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四）基层群众网络素质不高制约着基层党组织的网络社会动员能力

基层党组织应用网络技术开展群众工作的效果，不仅受到其本身对于网络技术的掌握程度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基层群众網络综合素质高低的左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我国城镇化率为60.60%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网民的总量（6.30亿）却接近于农村网民总量（2.25亿）的3倍。而且城乡网民数量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19年6月份农村网民数量占我国网民总量的比率为26.3%，相比于2017年底的27%，短短一年多便下降了0.7个百分点。该统计数据还显示，我国还未使用网络的人口总量尚有5.41亿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处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占据非网民总量的62.8%。从统计数据看，我国非网民人口众多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经济因素或网络基础设施普及方面，而在于这一群体的网络综合素质有待提高，这从该报告对于不上网的原因调查数据（多选项）中可以直观看出：由于经济等原因不具备基本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客观因素占了15.3%，由于年龄太大或太小而不具备上网能力的因素占了14.2%，还有不到10%的因素是没足够时间上网或不能联网所致，而不懂汉语拼音、不了解计算机网络等缺少上网基本技能的因素占了81.4%之多。由此可见，在基层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口网络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即便是本身的网络技术应用能力较强，其通过网络技术开展群众思想引领及政治动员工作的能力也会受到抑制。

四、网络时代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推进网络化党建的内涵式发展，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网络技术应用能力

1.加强统筹协调，实现基层党组织网络化建设的形式与内容并重。党中央应当强化对于基层党组织网络化建设的统一管理，严守网络化党建的质量关。制定操作性强的细化的网络化党建质量考核标准，对于现存的基层党组织网络平台的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评估，要求那些更新滞后、内容重复、管理不善的党建平台限期整改，对于整改之后仍不达标的党建平台，应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果断取消。为防止一些尚不具备基本设备、技术、人才等条件的基层党组织盲目进行网络化党建而产生的种种乱象，可以设置网络化党建的申报、评估环节，对于符合条件的基层党组织方可准予启动实施。同时，由于基层党组织所处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党员的文化素质的差异，网络化党建不可能实施“一刀切”式的管理办法，否则只会引起一些不具備条件的基层党组织盲目跟风或者为了追求“政绩”而出现各类有形无实的“僵尸号”而有损基层党组织的威信。因此，党中央应出台总体战略规划以加强对于基层党组织网络化建设的全面部署，分类别、分步骤达成建设目标。对于不同类别的基层党组织，无论是在网络化党建的标准上，还是在建设时间上都应做出区别对待：对于地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党员文化素质较高的基层党组织，应提高网络化党建的标准、加快网络化党建的步伐，而对于地处偏远地区、党员文化素质较低的基层党组织，应降低建设的标准、放缓建设的步伐;建立系统网络化党建的“传、帮、带”机制，一方面实现优秀基层党组织网络化的传承和推广，另一方面，整合优势资源，实施先进带后进，对于在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较为突出的基层党组织，进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帮助。

2.健全体制机制，提高基层党组织网络化建设的科学管理水平。虽然各基层党组织因为网络技术水平、文化素质高低造成了网络化党建平台建设能力的参差不齐，但网络技术沟通的迅即性及匿名性在提升基层党组织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方面则较易实现。基层党组织的科学化决策建立在对于民意进行全面客观掌握的基础之上，在网络技术应用于党组织建设之前，党组织获取民意的途径主要有实地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这类传统的渠道不仅耗费人力财力、效率低下，而且缺乏足够的参与者，致使民意的获取存在代表性不足的情况，严重制约了基层党组织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网络技术的发展，开辟了电子邮箱、网络社区、网络投票等网络化的民意汇集渠道，甚至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可以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智能化地感知海量化的网民言行数据背后的真实诉求，这不仅提高了民意获取的效率，而且保障了民意的全面性和代表性。基于此，基层党组织应当在决策的形成、执行、反馈各环节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调动更多的网络主体参与到党组织的决策当中来。例如，在基层党组织做出决策之前，可以设置多渠道的网络民意调查环节，在决策过程中，可以通过支部党员在线讨论、匿名投票的方式提升决策效率、反映党员真实意志;在基层党组织初步拟定了相关的政策、文件之后，还可以增设网络征求意见环节，以保障基层党组织的决策能够真实反映民意;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也能够通过网络渠道广泛收集反馈意见并进行适时地研究与调整。

（二）改进网络宣传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党员教育引导能力

1.打造健全的网络宣传平台。相比于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而言，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社区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相对缺乏足够的设施、资金、人才及技术支持网络宣传教育工作，仅仅依靠基层党组织自主建设党建宣传教育平台常常出现有形无实、管理不善的情况。对此，可以整合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党建的优势资源，帮助其所属地区的基层党组织进行网络宣传教育平台的建设与维护。例如：地方政府党组织的宣传机关可以与社会组织管理部门、乡镇政府联合，根据其所属地区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党建的特征和需要，分门别类为这些组织建设起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教育平台，指导、协助基层党组织加强对平台的后期建设与维护;或者在地方政府的网络党建平台设置专门面向各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宣传教育模块，与基层党组织共同建设、共同维护。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应压实网络技术企业服务地方的主体责任，发挥网络技术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公益功能，支持基层党组织党建宣传平台建设。此外，地方政府党组织的宣传机关在帮助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建宣传平台的过程中，在“授之以鱼”的同时更要注重“授之以渔”，即以“孵化”为原则培养基层党组织的自主建设能力，当基层党组织已经具备了自主建设经验之时，应当适时地承担起自主建设任务。对于那些一开始便具备了一定网络党建宣传平台资源、技术、人才与经验的基层党组织，应在上级党组织在充分评估、提供指导的前提下，鼓励其自主建设。

2.顺应网络时代党员宣传教育的特征。第一，实现“两个结合”，促使基层党组织网络平台的宣传教育内容更具鲜活性和生动性。一是为避免空洞、抽象的理论说教或纯粹的政策宣读，将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充分结合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实际，制作出针对性强的且为党员高度关注的个性化的内容，切实做到基层党组织党员教育的内容言之有物，增强党员学习过程中的获得感;二是为避免对于教育内容的单一、刻板的呈现方式，将教育内容与网络多媒体的生动化的表现手段相结合。充分运用网络图片、动画、音频方式呈现教育内容，以具有网络空间独具特色的语言将相关内容编写成党员喜闻乐见的、便于诵读和传播的“红色段子”，使之更加具有生动性和感染力。第二，将网络新功能融入基层党组织党员教育的整个流程，增进教育过程中的互动性、个性化和真实性。将网络社区的留言功能、即时通讯的实时交流、网络视频的“弹幕评论”等技术应用于网络平台的党员教育过程，使党员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交流彼此的感想，增强教育过程的互动性、趣味性。此外，应用网络大数据分析及智能推送功能把握党员的网络言行特征与偏好，在此基础上推送满足党员个性化诉求的学习内容（例如“今日头条”即采用这种技术手段），以增进网络党员教育过程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并且，为了杜绝党员在线自主学习过程中“播而不看”“代人学习”现象的发生，可将日益成熟的网络“刷脸”识别技术应用于在线学习，即，只有党员本人使用自己的账号进行学习，相关的学习内容才能正常打开、学习的记录才能成功保存，从而增强网络党员教育的实效性。第三，营造人性化的网络教育氛围，增强党员网络教育过程的亲和力。在网络教育平台上，如果仅仅设置党的理论的宣传教育模块则显得较为单调，为此，可以加大对党员情感关怀上的投入，例如开辟专门的党员工作技能分享、日常生活常识指导以及心理健康服务模块，让网络教育平台成为权威的理论性教育载体的同时，还成为党员快乐工作和健康生活的“指南针”和“百宝箱”，以增强网络教育平台的亲和力和用户粘合度。

（三）强化人才支持，提升基层党组织网络化建设的专业化能力

由于网络技术的专业性，基层党组织无论是推进网络化的内涵式发展，还是提升网络平台的党员教育效果，都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信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7]尤其是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更需要在网络技术人才的配备上进行强化。

首先，完善网络技术人才的管理工作。一方面，建议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通过制度设置，为基层党组织从外部引入网络技术人才创造有利条件。例如：可以参考很多地方在医生等紧缺人才的职称评审和职务晋升条件中设置必须有服务基层履历的做法，在网络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及职务晋升条件中同样增加服务基层信息化建设履历的规定，特别是对于身份是党员、干部的网络技术人才而言，要明确设置必须具有一定期限的“服务基层党组织信息化建设的履历”的条件，从而缓解基层党组织网络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各党组织之间实行網络技术人员的双向交流制度。例如：搭建网络化建设较为滞后的基层党组织派遣宣传委员或组织员到信息化党建成熟的地区交流、学习的平台，实施党建成熟的党组织派遣人员到基层党组织帮扶、指导的机制，为畅通网络党建经验的分享提供政策依据。其次，加强对年轻党员网络技术能力的培养与考核工作。网络技术于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在我国迅速发展、普及，“80后”“90后”年轻党员可谓是伴随着我国网络技术发展而成长的一代，在大学期间大多修读了计算机与网络知识基础课程，相比于老一辈党员，对于网络技术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因此，要求基层党组中的“80后”“90后”年轻党员具备一定水平的网络技术能力、并积极参与信息化党建工作应当成为一种硬性规定，甚至在党员发展过程中注重加强对于这类党员的网络技术掌握程度进行考查。但是根据“摩尔定律”揭示，网络技术革新的周期仅需大约18-24个月的时间段，因此基层党组织应当加强对于年轻党员网络技术应用能力的继续教育，发挥地方党校的育人功能，针对所在地基层党建网络化建设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打造一系列面向基层党组织的网络党建课程体系，开辟远程网络党建的学习渠道。基层党组织应当有计划地安排年轻党员到地方党校或在线进行学习，阶段性组织年轻党员干部网络化党建基本知识的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党员年度评优或职务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在面向所有年轻党员群体进行基本能力培训的同时，还应有重点地以“拔高”的标准培养一批年轻党员的自媒体应用能力，争取发挥年轻党员在日常党员教育过程中的舆论引领作用，特别是面对突发网络舆情时的“意见领袖”作用。

（四）依托网络技术优化社会治理，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群众服务能力

1.开展面向基层群众的网络技术帮扶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是党的重大政治优势，基层党组织提升自身的网络技术应用能力的最终归宿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众、服务群众，基层党组织和群众同时具备一定的网络技术应用能力方能达到这一目标。然而，当前基层社会的“数字鸿沟”较为突出，这不仅表现为基层群众对于网络资源的占有不足，而且表现为基层群众的网络综合素养不高。鉴于此，政府应当整合大型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等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实施网络助困工程，在基本的硬件设施上为落后地区提供必要的支持，在网络资费上加大对于落后地区群众的优惠力度，还应在网络基本知识方面实施“扫盲计划”。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年龄较大或文化素质不高等原因造成的无法上网的群众，至少保障这类人员所在的家庭有一位能够胜任网上办事的人员，对于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基层党组织应指定专门的人员进行对接帮扶，确保这类群众能够顺利完成网上事务的办理工作，确保基层党组织网络化服务群众的工作不存在盲点。

2.通过网络渠道提升服务群众工作的针对性。以问题为导向，解决好基层群众所关切的具体问题是提高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根据问题呈现方式的不同，基层群众反映的问题可以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类型，其中，显性问题即群众反映迫切的、直观呈现的具体问题，这类问题不难被基层党组织发现，例如，生活困难、利益矛盾、公共基础设施损坏等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主要依赖于线下开展的具体工作。而隐性问题则是尚未被基层群众和党组织认识到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潜在问题或将要爆发的问题，例如：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以及对于某些事情的不满情绪，这类问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但是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为这类问题的及时发现、研究和解决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就某些关键词收集群众在一段时间内的网络言行信息，并利用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充分挖掘、感知海量的信息背后暗含的群众所真正关切的问题及特征，从而为基层党组织“网上体察民情、网下解决民忧”打下基础。

3.走好网络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意随着群众上网而出现在网络上，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8]。基层党组织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就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畅通党群网络联系的渠道，基层党员不能只是以旁观者的角色停留在网络看帖的被动状态，应主动深入各类网络社区与群众进行多维度的交流互动，在传播正能量的同时，拉近与群众的心理距离，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时事热点、收集群众所关注的问题、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第二，针对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快速、稳妥的回应。网络“蝴蝶效应”明显，负面舆论在网络空间飞速传播，只有在舆情发现之初便做出及时应对，才能避免其负面影响的扩散;并且要精准地抓住问题的关键点，避免以套话、官话、打太极的方式糊弄群众，而是以群众所熟悉的网络语言掷地有声地回应群众所关切的问题。第三，畅通群众的网络民主监督渠道。基层党组织在网络平台上设置信息公开、政策咨询、违纪举报等模块，不仅让群众通过线上全方位了解基层党组织的决策过程、工作成果，而且引入群众通过线上平台评议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机制，从而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开展情况全面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增进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民主性、公开性和规范性。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510.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50.

[3]姜洁. 突出问题导向 确保取得实际成效 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一个支部[N].人民日报，2016-04-07（01）.

[4]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当代党员，2018（19）：5-7.

[5][美]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孙健敏，李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87.

[6][美]尼尔·波兹坦.技术垄断[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29.

[7]习近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J].党建研究，2012（1）：11.

[8]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 中国信息安全，2016（5）：25.

责任编辑：周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