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

摘要：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中国智慧正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国家治理范本，亦成为与其他国家一道进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同步，离不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断提升，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则有赖于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中国亟须精心打造融通古今中外的现代话语体系，使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可以按照明确构建目标、夯实构建基础、优化构建策略的逻辑理路，来把握和构建中国的现代话语体系，使之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全球治理;现代话语体系;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1-0047-07

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无疑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同步，均离不开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关系向着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目标迈进。

当下，面对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动力不足的现状，中国积极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同时，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化现象，又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以促进世界文明在求同存异中和平发展。由此可见，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国现代话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构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自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这就不仅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具体路径。5000余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为我们构建现代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同时也奠定了深厚的现实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显著优势。因此，我们要以广阔的国际视野，通过树立“四个自信”去主动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独特价值及其魅力，科学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增强中国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明确中国现代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目标

一般而言，过多地调整、变换话语体系构建的目标，过多地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往往容易忽视现代话语体系自身构建的发展要求。而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国家和社会对话语体系构建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全面。因此，构建现代话语体系，需要具备相应的预设前提——就是要保证现代话语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必须明确其在构建过程中所应当包含的最基本的要素特征，即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与大众性。这些要素特征作为构建现代话语体系的价值目标，是人们长期以来对话语体系构建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认识，以及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

（一）增强民族性  提升话语阐释力

毫无疑问，思想理论若缺乏原创性，则很容易被同化。因此，我们在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民族性——讲好中国故事，显然只有中国人才最有发言权。具体来说，首先，现代话语体系不是简单地延续历史文化，而是既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留民族特性中共同的文化基因，又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创新原有话语体系。其次，现代话语体系也不是简单地照搬和套用历史模式和他国经验，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最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旨在解决中国问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经验。当前，为了兼顾话语内容的原创性和时代性，提升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阐释力，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彻底的实践性的理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发挥了先导性的作用，是现代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继续发挥和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第二，要强化“问题”导向意识，我们所要发现、分析并解决的应该是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的学术话语体系相对西方国家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少数理论工作者更将西方话语体系奉为圭臬，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这已经严重背离了中国话语体系自身的发展逻辑。第三，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审时度势，深入研究和应对新时代提出的课题与挑战，不断创新已有理论，使其能够解决或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难题和客观发展状态，从而使得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富于时代性  强化话语说服力

话语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因而不能不顾及自身发展与其他国家话语体系的发展而加以主观臆测。具体来看：一方面，话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每一种话语体系都是对特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同时，它的相对独立性又使得话语体系往往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因此，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处理好新旧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新的话语体系既不能停留原地，无所进益，也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割裂与旧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现代话语体系必须要在传统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之既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又能遵循话语体系自身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话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具有主体差异性，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还要处理好与其他国家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须知，话语体系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谁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谁就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话语权。事实证明，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话语斗争中均已引起强烈共鸣。中国自主设置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议题，逐步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既可满足国内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又能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可。步入新时代，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是要不断实现传统话语体系向现代话语体系的价值转换，进而推动中國话语体系不断向世界话语体系发生转变。若此，既可以夯实现代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又能够实现中外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融通。

（三）凸显大众性  增强话语渗透力

人所共知，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重点在于提升话语体系自身的影响力、感召力和说服力。这一构建过程并非简单的单向性运动，不是向人民群众不加分析和选择地灌输政治话语，而是要将其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去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实现“中国梦”的磅礴伟力，以达到凝聚价值共识、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因此，只有采取适合的话语传播方式，让理论具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渗透力，凸显话语体系的大众性，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实现现代话语的根本价值。具体而言：首先，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区分传播对象，以增强话语体系的针对性。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受众群体不仅包括国内人民，也包括与我们有着不同肤色、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外民众。为此，在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上，我们既应坚持“内外有别”，更应在不同国家的话语语境下坚持“外外有别”，用事实讲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谐”“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理念;用实践证明中国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价值理念之间的差别，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讲述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可以讲述外国的历史文化;不仅可以讲述历史中的中国，也可以讲述如今发展中的中国;不仅可以让国内人民讲，也可以让国外人民讲。其次，话语内容应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以增强话语体系的渗透力。我们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结合传统的民族话语和人民群众的日常话语，向人民群众讲述社会热点问题，改变“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表达方式，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夯实中国现代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础

中国现代话语体系具有社会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话语体系的构建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明确中国现代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目标，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必要调整，还需要夯实能够适应新时代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础。当前，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时代之问”，便是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着重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对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审视中国传统话语体系 夯实价值底蕴

毫无疑问，现代话语体系与传统话语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因而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传统话语体系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民族特色，熔铸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也彰显着中国人民共同追求国家繁荣富强的民族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传统话语体系作为涵养现代话语体系的重要源泉，其中既有丰富的思想精华，当然也有些许历史糟粕不能直接沿袭或照搬。因此，我们必须对传统话语体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全面了解传统语境下的话语体系，合理继承其中的优秀话语，并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吸收沉淀在民族文化中的宝贵气节，使浅表化的话语方式与深层次的民族认同契合起来，才能使传统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人民群众的诉求，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准则，从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起到凝神聚力的作用。

（二）提炼中国主导话语体系 丰富理论滋养

如前所述，话语体系构建不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凭空产生，其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为现实存在的人服务的。步入新时代，在中国社会上的话语体系以多元化的形式而存在，传统话语、西方话语、当代话语等交互出现，极易使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影响。因此，当下亟须构建起能够正确反映人民群众诉求的主导性话语体系，以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和进行日常行为规范，使之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保持思想意识的正确性和先进性。并且，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对其他价值观的引导和统领亦至关重要，相应地，主导话语体系也应在话语体系之中起到范导和支配作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由冲突走向融合，便是主导话语体系在其中进行引导和调节的结果。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导话语体系即是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实践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证明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等话语的科学性。在社会实践和日常活动的基础上提炼主导性的话语体系，这既是传统话语体系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现代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需要。

（三）回应西方现代话语体系 消除国别偏见

新时代的中国构建现代话语体系，需要着重解决的是“西强我弱”“落后失语挨骂”等问题。西方现代话语体系的发展相对成熟，但其话语体系中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思维，致使其凭借现代科技，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等永恒真理的幌子，裹挟着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向经济欠发达国家强势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现代话语体系更以其判断是非对错的价值准绳，为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借助国际媒体平台，以舆论引导的方式企图放大或歪曲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这在中国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造成冲击，更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却有一些学者热衷于推崇西方的学术理论、思维逻辑甚至评价标准，较多地关注西方的现实问题，反而对当代中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及其深层原因缺乏深刻研究”[3]。因此，如欲消除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方案等的误解和偏见，逐步消除中国对西方话语以及西式标准的依赖，就必须全面、系统、客观地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断总结和提炼具有独创性、先进性、科学性的中国方案，向世界人民充分展示凝聚在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方案中的话语自信。并且，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解读也要从“他塑”逐渐转变为“自塑”，借以不断提升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进而牢牢地将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把握共同价值话语体系 突破狭隘眼光

话语体系不是简单的词语堆砌，而是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在思想意识层面的体现。作为经济和科技实力等方面的理念载体，话语体系随着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而不断发展。“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4]异质文明之间能够交流互鉴，客观上反映了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揭示出文明交流互鉴是以文明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独立存在——不同的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才能发现异质文明的优秀文明成果，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在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唯一的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虽然在当代国际社会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却不能因此否定其他国家的话语体系。因此，我们要突破狭隘眼光，力图通过现代话语体系自身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着力构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费孝通语）的审美秩序和价值评判标准，从而体现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人类共同价值的“类特性”。我们所要构建的现代话语体系既要研究中国问题，实现“中国化”，同时也要研究国际问题，实现“国际化”。中国只有通過不断地加强中外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把握和运用中外之间的共同价值理念，才能更好地向其他国家阐述中国价值理念、传递好中国声音。

三、优化中国现代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策略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不断向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提出新的挑战。因此，中国现代话语体系构建既要考虑当下的现实需要，又不可忽视话语体系未来的发展趋势。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提升中国话语的表达能力，真正地将中国故事精准地、有效地传播出去，并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乃至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根据话语体系层次  不断提升话语论证能力

大体来看，中国的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三类或三个层次：日常性的民间话语体系、规范性的学术话语体系和严肃性的政治话语体系。其中，民间话语体系展现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状态;学术话语体系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政治话语体系则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或程度。三个层次之间不是简单相加，而是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我们要不断提升学术话语论证政治话语的能力。正确而深刻的学术理论能够为中国的政治生态及其发展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通过学术话语阐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民生”等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论证。而相应地，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宪政思想”“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均具有较深的学术渊源，这些思想论调的鼓吹者通过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企图消解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这恰恰是我国学术话语体系说服力不强的表现，因而亟须补齐短板。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不断提升政治话语凝练民间话语的能力和水平。话语原本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因此，为了使政治话语能够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我们必须深入生活实际去研究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关联性。

（二）建立话语阐释机制  凝聚话语价值共识

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经济全球化失序的国际形势下，各个国家如果仍旧延续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其结果就只能是加剧世界秩序的进一步失序。具体而言：第一，无论是在国内事务的处理还是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均需要充分发扬民主。有些國家可能受制于利益冲突，对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把握得不够全面。因此，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更好地调动与激发世界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是某些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而是全球利益的一体化。如果试图以牺牲他国利益来换取本国经济发展，到头来便只能是自食恶果。第二，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国，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并通过公共外交来形成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在G20、APEC、世界气候大会、国际卫生组织大会等国际会议上，强化具有价值共识的引导力，主动创设能够达成普遍共识的国际议题。包括新冠肺炎等在内的国际疫情、恐怖主义、环境保护、资源分配等问题，一直是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且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坚持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同步，在解决好本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基于国家治理成功经验向国际社会提供具有可行性的中国方案，为“天下大同”理念代言。

（三）融合话语传播媒介 形成多位一体的传播合力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新媒体在话语体系传播应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推进诸多类别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将大大提升话语投放的精准度和实效性。首先，我们要推进不同形态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随着媒介形态的多元化，各种重大国际事件会以视频直播的形式通过微博、推特、优兔等平台向世界实时播报，社交元素的投入也大大提升了受众群体参与时事热评的积极性;其生动有趣的传播内容以及多样化的传播形式，满足了世界上不同受众群体的精神需求。然而，尽管如此，在全媒体时代，我们仍须结合其他国家的发展实际灵活选择传播媒介。譬如，在非洲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网络覆盖率较低，在传播中国话语之时就应侧重于选择书籍、报刊等传统媒介;在经济发达地区，则应最大程度地利用国外网络平台，实现中国话语的高覆盖率。其次，为了提升话语投放的精准度和实效性，还需要建立以受众为主体的精准传播数据库。由于受众群体接收信息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性，并且，他们在接收信息后又会成为传播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大数据库，跟踪、采集、分析不同受众群体的思维习惯和话语特征等，在表达方式上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在此基础上，再依托国家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民间媒体的灵活性和平和性、自媒体的便捷性和自主性，进行实时分众传播，亦即分地区或分国家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播，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中国话语投放的精准度。

总之，在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不仅是展示文明多样性的现实要求，更是树立大国形象的必然之选。在加强国际间平等对话交流的过程中，构建不同于传统话语体系和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现代话语体系，不仅对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维护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新秩序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世界价值。“中国，将继续做国际形势的稳定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5]当前，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推动构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以更加真诚、亲和的态度面对世界，以更加完善的话语体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时代强音，才能使中国以昂扬而自信的大国姿态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并逐步实现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8-23（01）.

[2] 习近平论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选编[J].党建，2014（3）：7-9.

[3] 韩庆祥，陈远章.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N].光明日报，2017-05-16（15）.

[4]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9（6）：4-6.

[5] 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N].人民日报，2017-03-09（06）.

责任编辑：叶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