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松 王 慧

新制度主义发端于当代社会科学的宏阔背景与演进脉络，不仅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赋予了新的概念体系、命题模式和理论视野，还从范式转换的意义上推进不同学科的理论建构及方法工具的更新。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在多学科、多源流与多取向的研究背景下，借鉴历史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组织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文化人类学和公共政策学的新近成果，兼顾结构与能动、理性与文化、解释与诠释的制度分析路径，对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公共选择政治学发起有力挑战。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身份意识愈益高涨、研究议题趋于深入、学术交融不断凸显，国内政治学界也大致从1995年起持续关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突破性进展，并在二十余年间积累下丰富的学术成果。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1998年至2019年的CSSCI期刊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在呈现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全面审视当前重要文献，并整体把握今后发展趋势。

一、文献筛检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样本采自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收录的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数据库。首先在高级检索中设定主题词为新制度主义，年限设置为1998-2019，据此得到961篇有效文献。随后经反复筛检，剔除报告类、评论类、会议综述类文献，以及学科属性不清、主题有欠明晰、关联性不强的文献，仅保留271篇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文献。鉴于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包含多个流派，又将检索主题词分别设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组织分析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依次检索后补充17篇文献，最终确定有效总文献288篇(包括20篇译文)，时间为2020年3月20日。

本文主要采取信息统计分析、文献计量分析、知识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运用表格绘制、线性趋势及知识图谱分析途径，直观展示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现状、前沿议题与当前局限。在具体操作上，一方面依据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文献信息，运用信息统计法与文献计量法对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高被引文献及其被引次数的变化情况等相关内容进行可视化处理；另一方面将文献数据以Refworks格式输出存档并导入CiteSpaceV.5.6.R1软件，年度时间切片设定为1，阈值(C, CC, CCV)经多次调试设置为(0, 100, 100)，随后生成知识图谱。

二、1998-2019年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概况

通过考察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高被引文献、研究力量三个方面，大致可以明确1998年至2019年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年代分布直接体现研究成果在各年份的发表数量，也间接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热度的增减。高被引文献较具开创性和代表性，可据此掌握某一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与关键内容，并能够预判该领域的发展趋势。研究力量相关图表展现该领域的作者力量、机构力量和期刊力量，为了解文献来源以及作者之间或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提供必要参考。

(一)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

图1显示了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3年数量明显增加并首次突破10篇，究其原因，国内学者在这一时段内主要倾力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系统引介与集中译介。2010年、2015年以及2019年文献数量增幅较大，在前沿成果编译和制度理论阐释得到扩展的同时，以新制度主义综合框架或各流派视角分析现实问题的学术成果也日益丰富。国内研究者自2010年以来更加关注历史制度主义在内生性渐进变迁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及其适用性，建构制度主义的观念性及话语性分析也从多个方面强化了制度理论的解释力，这些因素可能促使该领域文献数量显著攀升。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2019年取得重要研究进展，相关成果不仅实现数量上的激增，而且在理论建构及现实应用方面进一步深化，国内学界对不同制度分析路径在关注力度上的差距逐渐缩小。

图1 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

(二)高被引文献

表1显示了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前20位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2006年以前的理论积累与现实探索阶段，由此可引申出三点重要认识：一是注重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引介，致力于获悉前沿成果并予以全面呈现，如何俊志所译经典文献《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关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起源、现实分析视角、自身发展不足以及相互整合潜力。①此类具有影响力的开创性译文成果，对于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持续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二是注意到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工具用于分析和解释国内现实问题的必要性与契合性，并已做出有益探索，如陈明明认为新制度主义是理解和说明中国政治的重要学理资源，进而推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有望在中国语境中取得重大突破。②三是相较现实研究，更偏向一般性理论阐释，如朱德米论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特点与新颖之处，指出新制度主义不仅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还致力于吸纳行为主义的相关研究方法。③

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起步阶段积极编译国外前沿文献并尝试分析现实问题，这有助于勾勒政治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的整体样貌并巩固本土领域的研究根基，但是在原创性、深入性及应用性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而言，可从高被引文献中看到理论取向与现实指引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在理论取向方面，国内学者论述新制度主义各流派沟通对话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同时结合本土语境和现实案例强化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及应用性，进而反思先前宏阔性与乐观性观点的不足。在现实指引方面，国内学者愈发娴熟地将实际议题纳入新制度主义研究框架，为制度理论的补葺完善和推陈出新创造客观条件。

表1 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前20篇高被引文献

图2呈现上述文献被引频次趋于增多，并在2007年至2019年处于全盛期。在2009年、2015年以及2018年文献被引量虽然出现骤减迹象，但随即回升则意味着早期介绍性文章依然备受重视。基于这一认识，还应注意到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可能也已发展至新阶段，相关议题、关注领域以及论述逻辑与此前较为不同，但先前文章因其理论探析和学术观点的权威性及有效性，仍然能在新阶段继续提供原材料、驱动力或风向标。依据近年趋势情况可以合理推断，这些文献的被引频次展现出的可观形势将会保持一段时间。引申而言，目前被引数量较少但极具创见与远见的文章，也有可能在未来步入核心文献序列并扮演重要角色。

图2 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高被引文献被引次数变化趋势

(三)研究力量

作者、机构及期刊三个方面支撑起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力量。通过检视288篇文献可以发现，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张贤明(吉林大学)、何俊志(复旦大学及中山大学)、曾毅(中国人民大学及中共中央党校)、戴扬(四川大学)、马雪松(吉林大学)等学者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就机构力量而言，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等主要学术机构在该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其发文数量大致与高产作者所在单位直接相关。作者力量图谱与机构力量图谱均显示，聚类评价指标Modluarity值远高于临界值0.3，并且几乎接近1，表明聚类效果比较好，上述分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Silhouette值在临界值0.5以下，表明作者之间或者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强。代表作者或机构的众多节点之间连线数量均比较少，也为弱合作关系提供佐证。

表2显示了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领域发文数量大于等于5篇的主要期刊情况，其中有《教学与研究》《国外理论动态》《理论探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国行政管理》《湖北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政治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学习与探索》《理论与改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公共管理学报》。需强调的是，本文所用的288篇样本文献来自131种期刊，上述13种主要期刊涉及99篇样本。主要期刊占全部期刊的百分比近10%，发表相关文献在数量上的比重则超过34%，对于推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展具有关键贡献和重要意义。

表2 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期刊力量分布(≥ 5篇)

三、1998-2019年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研究指标，鲜明呈现一篇文献的研究主题及核心主旨，运用知识图谱对高频关键词加以分析，有助于把握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整体演进历程以及热点议题。

(一)高频关键词分析

表3显示了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前20位高频关键词，从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前10位关键词及其频数是新制度主义(114)、历史制度主义(68)、制度变迁(51)、制度(29)、路径依赖(24)、理性选择制度主义(22)、制度主义(17)、行为主义(15)、政治学(14)和理性选择(11)。高频关键词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恰好是该领域的热点主题与核心议题。其二，国内学界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的关注程度并不均衡。现有研究的关切序列从高到低依次是，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建构制度主义，造成这种差异的缘由或许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传统密切关联。深植于政治学传统的历史制度主义，成为最早具有方法论意义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因具备系统简便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工具，以及在为政治现象分析提供微观基础方面优势突出，从而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日益占据要津。相对而言，建构制度主义由于兴起较晚而受到较少关注，传统根基较为牢固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2019年的新增文献表明这一趋势正在转变，国内学者增进了对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研究力度。其三，首现于2010年的关键词“观念”出现在高频词列表中，意味着国内学界的研究发生转向，对建构制度主义的关注程度和投入力度逐渐增加。建构制度主义中的话语制度主义主要由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提出，她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中的部分研究者开始转向观念和话语，一道分享话语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并创造出更具解释力的观念性及话语性逻辑，以此考察内生性制度变迁并扩展变迁问题的分析角度。④建构制度主义在本体性、分析性及方法性上显然具备不同于其他流派的优势，能够有效缓和新制度主义内部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蕴含着强劲的发展潜力。

表3 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前20个高频关键词列表

(二)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关键词聚类图谱全景式地呈现了1998年至2019年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演进路径，根据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合情况，可将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为以下四个部分。

其一，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演进研究，主要关键词有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和政治科学等。该部分内容侧重流派划分与范式发展，同时带有早期研究的烙印，介绍性研究成果所占比重较大。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初创阶段，一方面受到奠基者所述观点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延续国外政治科学的发展脉络，在批判与反思中继承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的丰厚遗产，因而特别强调理论源起与衍生逻辑等重要内容。

其二，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变迁的理论与现实研究，主要关键词有制度变迁、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学派、制度分析、方法论和比较政治学等。制度变迁研究方兴未艾，近期尤其关注内生性与渐进性制度变迁，能动性因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促进或抵制作用得到进一步重视。新制度主义各流派通过放宽自身边界以及调整严苛假设，在相互学习中接纳更多解释制度变迁的概念要素与动力机制，从多方面回应制度变迁解释不足的问题。换言之，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将制度变迁提上核心议程。⑤该部分内容更多涉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适用领域和关注对象，现实研究取向较此前更为清晰。从“方法论”“制度分析”等专业术语可以看出，新制度主义作为分析视角或研究工具已被运用于现实问题的讨论。此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与“比较政治学”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如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方法及旨趣上具有相通之处，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背景及其丰富内容也为推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进展提供有利契机。⑥

其三，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新的生长点研究，主要关键词有制度、分析框架、观念、话语和话语制度主义等。此部分内容相对集中而又独立，紧密围绕建构制度主义的关键概念与分析基础，尤为显要的“制度”一词体现出制度概念与制度研究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进行理论建构及现实分析的核心内容。⑦建构制度主义的阐释路径和分析方法拥有能动与结构交互建构的动态考察视角，有益于深刻揭示导致各种社会现象的内生机理，并有效解释面对复杂环境和不确定性问题时做出的政策选择及行为选择。话语制度主义强调实质性政策观念的作用，区别于以物质利益为认识基础的分析路径，“利益”“政策”也成为该部分的研究对象。⑧

其四，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制度研究，涵括政治制度的概念、类型及特征等内容，主要关键词有路径依赖、制度创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这一部分研究成果是对政治制度做出的一般性探讨，聚焦不同制度分析路径都有所关注的基本内容，并未体现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自身特色。但也正是这些基础性的制度议题将各个流派汇聚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旗帜下，并引发富有洞见的学术交流，政治制度可谓是定义了政治在其中发生乃至发展的总体框架。⑨该部分一方面通过“分析范式”“正式制度”两个词联结第一部分的三大流派，另一方面通过“路径依赖”一词联结第三部分的建构制度主义，表明新制度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各个流派的共同关切，研究者以此作为理论基石和分析框架并应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相比之下，该部分内容与建构制度主义尚未形成直接联系，反映出一般意义上的制度研究对话语分析缺少足够重视。

(三)整体演进历程分析

文献检视分析了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演进历程，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在1998年至2004年的奠基阶段，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呈爆发式突现，如“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等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这说明该领域的核心术语几乎在理论研究初期同时涌现，并被沿用于很少创设新概念的后续研究，体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学科特征。在2005年至2009年的起步阶段，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仍主要致力于成果引入及理论延伸，而且注重实证探索与理论研究相结合，解释范围和应用范围逐步扩大，相关成果逐渐增多。在2010年至今的转型发展阶段，新出现的关键词“观念”“话语”表明，建构制度主义的产生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建构制度主义反思制度议题中的理性行动与因果关联问题，广泛吸纳社会学、语言学和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其内化为自身理论基础并积极同其他流派进行竞争性思想对话与交锋，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赋予观念维度和沟通逻辑。⑩观念和话语制度分析路径被视为增强制度分析解释力及适用性的重要取向，不仅充实制度研究的概念框架与理论内核，而且能在有效弥合制度研究歧异见解的基础上，为分析现实问题特别是公共政策问题引入关键视角。

(四)主要热点议题分析

图3关键词突现图谱容纳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突变强度前11位的关键词，显示被引频次在某段时间内的突增和突减现象，据此可明确该领域研究热点发生重大转向的时刻，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发展趋势。

突变强度居于首位的“制度”一词是2001年至2008年的研究热点，其他关键词按照突变强度大小排序分别是政治学(2004-2008)、行为主义(2001-2005)、社会学制度主义(2004-2008)、路径依赖(2016-2017)和制度学派(1998-2003)，分别代表相应时间区间内的研究热点或理论前沿。2008年大致是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议题发生关键转向的分界点，前后十余年的研究领域及其核心议题分殊较大。2008年以前的研究密切围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其中“制度”“政治学”“社会学制度主义”等关键词的突变强度在2008年同时骤减后趋于稳定，且在一段时间内不再被当作重点关注对象。从“政制创新” “政治制度”“话语”“路径依赖”等关键词的突变信息可以发现，2008年以后关注观念、话语及政策的学术成果显著增多，以观念分析和话语分析来解释制度变迁或政策变迁的研究思路备受学界青睐，这也大致符合国外前沿探索的演进趋势。当前学者以路径依赖解释制度变迁时往往倾向于从外部探寻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难免存在局限性。虽然学界已经开始探索由权力、观念、制度等能动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引致的内生性渐进变迁，并注意到制度变迁与制度维系的关联性，但对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研究议题的具体阐释还需加以系统化拓展。

图3 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突变强度排名前11位的关键词(1998-2019)

四、整体审视与发展反思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者在扩展研究领域及深化研究内容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对一些关键议题缺乏全面系统的回顾检视。下文结合当前热点议题与研究局限进行总结与反思，尝试从中把握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取向及关键领域。

首先，相比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国内学界对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阐释、现实应用以及前沿跟踪等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学与社会学之间存在学科分野，不同研究背景和学科视域下的制度分析路径难以在同一假设及目标上达致融合。另一方面是因为蕴含理解政治制度重要视角的社会学或组织理论，未得到政治学研究者的应有重视。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意义建构与组织分析，兼顾运用不同制度分析方法，在扩展制度研究的理论内涵以及促进制度分析的理论建构方面，能够做出积极贡献。由于共享类似的理论关切与知识脉络，奠定早期研究基础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也可以为建构制度主义的发展累积重要理论资源。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近期研究超越整体主义的认识局限，承认个体能动性及其引发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既拓宽社会学或组织分析理论的适用领域，也有利于各流派有效互动并借鉴汲取对方长处。社会学制度主义在理论分析及现实应用方面均具有特殊优势，重视观念、认知及语言亦契合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观念和话语的研究关切。细致考察社会学制度分析路径的内在逻辑，合理运用其中有益成果，对于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长远发展十分必要。根据2019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进展可以推测，社会学制度主义有着较为乐观的生长趋势和客观环境，将为中国政治的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增添动力因素。

其次，作为制度分析的新视角与新取向，建构制度主义在丰富学术成果及拓展研究论域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建构论制度分析路径赋予观念及话语沟通方式以核心地位，为制度变迁提供更为灵活和能动的替代性解释，在公共政策的阐释方面同样极具优势。这意味着将建构制度主义同其他制度分析视角结合起来，既能推进解释复杂的政治生活与制度问题，又能增进各流派交汇贯通。在看到以上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应留意建构制度主义的相对不足，比如抽象的观念无法经由实践检验，利益、权力和制度等结构性要素得不到足够重视甚至仅被当作观念要素的衍生品，这些都会影响因果机制的精准判定。现有研究论述建构制度主义的发展趋势，或是注重观念对于解释制度变迁的效力以及政策领域适用范围的推广，或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侧重观念及话语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经验性应用，或是强调语言对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的作用以深入阐释内生性制度变迁。与之相应，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逐渐偏向政策型研究，公共政策的观念及话语研究成为重点领域。建构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同这一学科发展取向高度契合，应在反思及修正自身理论局限的过程中强化解释力及适用性。

再次，制度变迁研究方兴未艾，审视当前研究的局限与进展可为明确后续研究的着力点提供助益。需要指出，现有研究专注制度变迁可能会忽视制度维系与制度巩固的深层意义。制度维系与制度巩固不仅蕴含解释内生性变迁的有益资源，而且与制度变迁一起构成理解制度发展的关键维度，所以同样属于制度变迁主流研究议程的内容。从近期发展看，制度变迁的研究议题日趋深化，新制度主义各流派意识到渐进内生变迁很可能导致根本变迁。如历史制度主义在制度变迁研究的初期阶段主要关注外部因素与路径依赖，其后逐渐重视渐进内生变迁理论以深入探究制度变迁的发生机制。由此进行引申，制度变迁的原因错综复杂，立足单一分析视角或固定因素的现有研究无法有效解释复杂的因果关联。采用多重制度分析路径，凸显综合性分析框架的解释逻辑与理论效力，有助于揭示引致制度变迁的深层性因果机制。建构制度主义关注制度结构中的能动者如何运用观念及话语阐释意义，并致力于融合各流派的话语分析路径，使制度变迁的解释维度富有动态性与说服力，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克服其他三个流派过于强调均衡与稳定的理论局限，因此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变迁研究新的生长点。

最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涉及理论阐释与现实应用，解释现实并增强适用性是理论阐释的目的所在，也是制度分析的研究旨趣及发展取向。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基础，制度要素不仅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议题，还在经验层面上决定着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行。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对制度的含义尚无一致界定，为解析复杂现实与不确定性问题赋予弹性化空间，但同时也隐含着负面效应。就制度变迁的适用性而言，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蕴藏解释制度变迁的丰富资源，深入考察变迁的条件、方式及类型，对于推进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新制度主义综合多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在解释力度及适用范围方面占据优势，将从不同视角深刻阐释我国政治制度的建设、发展以及稳定的根本动力。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的世界性视野。在这一宏阔视域下开展跨国比较研究，能够发掘外在影响因素，进而在完善因果推论的前提下更好地推进国内政治实践。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研究与规范分析固然有其现实意义，但应避免陷入以理论简单裁剪现实的误区。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有效结合的关键是增强制度理论的解释力及适用性，而这仍待政治学研究者从理论与经验两方面积极关注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探索。

① 〔美〕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 ，何俊智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5期。

② 陈明明：《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关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三个理论视角》，《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③ 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④ Vivien A. Schmidt，“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Europe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2, no.1，2010，pp.1-25.

⑤ 段宇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述评》，《比较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2期。

⑥ 雷艳红：《比较政治学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1期。

⑦ 马雪松：《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述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⑧ B. Guy Peters,InstitutionalTheoryinPoliticalScience:TheNewInstitutionalism，London: Continuum, 2011, p.113.

⑨ James G. March, Johan P. Olsen,RediscoveringInstitutions:TheOrganizationalBasisof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p.19.

⑩ 马雪松:《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项学科史考察》 ，《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