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燕

一

二

三

但无论是兰普莱希特还是与他一起进入中国的美国“新史学”流派，其学术思想在民国时期并没有一枝独秀，它始终与考证派共存，甚至可以说，考证派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新史学”流派，并形成了一时的学术风气，成为王晴佳笔下具有“学术美德”的典范。⑧王晴佳：《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社会科学研究》2020 年第3 期。胡适是开创这种新的“学术美德”的人物，虽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但他显然并未服膺于母校的“新史学”，如果说胡适是个人兴趣所致，那么蔡元培和何炳松这两个早期就积极宣传兰普莱希特和鲁滨逊《新史学》的人物也支持考证派，就变得令人匪夷所思了。特别是何炳松，早在1924 年就出版了《新史学》，他却几乎于同时对胡适的考证大加赞赏。在德国和西方史学中几乎势不两立的史学流派，在民国时期居然可以得到同一拨人的支持。在民国学人的眼里，考证和新史学是不可相容的两种史学方法吗？他们真的理解双方背后的争执吗？蔡元培和何炳松等人是混沌的继承者、调和者，抑或仅仅是西方史学的“拿来”者？无论是何种立场，蔡、何等人的模棱两可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兰克史学与兰普莱希特史学在西方史学上的先后顺序，弱化了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试图从前者中走出来的时代思想背景，正是这种模糊不清为“考证派”在民国现代史学中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使得部分民国学人结合清代的考据学传统，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