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 霞

（甘肃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中国城市社会治理单元经历了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演变，在单位制时期，处于单位中的个体，涉及切身利益的事项，基本由国家（单位）包揽。但社区制时代，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向社区倾斜，个体利益尤其是个体共同利益的实现和维护，需要社区中个体的联合参与，而在日常治理中，居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难点，但2019年年底爆发于武汉、后蔓延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公众形成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居家生活状态，从社区的角度看，公众居家生活，减少人员流动，是在社区实行国家严防严控政策基础上出现的，基于应急管理时期出现的居民回归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与常规情况下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邓大才认为，利益关联是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重要内驱力，利益关联的紧密度决定了社区居民介入治理的事务和采取治理行动的程度[1]。杨莉认为，以需求为导向的治理能够激发居民主动持续地参与，实现精准治理，提高治理绩效[2]。颜玉凡、叶南客认为，认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推动居民持续参与的重要动力机制[3]。周亚越、吴凌芳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社区公共性的缺失，而社区公共性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居民在公共领域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即诉求是激发公共性的内生变量[4]。童星认为中国进入了“单位制”与“社区制”并存、“单位人”与“社区人”共处的时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