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舒兰

包括城市实体空间营建与管理法制设计的城市规划，对城市近代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日、韩[1]（朝鲜）三国，均经历了引入近代城市规划、改变传统都城营造制度和治理方式、展开城市近代化建设和建立市政管理体制的过程。

由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缘故，古代都城营造通常归属工部，治理则与户部、刑部有关，相关记载则一般可见于方志。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建立近代国家体制，其相应的空间体现——近代城市概念——也随之而入，东亚三国逐次开始其改造旧都城、建设新制度的实践探索。虽然各国对于“近代”[2]时间段的主流定义各有侧重，但是如果从城市近代化的总体路径来看，仍具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均有外国人聚居地（租借地）的前置引发和参考，均从道路改良开始建设实践和制度设计，再进而拓展建设范畴、引入更多种的技术方法，完成包括土地、规划、建筑等相关方面的制度设计。

当然，由于技术来源、接收土壤、条件基础等诸多差异，三国的发展也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尤其是中国，因其疆土宽广、政权割据和更迭频繁等原因，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样。同时，由于近代化过程中的频繁互动，包括早期派遣使团和留学生、中后期的日本侵占等因素，使得东亚近代城市规划的引入与发展，体现出主要路径显著且具有相关性和可比性等特征。因此无论在哪国的研究中，其他两国都会因其历史上的影响和交流，成为深入研究时无法回避的讨论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