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春 余国全

【摘 要】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已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话题、新热点，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研究者全面梳理了70余年来开展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概述建党纪念活动的基本内容，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建党纪念活动的功能价值。但现有研究也存在着研究材料的搜集不够、概念的界定不明确、研究内容不全面等问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关键节点，回顾和梳理有关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研究成果，把握这一研究的整体态势，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建党纪念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6-0102-08

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是为了纪念建党节日而专门举办的纪念活动，不仅有助于展示中共鲜活、多面向的实践和思想，还有助于展现中共不断发展、成熟和壮大的历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和梳理有关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就已经关注到这一领域，回顾了1938年中共首次开展“七一”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过程。随着21世纪中共纪念活动这一党史研究新领域的开辟，作为中共纪念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建党纪念活动的学术研究也随之兴起，并且随着时日的推进而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形成研究热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研究队伍快速发展，从陈金龙、胡国胜、魏建克等逐渐扩展到当下20余位研究者;其二，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符号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了交叉综合研究;其三，采用了文本分析法、计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其四，研究内容从最初纯党史研究的宏观历史考查，拓展到其本身的规模、方式、特征等细节归纳梳理，并延伸至其内在功能价值与外在历史价值等方面;其五，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主要包括1篇博士论文在内的4篇硕博学位论文，1部学术专著和10余篇期刊论文。有关中共纪念活动的相关研究也涉及建党纪念活动研究。此外，还有大量的纪实类和宣传类文章。学界关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来展开。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由来与历史演进研究

关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由来，研究者主要考察了“七一”建黨纪念日的确立与建党纪念活动的起源。建党纪念日的确立是建党纪念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关于“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的具体日期，有1941年、1938年和1937年的3种说法。1941年说的根据是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以指示的形式规定了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随后这一规定被全党逐渐接受。1938年说的根据是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的讲演《论持久战》，其中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共主要领导首次明确提出将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但是，揆诸1938年6月《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张闻天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以及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等文本资料，毛泽东提出的以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并没有引起中共高层共鸣”，当时中共中央也没有明确把7月1日定为建党纪念日。关于1937年说，高放指出，1937年7月1日周恩来所作《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说明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已商定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日加以纪念。陈金龙也认为，周恩来选择这一天作关于中共历史的报告，说明这时对中共建党纪念日期的选择已有所考虑。在学界的进一步探讨中，基本形成了共识：7月1日被确立为中共的建党纪念日，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作为建党纪念日已于1937年为党中央所考虑，但明确提议出来是1938年，被正式确立则是

1941年。

关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起源，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1938年5、6月间毛泽东所作的讲演《论持久战》，“对中共诞生的纪念活动从此拉开了帷幕”。但王松堂、陈金龙指出：“《论持久战》只是明确提议将7月1日作为中共建党纪念日，而关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发端，可追溯至共产国际筹划、实施的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其根据在于1935年12月米夫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制定《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明确提出要“为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做准备”，并且在1936年7、8月莫斯科进行了中共首次的建党纪念活动。但是梁化奎指出，此次建党纪念活动“并没有提出中共诞辰纪念日的确切日期”，因此不同于日后的“七一”建党纪念活动。此外，中国工农红军在1936年7、8月尚没有最终完成长征，三大红军主力也没有实现会师，为此国内没有组织重要的建党纪念活动。于是学界在相关研究探讨中达成了共识：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始于1936年，并于莫斯科进行首次纪念活动，而中共“七一”建党纪念活动则始于1938年，从此拉开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帷幕。

关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研究者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既有某地某一年份的微观过程研究，也有阶段性或整体性的宏观过程研究。在微观研究中，魏建克通过对中共诞生日纪念的文本解读，详细考察了1949年北平中共“七一”纪念从发轫到开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指出此次活动在纪念形式上承袭了中共抗战以来对“七一”纪念的基本样态，但在纪念内容上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纪念规模也取得了突破。在宏观研究中，魏建克系统考察了1938—1951年“七一”纪念活动的形成过程及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发展，全面展示了“抗战建国”时期、“反蒋建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过程。项韬则全面分析了1949—2011年间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具体揭示了中共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演进进程。陈金龙整体梳理了中共从1938年拉开“七一”建党纪念活动的序幕，到1941年开启建党纪念活动的常态化，再到新中国成立后70余年的建党纪念活动的演变过程。上述研究表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国外到国内，从不定期到常态化，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随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深化的

历史过程。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方式、特征和规模研究

有关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方式，研究者将建党纪念活动按照不同的分类依据进行分析，魏建克将建党纪念活动按照上下互动的运作模式分为党内“七一”纪念方式和工农大众的“七一”纪念方式两类方式。其中党内“七一”纪念方式具体包括召开纪念大会、发布纪念社论、刊发纪念文章（特刊）、组织纪念演出、学习（测试）、纪念会餐、梳理优秀典型、纪念贺电（信）、歌曲、诗词等形式。工农大众的“七一”纪念方式具体包括纪念集会、纪念演出、学习党史、参军参战、加入共产党、生产献礼、写贺信颂词、唱赞歌民谣等形式。傅玉能、胡国胜根据不同纪念目标属性、层级、参与者、规模、场地和时间等因素，将1949年以来党的纪念活动分为三类：一是会议方式的纪念;二是新闻、出版领域的宣传报道纪念;三是其他各类社会活动纪念。除此之外，于艳艳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建党纪念活动进行了概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会议纪念、文本纪念、文娱纪念等方式对建党进行纪念。

有关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特征，研究者在阶段性研究中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郭辉考察了从1938年建党纪念日的确立到1941年建党纪念活动正式展开的发展过程，认为“该过程从党内核心领导的提议开始，逐渐得到党内的认同并以中央文件形式最终定型，出现了制度化的特征”。陈金龙全面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脉络，认为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在1941年前后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中1941年前的建党纪念活动的特征为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形式较为单一，在党内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有限;而1941年后的建党纪念活动的特征为中共建党纪念走向常态化，成为中共周期性的纪念活动，纪念形式多样，且交替使用。张陈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举行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脉络，揭示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举行建党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是“不断走向成熟完善”。项韬系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建党纪念活动的时代特征。过渡时期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特征为：蕴含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目的;为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加油鼓劲;建党纪念活动简单朴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特征为：展现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演变为凝聚共识的政治仪式;为优秀文艺作品展演提供平台。“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年徘徊”时期的特征为：活动突出个人崇拜;纪念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色彩浓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特征为：活动不胜枚举;时间形成定制;成为理论创新的契机。

有关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规模，一方面是年度纪念的纵向比较研究，如傅玉能、胡国胜把1949年以来中共“七一”纪念的年度例行纪念与逢十大规模纪念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年度例行纪念未必每年举行，而党举行的各年度纪念活动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气氛最热烈的是‘逢十纪念活动”。另一方面是建党纪念活动的系统比较研究，既有年度纪念的纵向比较，也有建党纪念活动与其他纪念活动的横向比较。如魏建克针對1938—1951年历次“七一”纪念规模作了统计分析，指出“‘七一纪念活动的规模，1938年、1941年、1943年、1949年、1951年是处于上升的状况，并越来越受到党的重视和关注”。同时，他还比较分析了这一时期“七一”纪念活动与“七七”纪念、“辛亥革命”纪念、“三八”纪念、孙中山纪念、“十月革命”纪念、“黄帝、成吉思汗”纪念、“马克思纪念”等其他纪念活动，指出“从1938年到1951年中国共产党‘七一纪念的历史演进来看，其规模和受重视程度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功能价值和历史价值研究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价值，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关注建党纪念活动本身的功能，侧重研究建党纪念活动本身的内在价值;二是总结“七一”纪念活动的历史经验，充分探寻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价值。

有关建党纪念活动的功能价值，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具有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等3种功能价值。诸如赵宇认为“抗战时期‘七一纪念活动显著彰显了政治表达功能、社会整合和文化整合功能”。此外，一些研究者们具体分析了建党纪念活动中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并简要分析了其文化功能。在政治功能研究中，胡国胜认为建党90年来，党领导开展“七一”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体现出“七一”纪念在加强党的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及进行政治动员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政治功能。项韬具体阐明了1949年以来建党纪念活动所具有的3项政治功能：一是塑造党的光辉形象，夯实党的群众基础;二是完善政党制度，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三是深化党际交往，促进国家关系发展。吴晓璇则具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建党纪念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指出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作为政治仪式，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在社会功能研究中，陈金龙以新中国“七一”纪念活动为中心，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概括为总结党的历史、推进党的建设、实施政治动员、协调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5个方面。在文化功能研究中，黄万丽、汪锋谈到了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教育功能，指出“七一”纪念活动承载着大学生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蓝静丽则通过图像与党史记忆的关系，分析了中共建党纪念邮票所具有的保存党史记忆功能。

有关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价值，研究者既有在梳理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中，注重历史的整体价值探寻，又有以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为切入点，进行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党史人物评析等视角研究，从中挖掘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在某个方面的历史价值。在历史的整体价值探寻中，傅玉能、胡国胜概括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七一”纪念的三重效果：一是加强了党内团结，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发挥了党的整体功能;二是展现了党的良好社会形象;三是加快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吴志军深入分析1951年建党30周年的“文本纪念”活动，指出其对党史知识的普及、大众历史“集体记忆”的塑造以及党史研究热潮的推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冯留建、马雪梅总结了中共开展“七一”纪念活动的历史经验：运用文本纪念，建构集体记忆;围绕中心任务，实施政治动员;借助多种纪念形式，营造建党纪念氛围，充分探寻“七一”纪念活动的历史价值。郭辉梳理了建党百年中共诞辰记忆与诞辰纪念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七一”建党纪念在历史上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不仅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记忆，而且每个时代皆体现出重要的精神引导。在某个方面的历史价值挖掘中，诸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胡国胜指出“七一”纪念活动在总结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上，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党的建设方面，童小彪阐明了“七一”纪念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七一纪念是党的优势资源，是推动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刀萍则全面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思想建设所经历的四个阶段，指出中共以建党纪念活动为契机，从理论教育、历史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修养教育4个方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魏建克、郝身沛分析了1938—1951年间中共诞辰纪念与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的关系，指出中共诞辰纪念一方面最大限度强化党员对党的历史及中共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认同和记忆，另一方面建构了党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参照标准和评价体系。在党史人物评析方面，魏建克考察了毛泽东与“七一”纪念日的关系，指出中共“七一”诞生纪念日的确立，从政治意义上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贡献，也为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和巩固其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及推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张金才梳理了胡乔木所经历的从建党20周年到70周年“逢十”纪念的过程，指出胡乔木在中共建党纪念尤其是“逢十”纪念中充分发挥其“党内第一支笔”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总的说来，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在十余年间成为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在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概念的界定与阐明、研究内容的完善与深化等方面尚存不足，有待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改进。

（一）史料欠缺与材料相对单一

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研究，属于史学研究分支的纪念史学，历史学科的属性高度要求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这也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目前研究者使用的史料与材料，主要是《共产党人》《新华日报（华北版）》《解放日报》及历年的《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等党报党刊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文件选编，抑或《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邓小平文选》《杨尚昆日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献资料，并且集中于中央层面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缺少各地方的建党纪念活动材料，从而导致诸如从中央到省、市、县、乡等级级传导、层层发动的建党纪念活动系统性研究和各层级之间的比较研究难以进行。同时由于缺乏了对党内策划和参与建党纪念活动的组织以及人物的相关材料，这就忽视了纪念活动的“组织性”和“参与性”特征，严重限制了研究者对纪念活动实际组织和参与情况的了解，往往会导致研究与现实层面的实践活动相脱节。此外，研究者忽视了对党外文献、档案和报刊等材料挖掘，也忽视了收集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国、各党派团体对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相关报道的材料，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研究范围。

（二）概念界定不明或概念混用

概念的明确清晰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但现有研究成果中出现概念界定不明或概念混用的情况。可以说在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中，学界“对‘纪念活动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尚不明确”。因此对“纪念活动”存在不同的认知。同时学界对“建党纪念”“‘七一纪念”和“诞辰纪念”等概念有待于进一步厘清和说明。因为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日和诞辰日都存在着7月1日与7月23日的两种认知和理解，前者是约定俗成的规定，后者则是客观存在的史实。此外，“功能”“效果”和“价值”的概念也存在混用的现象，将建党纪念活动的功能、效果和价值基本等同，甚至混为一谈。虽然三者有着不少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价值与功能和效果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纪念活动的功能侧重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自身的“内在价值”;中共纪念活动的效果侧重于活动的“使用价值”，强调以纪念活动为媒介或平台所能产生的作用;中共纪念活动的价值不仅包含着中共建党纪念活动自身的“内在价值”，同时也包含着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使用价值”。

（三）研究有待深入

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基本内容和功能价值等方面，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作为新兴的研究主题，上述研究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的空间。首先，学界对建党纪念活动的由来和历史演进，关注度高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但是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尤其是要将新时代以来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纳入整体的历史演进研究中，梳理出新时代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与各个时期建党纪念活动的演进关系。其次，学界对于建党纪念活动的方式、特征和规模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部分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诸如特征研究和规模研究则是阶段性研究，缺乏对70余年中共纪念活动的整体性研究，同时规模研究也无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之间纪念规模的比较研究，不利于对其进行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最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价值研究，也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就功能价值研究而言，学界尚无专门关于建党纪念活动的整体性功能研究，在具体的功能研究中也缺乏针对文化功能的具体研究。就历史价值研究而言，学界有待进一步拓展更多的研究视域，加强整体性研究。同时在现有研究中，尚无借助建党纪念活动对历史事件的评析，也缺乏对毛泽东、胡乔木以外更多历史人物的关注，这就导致其历史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與诠释。因此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纳入更多的历史人物，构成一幅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研究的历史群像谱系，同时有必要拓展出相关的历史事件研究，从而打通历史人物、纪念活动、历史事件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推进建党纪念活动研究。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关键节点，学界有必要在加强研究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进一步界定和阐明相关研究概念的基础上，加强新时代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研究，尤其是建党百年的纪念活动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建党百年纪念活动的时代内涵与伟大价值。同时还需要整体把握70余年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脉络，全面梳理出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各个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不仅将各个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做纵向比较研究，还要将其与中共其他纪念活动做横向比较研究，有助于拓展中共建党纪念研究的学术功能。最后还要重点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庆祝中共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不仅是建党纪念活动的文本纪念形式之一，还是官方权威对中共党史一定时期的历程回顾与总结，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丰富思想内涵的党的光辉文献，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有助于充分发掘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研究价值。

[李永春，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国全，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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